【新唐人2016年12月20日讯】编者按:1999年腊月二十七晚，山东省龙口市下丁家镇残疾军人王文强，被绑架到镇政府，关进一个铁笼里。王吃尽了苦头，就这样在这里过了中国传统新年；直到正月初四，家人找人疏通才被放回。
洗脑班人员经常闯入王文强的家，并且常常半夜来。2个上学的孩子吓得直哭。王文强被逼离家，开始了2年半的流离他乡的生活……
明慧网报导，以下是法轮功学员王文强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的自诉：
1959年，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曾应征入伍。我在所在部队担任海上捕捞任务，每年出海时间较长，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业。恶劣潮湿的海洋气候、特殊的工作环境使我患上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虽经多次住院治疗，可病情越来越重，很多关节变形，被所在部队评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带病回乡。1985年7月，被县民政局安排在下丁家镇分院担任物资保管员。
为了治病，我查阅了很多医学资料，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对症治疗，每当发病时都是大把大把地吃药加外敷膏药，长期抗生素治疗使身体免疫力下降。90年代后，当地出现气功热，为了治病我开始习练气功，并征订气功杂志，了解了一些气功的超常现象。
1997年我有幸得到法轮大法。炼功后，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遇到问题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很快改掉了以前沾染的酗酒、抽烟等恶习。以前令多家医院束手无策的顽症类风湿及其它疾病都不翼而飞。
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恶毒诽谤和攻击，欺骗不明真相的全国及全世界民众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怀着一颗对政府信任、对社会负责的善心，去北京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半路被绑架截回，送单位非法拘禁，并被列为重点迫害对像单独关在一间屋里，不让和其他人接触。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把我绑架、非法拘禁迫害。
1999年12月，我再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遇上一个表面和善的人。但他其实是一个便衣，要我们去信访局。当我一上车，他们一伙人就变了脸，绑架我们到一家旅馆。登记名字后，我们被戴上手铐，塞到厕所里，在那里待了2个多小时。我还被勒索了100元钱。那时进京上访的学员特别多，我们乡镇就去了6名。从北京到回到单位的途中，我和当地一名学员被铐在一起20多小时。
回来后，单位院长当众大骂，并打我耳光。镇书记恶狠狠地说：“我让你活不出来！”
镇政府私设公堂，直接把我们拘禁在政府4楼“铁笼”里（铁窗、铁门，大小便在屋里）。第2天把我们绑架到下丁家医院4病房。2人一张床，家人送饭吃。我所在的单位2人去北京截访，他们的车票、宿费、吃饭、喝酒的钱都从我的工资扣取，共勒索我2,000多元。
只因为修炼法轮功，我被单位先后调为收款员，后被调到离家20多里地的一个村诊所，在药房取药。
2000年春的两会期间，我在诊所上班被镇政府莫名其妙地绑架到前夼村（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秘密迫害。
这次，镇政府多人直接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动用警棍、电棍。我被2人长时间毒打，2根电棍同时电击、胶皮棒毒打我的全身。我几次被打倒在地，身上到处是伤、瘀血。后被独自拘禁在一间小屋，里面没有灯也没有床。我一床薄棉裹在身上在水泥地上睡了34天。每顿饭一块玉米饼，每天按10元收费。每天上午上冻时，他们让我们刨土修路；下午化冻时，把我们叫到屋里听训斥。
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有的学员被打得休克，不得不抢救。
后来龙口成立了610洗脑班，在下丁家镇，离我所在单位不到一里路。不时从里面传出学员被迫害的消息。我看到非法拘禁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还有烟台芝罘区送过来的。
2001年6月20日，单位院长打电话让我到医院办公室一趟，告诉我要送我去洗脑班，拘禁的时间根据我的表现而定。我说要去厕所，然后趁机逃。哪知他们已经作了安排，会计室主任抓住摩托车后座，我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脸也摔破了。我挣脱后逃到山上。后来摩托车被锁在家属宿舍，家人多次到院方去要都不给，后来被他们送人了。价值6,500元的摩托车就这样没了。
2003年11月1日深夜，我流离失所在外，因提包里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材料，在招远被警察绑架。他们很快就查明了我的身份，这样我才知道自己早已被网上非法通缉。
我被连夜绑架到招远公安局，铐在暖气管子上，折腾了一宿。第二天，被戴上手铐、铁镣带到一间密室，坐在铁椅子上，两手腕分别锁在椅子两把上、两脚被锁在两只椅子腿上、腰部被一条铁链捆住，整个身体被捆得死死的。
他们开始对我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当天下午来了2个烟台芝罘区的610人员，一个陶处，一个姓于，指挥整个提审过程。招远610办案组人员用高压电电击我的耳朵、面部、脖子等敏感部位。他们几次给我灌下摧残大脑神经的不明药物，致使我的大脑记忆严重受损，至今没有完全恢复。
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我面部也被打得全是黑紫色，双腿不能行走，意识不清，昏迷过去。当醒来时，我已经在招远看守所了，生活不能自理，两个犯人来照顾我。
我的住处也被非法侵入、搜查。他们将我的私人物品：手提电脑、印表机、刻录机、塑封机抢劫一空，身上1,900多元的现金也被盗走。
在招远看守所，我受到非人虐待。每天早上一个玉米窝头、一块咸菜，中午、晚上一个小馒头和一杓没有任何油水的菜。并且天天被强迫劳动，捻豆、扎花、缝布娃娃。为了多提奖金，他们基本上天天逼迫我们干活到午夜12点以后。
一天晚上因炼功，我被杨姓副所长看到，被绑在铁椅子上狠狠地踢了一顿，拘禁一宿后送回了监室。
我在招远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了7个多月，家人多次去会见都不让见面。他们涉违法不通知家人上诉。
2004年3月，法院非法开庭，诬判我11年徒刑。2004年6月，我又被绑架到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
在省监狱教导员李伟、队长陈岩的授意下，迫害法轮功的手段不断翻新。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不能说话，24小时都有人看护，经常突然遭到清号搜身，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迫害，关禁闭、严管、隔离等。很多都是隐藏起来的迫害。这里真是牢中牢、狱中狱。
2005年5月，我被“严管”20天。在这些天里，我被逼每天坐在一个很矮的小凳子上，按规定姿势坐好并不准动，背背监规。每天2杯水，每顿饭一个馒头。晚上逼洗冷水澡，12点以后才能睡觉。有几次凌晨3点后才让躺一会儿。
犯人赵红勇说：这是他的天下，他说怎样就得怎样。有一次我刮胡子，没和他说，刚刮了一半，就被他把刮胡刀抢去。结果，硬是解除严管后，我才刮了另一半。
2005年迫害升级。监狱搞扩建，扒旧楼盖新楼，各地法轮功学员被送来的非常多。因没达到所谓的转化要求，我被分到五监区，那里几十个包夹人员监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讨好警察和减刑，经常制造事端，一不小心，法轮功学员就可能遭到迫害。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允许说话，还要写思想汇报。我曾被2次严管，共计3周时间。
2010年，我出狱回家。下丁家镇政府来车接我，医院也来了人。当地派出所又非法取我指纹、笔迹、照相，暗中监视我。我要求到单位上班，单位院长说我早就被院方开除了。单位拖欠的工资、所有的福利待遇都没有了，我只好到南山打工。
16年（编注：现已17年）来，江泽民绑架了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犯罪，许多人在无知的听命中坠入深渊，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对我和家人的迫害中，我只追究江泽民一人的责任，不想伤害任何人，希望每个人都走好自己的路。
江泽民所作所为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为维护法律尊严、捍卫合法权益，我特对江泽民提起刑事控告。
（文字略有编辑）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洗脑班人员经常闯入王文强的家，并且常常半夜来。2个上学的孩子吓得直哭。王文强被逼离家，开始了2年半的流离他乡的生活……
明慧网报导，以下是法轮功学员王文强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的自诉：
一、修炼法轮功顽症不医而愈
1959年，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曾应征入伍。我在所在部队担任海上捕捞任务，每年出海时间较长，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业。恶劣潮湿的海洋气候、特殊的工作环境使我患上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虽经多次住院治疗，可病情越来越重，很多关节变形，被所在部队评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带病回乡。1985年7月，被县民政局安排在下丁家镇分院担任物资保管员。
为了治病，我查阅了很多医学资料，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对症治疗，每当发病时都是大把大把地吃药加外敷膏药，长期抗生素治疗使身体免疫力下降。90年代后，当地出现气功热，为了治病我开始习练气功，并征订气功杂志，了解了一些气功的超常现象。
1997年我有幸得到法轮大法。炼功后，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遇到问题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很快改掉了以前沾染的酗酒、抽烟等恶习。以前令多家医院束手无策的顽症类风湿及其它疾病都不翼而飞。
二、风雨来临镇政府私设公堂迫害善良
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恶毒诽谤和攻击，欺骗不明真相的全国及全世界民众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怀着一颗对政府信任、对社会负责的善心，去北京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半路被绑架截回，送单位非法拘禁，并被列为重点迫害对像单独关在一间屋里，不让和其他人接触。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把我绑架、非法拘禁迫害。
1999年12月，我再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遇上一个表面和善的人。但他其实是一个便衣，要我们去信访局。当我一上车，他们一伙人就变了脸，绑架我们到一家旅馆。登记名字后，我们被戴上手铐，塞到厕所里，在那里待了2个多小时。我还被勒索了100元钱。那时进京上访的学员特别多，我们乡镇就去了6名。从北京到回到单位的途中，我和当地一名学员被铐在一起20多小时。
回来后，单位院长当众大骂，并打我耳光。镇书记恶狠狠地说：“我让你活不出来！”
镇政府私设公堂，直接把我们拘禁在政府4楼“铁笼”里（铁窗、铁门，大小便在屋里）。第2天把我们绑架到下丁家医院4病房。2人一张床，家人送饭吃。我所在的单位2人去北京截访，他们的车票、宿费、吃饭、喝酒的钱都从我的工资扣取，共勒索我2,000多元。
只因为修炼法轮功，我被单位先后调为收款员，后被调到离家20多里地的一个村诊所，在药房取药。
2000年春的两会期间，我在诊所上班被镇政府莫名其妙地绑架到前夼村（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秘密迫害。
这次，镇政府多人直接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动用警棍、电棍。我被2人长时间毒打，2根电棍同时电击、胶皮棒毒打我的全身。我几次被打倒在地，身上到处是伤、瘀血。后被独自拘禁在一间小屋，里面没有灯也没有床。我一床薄棉裹在身上在水泥地上睡了34天。每顿饭一块玉米饼，每天按10元收费。每天上午上冻时，他们让我们刨土修路；下午化冻时，把我们叫到屋里听训斥。
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有的学员被打得休克，不得不抢救。
后来龙口成立了610洗脑班，在下丁家镇，离我所在单位不到一里路。不时从里面传出学员被迫害的消息。我看到非法拘禁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还有烟台芝罘区送过来的。
2001年6月20日，单位院长打电话让我到医院办公室一趟，告诉我要送我去洗脑班，拘禁的时间根据我的表现而定。我说要去厕所，然后趁机逃。哪知他们已经作了安排，会计室主任抓住摩托车后座，我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脸也摔破了。我挣脱后逃到山上。后来摩托车被锁在家属宿舍，家人多次到院方去要都不给，后来被他们送人了。价值6,500元的摩托车就这样没了。
三、在看守所被迫害7个月
2003年11月1日深夜，我流离失所在外，因提包里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材料，在招远被警察绑架。他们很快就查明了我的身份，这样我才知道自己早已被网上非法通缉。
我被连夜绑架到招远公安局，铐在暖气管子上，折腾了一宿。第二天，被戴上手铐、铁镣带到一间密室，坐在铁椅子上，两手腕分别锁在椅子两把上、两脚被锁在两只椅子腿上、腰部被一条铁链捆住，整个身体被捆得死死的。
他们开始对我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当天下午来了2个烟台芝罘区的610人员，一个陶处，一个姓于，指挥整个提审过程。招远610办案组人员用高压电电击我的耳朵、面部、脖子等敏感部位。他们几次给我灌下摧残大脑神经的不明药物，致使我的大脑记忆严重受损，至今没有完全恢复。
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我面部也被打得全是黑紫色，双腿不能行走，意识不清，昏迷过去。当醒来时，我已经在招远看守所了，生活不能自理，两个犯人来照顾我。
我的住处也被非法侵入、搜查。他们将我的私人物品：手提电脑、印表机、刻录机、塑封机抢劫一空，身上1,900多元的现金也被盗走。
在招远看守所，我受到非人虐待。每天早上一个玉米窝头、一块咸菜，中午、晚上一个小馒头和一杓没有任何油水的菜。并且天天被强迫劳动，捻豆、扎花、缝布娃娃。为了多提奖金，他们基本上天天逼迫我们干活到午夜12点以后。
一天晚上因炼功，我被杨姓副所长看到，被绑在铁椅子上狠狠地踢了一顿，拘禁一宿后送回了监室。
我在招远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了7个多月，家人多次去会见都不让见面。他们涉违法不通知家人上诉。
2004年3月，法院非法开庭，诬判我11年徒刑。2004年6月，我又被绑架到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
四、在山东省监狱里遭迫害
在省监狱教导员李伟、队长陈岩的授意下，迫害法轮功的手段不断翻新。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不能说话，24小时都有人看护，经常突然遭到清号搜身，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迫害，关禁闭、严管、隔离等。很多都是隐藏起来的迫害。这里真是牢中牢、狱中狱。
2005年5月，我被“严管”20天。在这些天里，我被逼每天坐在一个很矮的小凳子上，按规定姿势坐好并不准动，背背监规。每天2杯水，每顿饭一个馒头。晚上逼洗冷水澡，12点以后才能睡觉。有几次凌晨3点后才让躺一会儿。
犯人赵红勇说：这是他的天下，他说怎样就得怎样。有一次我刮胡子，没和他说，刚刮了一半，就被他把刮胡刀抢去。结果，硬是解除严管后，我才刮了另一半。
2005年迫害升级。监狱搞扩建，扒旧楼盖新楼，各地法轮功学员被送来的非常多。因没达到所谓的转化要求，我被分到五监区，那里几十个包夹人员监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讨好警察和减刑，经常制造事端，一不小心，法轮功学员就可能遭到迫害。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允许说话，还要写思想汇报。我曾被2次严管，共计3周时间。
2010年，我出狱回家。下丁家镇政府来车接我，医院也来了人。当地派出所又非法取我指纹、笔迹、照相，暗中监视我。我要求到单位上班，单位院长说我早就被院方开除了。单位拖欠的工资、所有的福利待遇都没有了，我只好到南山打工。
16年（编注：现已17年）来，江泽民绑架了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犯罪，许多人在无知的听命中坠入深渊，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对我和家人的迫害中，我只追究江泽民一人的责任，不想伤害任何人，希望每个人都走好自己的路。
江泽民所作所为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为维护法律尊严、捍卫合法权益，我特对江泽民提起刑事控告。
（文字略有编辑）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