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钜贾川普逆流而上当选美国总统后，我发现川普祖父母的母语都是德语。1905年，他的祖父因祖母不习惯美国生活想重回故乡定居，却因未尽居民义务比如未服兵役等而被当地政府取消居留权，被迫离开巴伐利亚；而川普的三任妻子中两位都生长在曾经被共产党赤化的东欧，所以，我想评介川普一家的美国梦。可惜川普竞选美国总统前，未引起我关注，现在关于他的报导层出不穷，应接不暇，于是我想起与川普父亲（1905-1999）几乎同龄，也定居纽约并在那儿辞世的阿伦特（1906-1975）。1941年，阿伦特因逃避纳粹，抵达纽约，10年后入籍美国。那年她也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进入政治理论家的行列。在阿伦特看来美国好比“天堂”，而她也是到纽约后才产生国际影响。
阿伦特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的名家。她只认同保证居民个人自由的政治权威，拒绝被任何党派及其意识形态操纵或利用。她历来只发表个人观点并教导“批评性思考、判断与行动”。代表作是《责任律令》的犹太同行尤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与阿伦特从大学起就同道，与她很熟，评价很高：“她审视过的事物看起来会不一样。与她一起思考是一种道德行为。”
大概是在1995年，阿伦特的着作在台湾首发，目前大陆涉及阿伦特的中文出版物也越来越多。我乐见她被翻译成中文，进入大陆读者视野。可能因为她不曾剖析过中共的极权暴政，大陆体制内学者也在译介她。被鲁迅迷惑的大陆作者也在赞美阿伦特，其中一位表示：“阿伦特之所以值得我们记取和怀念，是因为在极权时代的黑暗中，她带给我们思想的光亮”。但愿大陆读者能通过阿伦特对世界的爱比较出红色偶像鲁迅的阴险邪恶，所以，我乐于在阿伦特冥诞110周年之际写出我如何通过她了解西方，反观故国。同时也想证实自己站在阿伦特的肩膀上，不可能落入民族自恋的窠臼。
阿伦特在纽约去世13年后，我进入她生活过27年的西欧，2016年是我到西方的第28年。六四屠杀发生后，我把副科从社会学改成哲学，目的是想搞清楚被共产党奉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1996年，阿伦特冥诞90周年，我在接受博士学位口试时，哲学的口试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与阿伦特。我不知阿伦特对我有多大的影响，但我毕业后无法回自己思念的故国安居乐业肯定与之有关。毕竟不少大陆人比我早出国，比我更有才，更用功，也在西方获得文科博士，但是依然可以回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我宁可在德国当临时工，也不愿回大陆当特权猪。
×阿伦特的根源
阿伦特属德语为母语的犹太裔，而大多数德语使用者都是耶稣的信徒，无论他们属哪门哪派，是否真信。耶稣信徒与犹太教的矛盾从身为犹太人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起持续至今，排犹、反犹与屠犹贯穿西方历史。导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及分派的马丁路德（1483-1546）就有反犹言行。是他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从而规范了德语，可想而知路德在德语区域的影响有多大。此后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发表后，因为作者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比如卢森堡都是犹太裔，导致无数人因为反共而反犹。
随着赤潮在欧洲的氾滥，像阿伦特一样生在犹太家庭，却不信犹太教，或像波伏娃（1908-1986）一样生在天主教徒家，但失去信仰的知识人越来越多。阿伦特父母也在此列，本是工程师的父亲婚前染上梅毒，婚后发病，影响了阿伦特的童年。7岁时父亲过世，14岁时母亲再嫁，后爸是位已有两个女儿的犹太富商。阿伦特在康德（1724-1804）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的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长大，并在少女时就开始阅读康德及她后来的博士导师雅斯贝尔斯（1883－1969）。
18岁时，阿伦特慕名到海德格尔（1889－1976）任教的马堡大学向他学习思考。大她近一倍已结婚生子的名师见她后就“被魔力击中”。在名师的追求下，初恋的阿伦特沦为偷情的小三，但没有失去自我，而是激流勇退，转到海德堡大学，向雅斯贝尔斯学会了坦诚、理智与责任，并在其指导下于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她在柏林与听海德格尔课时结识的君特斯坦恩（1902-1992）邂逅。斯坦恩笔名为安德斯，父母都是犹太裔心理学者，博士导师是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1859-1938），他比阿伦特大四岁也早四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男方的追求下两人同居并结婚。两人都在写作教授资格论文。夫妇俩与左派知识份子比如安德斯的亲戚本雅明（1892-1940）与布莱希特（1898-1956）都有来往，但与阿多诺（1903-1969）等不和。
希特勒向共产党学来宣传术并靠反共与反犹颠覆魏玛共和国后，本不关心政治与历史的阿伦特在1933年开始行动，收集针对犹太人的纳粹宣传，并被捕8天。成功出狱后，她带着对德国知识阶层的失望，步丈夫后尘逃亡法国。1936年，她在巴黎结识一位反纳粹的德国共产党员布吕歇尔（1899-1970），劳工出身的他让阿伦特感到既有爱情又有自我，于是结束与前夫的婚姻，但这不影响前夫资助她与第二任丈夫及母亲历尽艰辛，逃到美国。
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的阿伦特在纽约着书立说，积极生活，直到往生；而前夫则质疑美国及其投向日本的原子弹所代表的现代技术，于战后随第二任妻子迁居维也纳。他与阿伦特一生的共同友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尤纳斯。简言之，读阿伦特就像戴上她的眼镜看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西方思想史，我看到了西方学术的根源及侷限，包括生为人之困境……阿伦特有激情也有理性，虽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但通过她我了解了西方的多位名家，他们也多被译介到大陆。 ×回头看波伏娃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大陆上大学时就读过被视为女性主义开创者的波伏娃。那时饱尝匪共苦头的大陆知识人翻译出版了不少与共产主义相似的西方各种主义。波伏娃的终生伴侣萨特（1905-1980）则是存在主义的鼻祖。他俩反传统反道德，共同乱性，波伏娃还因引诱女中学生被取缔教师资格。
1955年9月至11月，毛共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把萨特与波伏娃请到大陆享受特权，还上天安门城楼给中共的国庆大典充当外国道具。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萨特的马屁《我对新中国的观感》。1957年波伏娃则发表美化中共暴政的长篇大论《长征》。他们不仅讴歌中共，也像鲁迅一样赞美苏联，俨然是国际共运驻法国特使。为了颠覆法国的宪政，他们滥用自由，不遗馀力。不过萨特还算有自知之明，当诺贝尔文学奖落到他头上时，他表示拒绝并发表宣言陈述理由。他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他只想做个自由人。因此，萨特对生长在中共极权暴政下的民众还可能会产生正面影响。
1964年，阿伦特发表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演讲，她指出，不仅要反思专制，追究政治责任，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两年后，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后，萨特与波伏娃却在巴黎积极响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法文报纸可能被取缔时，萨特宣布要当出版人，并与波伏娃一起上街散发该报。所以，萨特堪称欧洲68年“小文革”的发动者，更像毛泽东一样带头性乱或曰“性解放”。
萨特与波伏娃像阿伦特一样在一战前后出生，并在二战后成名，也都受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影响。1952年，萨特还专门到德国拜会反共的海德格尔，虽然他与乐居乡村的主人道不同。主人也对客人不以为然，让后生感到，他在与主人的礼帽说话。
阿伦特曾应邀为美国读者介绍过法国存在主义，其中透露她认同卡缪（1913-1960），批评萨特，而她自己则主动翻译介绍海德格尔并严格区分存在主义与存在论。
我到西方见了世面后，自然会发现波伏娃很变态，不到30岁我就断定波伏娃误入歧途，言行不一，女性主义不可取。波伏娃向坏男人学习并协同萨特造孽，让多名学生不幸，而阿伦特虽曾充当小三，又抛弃前夫，但她却能用爱去包容误入共产党的第二任丈夫及支持纳粹的初恋，让他们与自己都在爱中升华。
至今我看阿伦特，依然觉得她有现实意义。比如她的《专制下的个人责任》已翻译成中文，有助大陆读者意识到个人的责任并抵制特权的诱惑。自由需要代价，越早拒绝服从，付出的代价越小。真心希望更多的大陆人通过阿伦特明白不服从暴政是每个人的义务。
阿伦特的中文版我没读过，只查阅过相关评介，发现她针对纳粹干部艾希曼而使用的论点“恶的平庸性”进入中文后变成“平庸的恶”，而且得到传播，深感阿伦特的译文值得探讨。我还转发过在网路上流传的阿伦特的一句名言，最近才找到原文，纠正后，在此引用，算是藉此表白我早已像阿伦特一样是超越民族的世界公民，即使是我一再沿用的民国词汇“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
阿伦特：“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无论它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工人阶级或别的什么。我确实只爱我的朋友,我不具有另外任何一种爱的能力。尤其是爱犹太人，对我来说很可疑，因为我自己就是犹太人。”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阿伦特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的名家。她只认同保证居民个人自由的政治权威，拒绝被任何党派及其意识形态操纵或利用。她历来只发表个人观点并教导“批评性思考、判断与行动”。代表作是《责任律令》的犹太同行尤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与阿伦特从大学起就同道，与她很熟，评价很高：“她审视过的事物看起来会不一样。与她一起思考是一种道德行为。”
大概是在1995年，阿伦特的着作在台湾首发，目前大陆涉及阿伦特的中文出版物也越来越多。我乐见她被翻译成中文，进入大陆读者视野。可能因为她不曾剖析过中共的极权暴政，大陆体制内学者也在译介她。被鲁迅迷惑的大陆作者也在赞美阿伦特，其中一位表示：“阿伦特之所以值得我们记取和怀念，是因为在极权时代的黑暗中，她带给我们思想的光亮”。但愿大陆读者能通过阿伦特对世界的爱比较出红色偶像鲁迅的阴险邪恶，所以，我乐于在阿伦特冥诞110周年之际写出我如何通过她了解西方，反观故国。同时也想证实自己站在阿伦特的肩膀上，不可能落入民族自恋的窠臼。
阿伦特在纽约去世13年后，我进入她生活过27年的西欧，2016年是我到西方的第28年。六四屠杀发生后，我把副科从社会学改成哲学，目的是想搞清楚被共产党奉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1996年，阿伦特冥诞90周年，我在接受博士学位口试时，哲学的口试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与阿伦特。我不知阿伦特对我有多大的影响，但我毕业后无法回自己思念的故国安居乐业肯定与之有关。毕竟不少大陆人比我早出国，比我更有才，更用功，也在西方获得文科博士，但是依然可以回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我宁可在德国当临时工，也不愿回大陆当特权猪。
×阿伦特的根源
阿伦特属德语为母语的犹太裔，而大多数德语使用者都是耶稣的信徒，无论他们属哪门哪派，是否真信。耶稣信徒与犹太教的矛盾从身为犹太人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起持续至今，排犹、反犹与屠犹贯穿西方历史。导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及分派的马丁路德（1483-1546）就有反犹言行。是他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从而规范了德语，可想而知路德在德语区域的影响有多大。此后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发表后，因为作者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比如卢森堡都是犹太裔，导致无数人因为反共而反犹。
随着赤潮在欧洲的氾滥，像阿伦特一样生在犹太家庭，却不信犹太教，或像波伏娃（1908-1986）一样生在天主教徒家，但失去信仰的知识人越来越多。阿伦特父母也在此列，本是工程师的父亲婚前染上梅毒，婚后发病，影响了阿伦特的童年。7岁时父亲过世，14岁时母亲再嫁，后爸是位已有两个女儿的犹太富商。阿伦特在康德（1724-1804）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的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长大，并在少女时就开始阅读康德及她后来的博士导师雅斯贝尔斯（1883－1969）。
18岁时，阿伦特慕名到海德格尔（1889－1976）任教的马堡大学向他学习思考。大她近一倍已结婚生子的名师见她后就“被魔力击中”。在名师的追求下，初恋的阿伦特沦为偷情的小三，但没有失去自我，而是激流勇退，转到海德堡大学，向雅斯贝尔斯学会了坦诚、理智与责任，并在其指导下于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她在柏林与听海德格尔课时结识的君特斯坦恩（1902-1992）邂逅。斯坦恩笔名为安德斯，父母都是犹太裔心理学者，博士导师是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1859-1938），他比阿伦特大四岁也早四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男方的追求下两人同居并结婚。两人都在写作教授资格论文。夫妇俩与左派知识份子比如安德斯的亲戚本雅明（1892-1940）与布莱希特（1898-1956）都有来往，但与阿多诺（1903-1969）等不和。
希特勒向共产党学来宣传术并靠反共与反犹颠覆魏玛共和国后，本不关心政治与历史的阿伦特在1933年开始行动，收集针对犹太人的纳粹宣传，并被捕8天。成功出狱后，她带着对德国知识阶层的失望，步丈夫后尘逃亡法国。1936年，她在巴黎结识一位反纳粹的德国共产党员布吕歇尔（1899-1970），劳工出身的他让阿伦特感到既有爱情又有自我，于是结束与前夫的婚姻，但这不影响前夫资助她与第二任丈夫及母亲历尽艰辛，逃到美国。
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的阿伦特在纽约着书立说，积极生活，直到往生；而前夫则质疑美国及其投向日本的原子弹所代表的现代技术，于战后随第二任妻子迁居维也纳。他与阿伦特一生的共同友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尤纳斯。简言之，读阿伦特就像戴上她的眼镜看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西方思想史，我看到了西方学术的根源及侷限，包括生为人之困境……阿伦特有激情也有理性，虽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但通过她我了解了西方的多位名家，他们也多被译介到大陆。 ×回头看波伏娃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大陆上大学时就读过被视为女性主义开创者的波伏娃。那时饱尝匪共苦头的大陆知识人翻译出版了不少与共产主义相似的西方各种主义。波伏娃的终生伴侣萨特（1905-1980）则是存在主义的鼻祖。他俩反传统反道德，共同乱性，波伏娃还因引诱女中学生被取缔教师资格。
1955年9月至11月，毛共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把萨特与波伏娃请到大陆享受特权，还上天安门城楼给中共的国庆大典充当外国道具。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萨特的马屁《我对新中国的观感》。1957年波伏娃则发表美化中共暴政的长篇大论《长征》。他们不仅讴歌中共，也像鲁迅一样赞美苏联，俨然是国际共运驻法国特使。为了颠覆法国的宪政，他们滥用自由，不遗馀力。不过萨特还算有自知之明，当诺贝尔文学奖落到他头上时，他表示拒绝并发表宣言陈述理由。他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他只想做个自由人。因此，萨特对生长在中共极权暴政下的民众还可能会产生正面影响。
1964年，阿伦特发表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演讲，她指出，不仅要反思专制，追究政治责任，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两年后，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后，萨特与波伏娃却在巴黎积极响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法文报纸可能被取缔时，萨特宣布要当出版人，并与波伏娃一起上街散发该报。所以，萨特堪称欧洲68年“小文革”的发动者，更像毛泽东一样带头性乱或曰“性解放”。
萨特与波伏娃像阿伦特一样在一战前后出生，并在二战后成名，也都受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影响。1952年，萨特还专门到德国拜会反共的海德格尔，虽然他与乐居乡村的主人道不同。主人也对客人不以为然，让后生感到，他在与主人的礼帽说话。
阿伦特曾应邀为美国读者介绍过法国存在主义，其中透露她认同卡缪（1913-1960），批评萨特，而她自己则主动翻译介绍海德格尔并严格区分存在主义与存在论。
我到西方见了世面后，自然会发现波伏娃很变态，不到30岁我就断定波伏娃误入歧途，言行不一，女性主义不可取。波伏娃向坏男人学习并协同萨特造孽，让多名学生不幸，而阿伦特虽曾充当小三，又抛弃前夫，但她却能用爱去包容误入共产党的第二任丈夫及支持纳粹的初恋，让他们与自己都在爱中升华。
至今我看阿伦特，依然觉得她有现实意义。比如她的《专制下的个人责任》已翻译成中文，有助大陆读者意识到个人的责任并抵制特权的诱惑。自由需要代价，越早拒绝服从，付出的代价越小。真心希望更多的大陆人通过阿伦特明白不服从暴政是每个人的义务。
阿伦特的中文版我没读过，只查阅过相关评介，发现她针对纳粹干部艾希曼而使用的论点“恶的平庸性”进入中文后变成“平庸的恶”，而且得到传播，深感阿伦特的译文值得探讨。我还转发过在网路上流传的阿伦特的一句名言，最近才找到原文，纠正后，在此引用，算是藉此表白我早已像阿伦特一样是超越民族的世界公民，即使是我一再沿用的民国词汇“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
阿伦特：“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无论它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工人阶级或别的什么。我确实只爱我的朋友,我不具有另外任何一种爱的能力。尤其是爱犹太人，对我来说很可疑，因为我自己就是犹太人。”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