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孽海花》，赛金花和名臣洪钧的故事，书中诚然情节起伏，然而，看写到张佩伦，才顿时激动起来----呀！这是张爱玲的祖父呀，他在这里呀！
张佩纶穷苦出身，籍贯河北丰润，张爱玲说那里乡野荒僻，“比三家村只多一家。”张佩纶京试后，一举成名天下知，年轻时所有的书生意气都是相似的，他在朝廷上左参一本右参一本，提出改革意见，一时间参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也参了李中堂。然后，去派去福建，率领北洋水师抗击外寇，北方来的不谙水性的书生，败仗，获罪，被流放到黑龙江。再回京时，李鸿章不计前嫌地招他为幕僚。偶然，在他的书房见到他娇养在闺中的小女儿，惊鸿一瞥。在中堂的暗示下，他翻阅到小姐写下的诗。当中那一句“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是深入肺腑的知己之言，格外地抚慰这位流放书生的心。他潸然泪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失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 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盱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侯.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豕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这样的情节，还有这样的诗文，都是身为读者的我们所熟悉的。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有《红楼梦》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一路读下来。府邸深沉的钟鸣鼎食之家，失意的人总是要赋诗的，一心精忠报国的书生们，是我们熟悉的从前的中国的情节。
张爱玲在她的私人影簿《对照记》里，以晚辈惯常的忤逆，商榷“基隆”是不是“鸡笼”呢？据说这首诗也并不是祖母写的。然而，她家祖父祖母，也并非不谙文墨，不风雅的----他们是隐居于小园林的神仙眷属，还曾合伙着书呢。写过食谱，虽然那食谱在孙女儿的眼里，照样地并不高明。合写过一部武侠小说呢，当然，是内刊，印了几十部，仅限于家庭成员内部发行——她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世人承认的她不承认，世人认定的她否定。然而，她的祖父祖母，是好姻缘，好眷属。在岁月里不刻意记起，也令她刻骨铭心。她这样写：“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是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她写他们的时候，已然孤老一人，看得见的来日无多。她冲淡的笔调，然而无限深情地写下：“我没赶得上看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照记》出版于台湾皇冠出版社，翌年，张爱玲便逝世于洛杉矶。在世人眼中，《对照记》是张爱玲对读者，对人世的告别，一个苍凉的手势。在这最后的文章里，没有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影子，也看不见她详细着墨的人生经历。她倒是深情地讲述着她的祖父祖母——终其一生，她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她的家族。我想，那不仅仅是一种血脉的联系。更本真地，是她生活在那个家族里，一如她终生住在《红楼梦》里。
这是一种回归，如落叶在风中辗转，飞旋，彷彿向着天空奔去，却终于叹息着，被大地揽入怀抱。
二弟弟
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与亲戚间一概不往来，却忠实地记得他们的故事，那些高墙大院的家族里，错综缠绕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创作，取材于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长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对照记》和《小团圆》里，她都写到父亲饭后消食的习惯——绕室吟诵古书，滔滔地不歇气的样子，会觉得心痛。因为这满腹诗书在新的时代，毫无用处。
后来写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逐渐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们晓得，《花凋》里头，“酒精里泡着的孩尸”，“自民国以后时间就没长进”的舅舅家，是极恼恨她的。
她分明是爱着弟弟的，为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自己住到母亲家后，对着浴室里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他来，送他去学骑马……”,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她逃出家后，弟弟也不堪抽大烟的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着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然而，母亲向弟弟解释，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着泪，带着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儿童的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她记恨着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地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着“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着经理人事，于是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小团圆》里，她反反覆覆提及，反反覆覆地写。
她看着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这夫妇二人抽鸦片时，弟弟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着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而且好脾气得不得了，而张爱玲的性情，最是狠毒，绝决的。再大一点，弟弟渐渐地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二叔糊涂，娘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无智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满志地计画“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着道：“你不要再说了呀。”
后来，张爱玲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后头看她弟弟张子静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小说里头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在美国与劫后馀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写信向她要钱，她则回信抱歉地说帮不上他——依然是一样的情节，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伸手要钱，以及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这样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抡起烦难，她板着指头也能诉苦诸多。
在《小团圆》里，她写她家的那些仆人们，那里还保存着一个伦理的乡村社会，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的睡着人，总是有从安徽乡下来的，仆人的亲族乡亲人等。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她的。这些穷苦的乡下人，还是有着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饱读经纶，脑子里都是西来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东西，钱攥得紧紧的，儿女亲情都是累赘，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可以被收买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而她的母亲，则是五四精神的最强有力实践者，她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抛下儿女，过了自在潇洒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
然而，纵观她们的际遇，没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们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那样的燃烧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从前喜欢这个弟弟，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都是从报上得知的。
“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舔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地奔走谋生，父亲花光了所有的钱，装聋作哑从来不提给他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教书，终其一生孤单一人。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地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三
如她在书中招供的，这一生，令她为之受尽了熬煎，吃足了苦头的人，便是瑞秋和邵之雍——她的母亲，胡兰成。因为，她爱他们。在她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爱她的母亲，她美丽的，行踪自由，无法把握的母亲；22岁她以这样的一份热情爱胡兰成，直到他证明自己的不可爱。
究其根本，在生命的质地上，瑞秋和邵之雍——张爱玲的母亲，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是一类人：漂亮的浪子，在人世间任意徜徉，带着许多的才气，许多可爱的行头，她眼巴巴，热忱地爱他们，儿时的张爱玲站在床头，看母亲为着出洋，带着女仆整理行李，一样样精致的小物件在传递……很多年以后，胡兰成亦是一个带着箱子轻快来去的男人，带着他的公务、一身未了的、新惹的种种风流韵事。他在清晨出门，吻她，带着风霜的气息。他们都是在外头的大世界里长袖善舞、风流倜傥的男女。
而张爱玲,终其一生，是个宅居在房间里的女童。
看她写瑞秋(母亲黄逸梵)，回国后在上海的公寓里，总是有下午茶，西式的下午茶，鲜花，茶点，灯光，情调足够，在约好的时间内按响门铃走进来的绅士。这时候，女儿就需要出门去，让出空间给母亲和她的男友。她走在下午的楼顶平台，风荒芜地吹过，她转来转去，心里激越地想着：是不是要从楼顶上一头栽下去？才能向瑞秋表明----她是真的不过意的！
她不过意花她的钱，住她的公寓，碍手碍脚地妨碍她重建新生活，瑞秋在信上给远方的男朋友写信，娇滴滴地报告每天的生活内容，不外是聚会或画画，慈善筹款等等名媛的行径。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会。这样的信件是既叫人难堪，又令人难过的，在她芳心柔曼，柔情似水的情感里，巴不得自己没有离婚的经验，没有一对仳离的儿女-----她的女儿个头太高，性情太怪异，她的儿子饱受后母欺辱，被父亲随意撒气，不能接受新式教育，渐渐地越长越猥琐，一个儿时人人称道的漂亮小男孩，到底没有漂亮起来。她的后院的人生哀鸿遍野，情伤处处。男人被她吸引，又碍于她的失婚身份，始终定不下主意来娶她。然而，她活得很兴头，一径扮演那个美丽的，富有的，未嫁的，有学识有才情的东方女子。她铺排的锦绣场面，兀自将这个拖油瓶女儿，因无处安置而推得扁扁的贴墙而立------终其一生，张爱玲的内心，依然是那个惶惶然的童女。
她末了执意地还给母亲二两金子，这风流一世、先锋摩登的女子，慌张申辩道：“虎毒不食子哎……”,她一生的种种先锋行径，至此，变成生怕女儿看不上眼的不堪，竟然如此哭诉道：“我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这真是惨淡的景象，文中的九莉，张爱玲，在心里淡淡应对:不要也没有了，别的都没有了。
她母亲晚年在法国，临死前写信给她“如今就还想见你一面”——她没有去。一个美丽而自私的母亲，作天作地一辈子，老死异乡。受够她伤害的女儿没有前往，去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样的无情意的人生，看了实在是叫人骇然。连感想都无，只觉得一种平静的了然，骇然。
和她同时代的杨绛，曾经在她的晚年颇为不屑地提及四十年代同在上海时的张爱玲，说她是没有家教的女子。这话于人山人海的张迷，相当刺耳，然而，我们也不是不懂道理不体察世事的，怎么说呢，杨绛是有道理的。然而，若张爱玲的家不曾分崩离析，有家长做主，她大抵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嫁给胡兰成，也不会在香港任性地中断她的学业。没有一纸学位证书，让她后半生在美国，求职过程一直不展眉。
她去游台湾，深入当地人居住地，在市井街巷间看见一种当地土着用来蒸点心的竹制笼格，环环相套。她觉得此物惊艳，应该拿去纽约第五大道，给那橱窗里的花布裙衫系做腰带，一定漂亮。张爱玲的研究者夏志清老人，曾数次叹息张爱玲的一生不遇。他痛惜她的才华不曾有过机遇实践。她从小就喜欢设计服装，实在是应该去住在纽约，去第五大道开一家时装设计公司。她应该住在曼哈顿，写滚滚红尘深处最繁华最镜花水月的故事，那是她熟悉的世界，是她的志趣所在，她能洞悉一切，感受一切，描画一切。然而，现实之中，这样一个由心而发的，本份的愿望，她从来没有机会实现。她一直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生活，不停地搬家，从华府到西部，没有一个地方是她喜欢的。
在《小团圆》里，她写到九莉后来在美国嫁的那位丈夫，大抵是她生活原型中的莱雅吧。她认为他爱她只是因为他已经足够的老，当年那个名校毕业，游荡于好莱坞的青年才子，当然是不会青睐这样一个古怪，高瘦如鸬鹚的女子的。好在现实之中的莱雅十分爱惜她。
她写到了堕胎的情景，虚弱的产妇躺在床头，莱雅买回来一只烤鸡，自己吃，也让她吃。她当然是吃不下的。这简直是太折磨人的细节，一个堕胎的产妇，没有任何汤水的滋补，只是一只油汪汪的美式烤鸡，木渣渣的肉，吃下去赖以活命。
有在美国的张迷有幸读到莱雅的晚年日记小札，记载他每天下午离开公寓出门去散步，无论风霜雨雪天，为着给张爱玲留出独处的几个小时的写作时间。他们的食物很简单，最高频率出现的是义大利披萨饼。
在那个时候，六十年代初期，去纽约生活是她的梦想。她雄心勃勃的规划过，电影编剧，英文小说出版，她的纽约梦。然而，丈夫随即中风，卧床不起，丧失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她伺候病榻之前，所有的梦想全来不及实现。
莱雅逝世后，她则全然成了一个避世的隐者。
张爱玲的晚年，根据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文章，那是一个随手搬家，所有器物都可随身携带的晚年。她所有的文件都用一只一只大购物提袋装着，一架携带型的梯子便于她爬高取物，这便是全部的家俱，搬家时一台出租车便可运完。她找房子不在意炉灶，因为她不会做饭，不用锅碗瓢盆和灶具。她生命最后时期栖居的公寓里，唯有一架烤箱，拿来热点简餐，吃的食物都是最方便的那种，类似美国人的电视餐，吃完了连餐具一并扔掉。因为营养不够，于是喝牛奶补充。她的牙齿全都坏了。因为她一直吃得很坏。饶是如此，她也始终不曾学会做饭。丈夫死后的那些年，她辗转在荒凉的美国西部汽车旅馆，躲避一种南美跳蚤，躲避热情寻找她的人。我时常臆想，她的皮肤病，有没有可能是饮食差，导致体内长期缺失某种维生素所致的皮肤抵抗力差呢？
公寓的房东逼着要张爱玲请人打扫卫生，清洁房间垃圾。这对于避世的张爱玲而言，有人要一周进出几次，简直是要她的命——当然是不肯妥协的，于是闹到要重新搬家的地步。她给林式同写信，要重新找房子。她晚年也基本不拆信，大抵旧友们对此都存一份雅意的担待，他们并不计较。然而账单她也懒得拆，按照美国人的规矩，她大抵是有被划入信誉堪忧的危险罢。当然她不在乎。
她的身份证件全在搬家中丢失了，忍受这些不便，大抵是她的长处，然而不得不去补办这些，的确是要她的命。她始终是怕人，怕俗世的琐碎劳神耗损。
这样生活的她，并不比她儿时长进多少，那个不会削蘋果，不会划火柴，不认识路，在一间房子里住了很久，并不知道电灯开关在哪里的天才儿童。根本上，这是大观园里的女子，一个人跑到红尘深处，真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这一生的。
看她，总是让我想到荣国府宁国府败落后，那些流落的王孙小姐。曹雪芹被未完的小说里，宝玉去做了更夫，长夜尽头回到家，是不是便是这样潦倒的栖身之所？没有了温暖的，宜悦的，凑手的，养神悦目的日常细节。那些茗茶，点心，熬粥的小火炉，乡下送来的菜蔬瓜果，知根知底的贴心佣人的相伴......他们的生命趣味所在，便只用来频频回首，追忆似水流年。而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磨损的，让人失却尊严的俗世熬煎。
----------未完待续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张佩纶穷苦出身，籍贯河北丰润，张爱玲说那里乡野荒僻，“比三家村只多一家。”张佩纶京试后，一举成名天下知，年轻时所有的书生意气都是相似的，他在朝廷上左参一本右参一本，提出改革意见，一时间参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也参了李中堂。然后，去派去福建，率领北洋水师抗击外寇，北方来的不谙水性的书生，败仗，获罪，被流放到黑龙江。再回京时，李鸿章不计前嫌地招他为幕僚。偶然，在他的书房见到他娇养在闺中的小女儿，惊鸿一瞥。在中堂的暗示下，他翻阅到小姐写下的诗。当中那一句“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是深入肺腑的知己之言，格外地抚慰这位流放书生的心。他潸然泪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失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 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盱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侯.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豕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这样的情节，还有这样的诗文，都是身为读者的我们所熟悉的。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有《红楼梦》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一路读下来。府邸深沉的钟鸣鼎食之家，失意的人总是要赋诗的，一心精忠报国的书生们，是我们熟悉的从前的中国的情节。
张爱玲在她的私人影簿《对照记》里，以晚辈惯常的忤逆，商榷“基隆”是不是“鸡笼”呢？据说这首诗也并不是祖母写的。然而，她家祖父祖母，也并非不谙文墨，不风雅的----他们是隐居于小园林的神仙眷属，还曾合伙着书呢。写过食谱，虽然那食谱在孙女儿的眼里，照样地并不高明。合写过一部武侠小说呢，当然，是内刊，印了几十部，仅限于家庭成员内部发行——她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世人承认的她不承认，世人认定的她否定。然而，她的祖父祖母，是好姻缘，好眷属。在岁月里不刻意记起，也令她刻骨铭心。她这样写：“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是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她写他们的时候，已然孤老一人，看得见的来日无多。她冲淡的笔调，然而无限深情地写下：“我没赶得上看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照记》出版于台湾皇冠出版社，翌年，张爱玲便逝世于洛杉矶。在世人眼中，《对照记》是张爱玲对读者，对人世的告别，一个苍凉的手势。在这最后的文章里，没有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影子，也看不见她详细着墨的人生经历。她倒是深情地讲述着她的祖父祖母——终其一生，她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她的家族。我想，那不仅仅是一种血脉的联系。更本真地，是她生活在那个家族里，一如她终生住在《红楼梦》里。
这是一种回归，如落叶在风中辗转，飞旋，彷彿向着天空奔去，却终于叹息着，被大地揽入怀抱。
二弟弟
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与亲戚间一概不往来，却忠实地记得他们的故事，那些高墙大院的家族里，错综缠绕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创作，取材于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长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对照记》和《小团圆》里，她都写到父亲饭后消食的习惯——绕室吟诵古书，滔滔地不歇气的样子，会觉得心痛。因为这满腹诗书在新的时代，毫无用处。
后来写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逐渐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们晓得，《花凋》里头，“酒精里泡着的孩尸”，“自民国以后时间就没长进”的舅舅家，是极恼恨她的。
她分明是爱着弟弟的，为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自己住到母亲家后，对着浴室里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他来，送他去学骑马……”,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她逃出家后，弟弟也不堪抽大烟的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着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然而，母亲向弟弟解释，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着泪，带着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儿童的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她记恨着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地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着“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着经理人事，于是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小团圆》里，她反反覆覆提及，反反覆覆地写。
她看着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这夫妇二人抽鸦片时，弟弟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着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而且好脾气得不得了，而张爱玲的性情，最是狠毒，绝决的。再大一点，弟弟渐渐地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二叔糊涂，娘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无智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满志地计画“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着道：“你不要再说了呀。”
后来，张爱玲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后头看她弟弟张子静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小说里头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在美国与劫后馀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写信向她要钱，她则回信抱歉地说帮不上他——依然是一样的情节，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伸手要钱，以及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这样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抡起烦难，她板着指头也能诉苦诸多。
在《小团圆》里，她写她家的那些仆人们，那里还保存着一个伦理的乡村社会，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的睡着人，总是有从安徽乡下来的，仆人的亲族乡亲人等。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她的。这些穷苦的乡下人，还是有着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饱读经纶，脑子里都是西来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东西，钱攥得紧紧的，儿女亲情都是累赘，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可以被收买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而她的母亲，则是五四精神的最强有力实践者，她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抛下儿女，过了自在潇洒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
然而，纵观她们的际遇，没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们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那样的燃烧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从前喜欢这个弟弟，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都是从报上得知的。
“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舔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地奔走谋生，父亲花光了所有的钱，装聋作哑从来不提给他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教书，终其一生孤单一人。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地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三
如她在书中招供的，这一生，令她为之受尽了熬煎，吃足了苦头的人，便是瑞秋和邵之雍——她的母亲，胡兰成。因为，她爱他们。在她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爱她的母亲，她美丽的，行踪自由，无法把握的母亲；22岁她以这样的一份热情爱胡兰成，直到他证明自己的不可爱。
究其根本，在生命的质地上，瑞秋和邵之雍——张爱玲的母亲，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是一类人：漂亮的浪子，在人世间任意徜徉，带着许多的才气，许多可爱的行头，她眼巴巴，热忱地爱他们，儿时的张爱玲站在床头，看母亲为着出洋，带着女仆整理行李，一样样精致的小物件在传递……很多年以后，胡兰成亦是一个带着箱子轻快来去的男人，带着他的公务、一身未了的、新惹的种种风流韵事。他在清晨出门，吻她，带着风霜的气息。他们都是在外头的大世界里长袖善舞、风流倜傥的男女。
而张爱玲,终其一生，是个宅居在房间里的女童。
看她写瑞秋(母亲黄逸梵)，回国后在上海的公寓里，总是有下午茶，西式的下午茶，鲜花，茶点，灯光，情调足够，在约好的时间内按响门铃走进来的绅士。这时候，女儿就需要出门去，让出空间给母亲和她的男友。她走在下午的楼顶平台，风荒芜地吹过，她转来转去，心里激越地想着：是不是要从楼顶上一头栽下去？才能向瑞秋表明----她是真的不过意的！
她不过意花她的钱，住她的公寓，碍手碍脚地妨碍她重建新生活，瑞秋在信上给远方的男朋友写信，娇滴滴地报告每天的生活内容，不外是聚会或画画，慈善筹款等等名媛的行径。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会。这样的信件是既叫人难堪，又令人难过的，在她芳心柔曼，柔情似水的情感里，巴不得自己没有离婚的经验，没有一对仳离的儿女-----她的女儿个头太高，性情太怪异，她的儿子饱受后母欺辱，被父亲随意撒气，不能接受新式教育，渐渐地越长越猥琐，一个儿时人人称道的漂亮小男孩，到底没有漂亮起来。她的后院的人生哀鸿遍野，情伤处处。男人被她吸引，又碍于她的失婚身份，始终定不下主意来娶她。然而，她活得很兴头，一径扮演那个美丽的，富有的，未嫁的，有学识有才情的东方女子。她铺排的锦绣场面，兀自将这个拖油瓶女儿，因无处安置而推得扁扁的贴墙而立------终其一生，张爱玲的内心，依然是那个惶惶然的童女。
她末了执意地还给母亲二两金子，这风流一世、先锋摩登的女子，慌张申辩道：“虎毒不食子哎……”,她一生的种种先锋行径，至此，变成生怕女儿看不上眼的不堪，竟然如此哭诉道：“我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这真是惨淡的景象，文中的九莉，张爱玲，在心里淡淡应对:不要也没有了，别的都没有了。
她母亲晚年在法国，临死前写信给她“如今就还想见你一面”——她没有去。一个美丽而自私的母亲，作天作地一辈子，老死异乡。受够她伤害的女儿没有前往，去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样的无情意的人生，看了实在是叫人骇然。连感想都无，只觉得一种平静的了然，骇然。
和她同时代的杨绛，曾经在她的晚年颇为不屑地提及四十年代同在上海时的张爱玲，说她是没有家教的女子。这话于人山人海的张迷，相当刺耳，然而，我们也不是不懂道理不体察世事的，怎么说呢，杨绛是有道理的。然而，若张爱玲的家不曾分崩离析，有家长做主，她大抵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嫁给胡兰成，也不会在香港任性地中断她的学业。没有一纸学位证书，让她后半生在美国，求职过程一直不展眉。
她去游台湾，深入当地人居住地，在市井街巷间看见一种当地土着用来蒸点心的竹制笼格，环环相套。她觉得此物惊艳，应该拿去纽约第五大道，给那橱窗里的花布裙衫系做腰带，一定漂亮。张爱玲的研究者夏志清老人，曾数次叹息张爱玲的一生不遇。他痛惜她的才华不曾有过机遇实践。她从小就喜欢设计服装，实在是应该去住在纽约，去第五大道开一家时装设计公司。她应该住在曼哈顿，写滚滚红尘深处最繁华最镜花水月的故事，那是她熟悉的世界，是她的志趣所在，她能洞悉一切，感受一切，描画一切。然而，现实之中，这样一个由心而发的，本份的愿望，她从来没有机会实现。她一直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生活，不停地搬家，从华府到西部，没有一个地方是她喜欢的。
在《小团圆》里，她写到九莉后来在美国嫁的那位丈夫，大抵是她生活原型中的莱雅吧。她认为他爱她只是因为他已经足够的老，当年那个名校毕业，游荡于好莱坞的青年才子，当然是不会青睐这样一个古怪，高瘦如鸬鹚的女子的。好在现实之中的莱雅十分爱惜她。
她写到了堕胎的情景，虚弱的产妇躺在床头，莱雅买回来一只烤鸡，自己吃，也让她吃。她当然是吃不下的。这简直是太折磨人的细节，一个堕胎的产妇，没有任何汤水的滋补，只是一只油汪汪的美式烤鸡，木渣渣的肉，吃下去赖以活命。
有在美国的张迷有幸读到莱雅的晚年日记小札，记载他每天下午离开公寓出门去散步，无论风霜雨雪天，为着给张爱玲留出独处的几个小时的写作时间。他们的食物很简单，最高频率出现的是义大利披萨饼。
在那个时候，六十年代初期，去纽约生活是她的梦想。她雄心勃勃的规划过，电影编剧，英文小说出版，她的纽约梦。然而，丈夫随即中风，卧床不起，丧失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她伺候病榻之前，所有的梦想全来不及实现。
莱雅逝世后，她则全然成了一个避世的隐者。
张爱玲的晚年，根据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文章，那是一个随手搬家，所有器物都可随身携带的晚年。她所有的文件都用一只一只大购物提袋装着，一架携带型的梯子便于她爬高取物，这便是全部的家俱，搬家时一台出租车便可运完。她找房子不在意炉灶，因为她不会做饭，不用锅碗瓢盆和灶具。她生命最后时期栖居的公寓里，唯有一架烤箱，拿来热点简餐，吃的食物都是最方便的那种，类似美国人的电视餐，吃完了连餐具一并扔掉。因为营养不够，于是喝牛奶补充。她的牙齿全都坏了。因为她一直吃得很坏。饶是如此，她也始终不曾学会做饭。丈夫死后的那些年，她辗转在荒凉的美国西部汽车旅馆，躲避一种南美跳蚤，躲避热情寻找她的人。我时常臆想，她的皮肤病，有没有可能是饮食差，导致体内长期缺失某种维生素所致的皮肤抵抗力差呢？
公寓的房东逼着要张爱玲请人打扫卫生，清洁房间垃圾。这对于避世的张爱玲而言，有人要一周进出几次，简直是要她的命——当然是不肯妥协的，于是闹到要重新搬家的地步。她给林式同写信，要重新找房子。她晚年也基本不拆信，大抵旧友们对此都存一份雅意的担待，他们并不计较。然而账单她也懒得拆，按照美国人的规矩，她大抵是有被划入信誉堪忧的危险罢。当然她不在乎。
她的身份证件全在搬家中丢失了，忍受这些不便，大抵是她的长处，然而不得不去补办这些，的确是要她的命。她始终是怕人，怕俗世的琐碎劳神耗损。
这样生活的她，并不比她儿时长进多少，那个不会削蘋果，不会划火柴，不认识路，在一间房子里住了很久，并不知道电灯开关在哪里的天才儿童。根本上，这是大观园里的女子，一个人跑到红尘深处，真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这一生的。
看她，总是让我想到荣国府宁国府败落后，那些流落的王孙小姐。曹雪芹被未完的小说里，宝玉去做了更夫，长夜尽头回到家，是不是便是这样潦倒的栖身之所？没有了温暖的，宜悦的，凑手的，养神悦目的日常细节。那些茗茶，点心，熬粥的小火炉，乡下送来的菜蔬瓜果，知根知底的贴心佣人的相伴......他们的生命趣味所在，便只用来频频回首，追忆似水流年。而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磨损的，让人失却尊严的俗世熬煎。
----------未完待续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