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大陆各家网媒都在纷纷报导一则与“器官捐献”有关的新闻。在新闻中,支付宝效仿Facebook、蘋果,于12月22日在中国开通了首个上线“器官捐献登记”功能。文章说,“《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超过一半人不愿登记是因为‘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而如今,这种“将网际网路与器官捐赠登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则被视为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这种“上线登记”只需要器官捐献者申请成为支付宝用户,然后进行简单的搜索、登记,“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就可以把自己的意愿传递出去;因此很快有资料显示,“一天半的时间里,新增的器官捐赠登记人数已经接近2.7万人”。看来这种办法的确能为那些想要献一份爱心的捐赠者们提供极大的便利,也可看出中国的器官捐献率打从2010年正式开始启动时的百万分之0.03到2014年的1.24,再到如今的2.03,一直处在世界末位、且提高缓慢的缘由,并不在于民众缺乏奉献精神,而是与手续繁琐、管道单一、管理不善等一系列的官方作为有关。
若非如此,这种关乎救助生命的事业也不至于在中国被耽误了若干年,直到从Facebook、蘋果的创意中获得灵感,才开始于近日着手展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将人们的视线只聚焦在“捐献”上的途径和方式,究竟又能让多少器官需求者最终寻得器官、成功获救呢?在中国,器官从供体成功移植到受体,难道真的是只要有人捐,就能实现的吗?
这里首当其冲要揭示的一个问题,就是供体与受体的配型问题。有资料显示,“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而在中国大陆,目前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亲属的配型几率正是“20%∼30%”,这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某移植泌尿外科主任在接受陆媒公开采访时所提到的数值完全相符。事实上,若按照更严格的匹配要求,这一概率可能更低。
也就是说,在“器官移植”这种需要达到供需匹配、并且要等到捐赠者心脏死亡后才能完成的临床事务上,决不是仅靠“人多力量大”的思路就能解决问题。然而,与完成移植手术的苛刻条件呈现出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大陆被曝出的在短则几个星期之内,就能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来源的惊人事实。难道说,如今在中国,有人提前几个星期就知道谁会死?甚至刚好知道,有哪个器官需求者与之配型合适?
能实现这种连接的,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一旦找到与受体匹配的供体,就强行摘取。而这样做的目地也只有一个,那便是有利可图。无论是器官本身的售价,还是移植手术以及手术后长期服用药物的费用,都足以让中国以及海外的富人们构建起这个隐藏着暴利的市场。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能牟取暴利的市场又怎可能不被政府“监管”?然而更大的问题是,越是监管,被强行摘取器官的人为何越多?甚至到今天,如此暴行仍在有恃无恐的发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诸多死刑犯以不人道的方式被摘取器官的暴行已遭到国际社会的诟病。尽管在近日有关“上线器官捐献登记”的报导中,官方再次提到“2015年国家废止使用死囚器官”,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呈现出,仍有大批“良心犯”在监狱、法院、医院的共谋下,在政治权贵的授意下,一直未停止过被活体摘除器官。或许,“按订单杀人”才是在短短几周内,就能为器官需求者完成移植手术的惟一可能。
在这些无辜蒙冤、遭到关押的“良心犯”中,人数占比最大、且被垄断着司法以及掌控着暴力工具的中共流氓集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正是法轮功信仰团体。而当时非法建立秘密组织“610”,高喊着“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肆意抓捕、刑囚、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正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及所组建的政治集团。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查证,“截至2016年7月10日,中国大陆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医院就有891家、器官移植医生9519人”。此外,“2015年7月24日,旅居丹麦的中国问题专家杨光批露,仅一般人民医院、市立医院就有50多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致死,还不包括武警医院,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
可见,中国数量巨大的器官市场的供体来源既不像官方所说,从普通的死囚而来,也不可能靠如今才开始登记注册的公民自愿捐赠而来。显然,这一来源直指被非法抓捕、迫害了多年的大量法轮功学员。这也才能解释为何在短短的数年内,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率极低、死囚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匹配概率上来说,都极为有限的状况下,中国的器官移植居然还能呈现出“2000年后的爆炸性增长”。
从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来看,“北京市红十字协会值班职员说,红十字会捐献系统正在筹建,还没开始”;“天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从2003年建库(器官捐献库)到现在捐了170多个”;“上海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工作人员说,从2014年开始到2015年,全上海市器官捐献成功的只有5例”。
听了这些公职人员的描述,我们不禁要问,如今“一天半的时间里,新增的器官捐赠登记人数已经接近2.7万人”的资料在没能对捐赠者进行身体检查、更不能确认这些人能否赶在65岁之前(根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出现“心脏死亡”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又会有多大呢?由此,中国器官移植的核心问题就决不在捐献者的多与少上,其背后所隐藏的黑幕则应该直指“血腥活摘”。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由于这种“上线登记”只需要器官捐献者申请成为支付宝用户,然后进行简单的搜索、登记,“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就可以把自己的意愿传递出去;因此很快有资料显示,“一天半的时间里,新增的器官捐赠登记人数已经接近2.7万人”。看来这种办法的确能为那些想要献一份爱心的捐赠者们提供极大的便利,也可看出中国的器官捐献率打从2010年正式开始启动时的百万分之0.03到2014年的1.24,再到如今的2.03,一直处在世界末位、且提高缓慢的缘由,并不在于民众缺乏奉献精神,而是与手续繁琐、管道单一、管理不善等一系列的官方作为有关。
若非如此,这种关乎救助生命的事业也不至于在中国被耽误了若干年,直到从Facebook、蘋果的创意中获得灵感,才开始于近日着手展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将人们的视线只聚焦在“捐献”上的途径和方式,究竟又能让多少器官需求者最终寻得器官、成功获救呢?在中国,器官从供体成功移植到受体,难道真的是只要有人捐,就能实现的吗?
这里首当其冲要揭示的一个问题,就是供体与受体的配型问题。有资料显示,“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而在中国大陆,目前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亲属的配型几率正是“20%∼30%”,这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某移植泌尿外科主任在接受陆媒公开采访时所提到的数值完全相符。事实上,若按照更严格的匹配要求,这一概率可能更低。
也就是说,在“器官移植”这种需要达到供需匹配、并且要等到捐赠者心脏死亡后才能完成的临床事务上,决不是仅靠“人多力量大”的思路就能解决问题。然而,与完成移植手术的苛刻条件呈现出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大陆被曝出的在短则几个星期之内,就能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来源的惊人事实。难道说,如今在中国,有人提前几个星期就知道谁会死?甚至刚好知道,有哪个器官需求者与之配型合适?
能实现这种连接的,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一旦找到与受体匹配的供体,就强行摘取。而这样做的目地也只有一个,那便是有利可图。无论是器官本身的售价,还是移植手术以及手术后长期服用药物的费用,都足以让中国以及海外的富人们构建起这个隐藏着暴利的市场。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能牟取暴利的市场又怎可能不被政府“监管”?然而更大的问题是,越是监管,被强行摘取器官的人为何越多?甚至到今天,如此暴行仍在有恃无恐的发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诸多死刑犯以不人道的方式被摘取器官的暴行已遭到国际社会的诟病。尽管在近日有关“上线器官捐献登记”的报导中,官方再次提到“2015年国家废止使用死囚器官”,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呈现出,仍有大批“良心犯”在监狱、法院、医院的共谋下,在政治权贵的授意下,一直未停止过被活体摘除器官。或许,“按订单杀人”才是在短短几周内,就能为器官需求者完成移植手术的惟一可能。
在这些无辜蒙冤、遭到关押的“良心犯”中,人数占比最大、且被垄断着司法以及掌控着暴力工具的中共流氓集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正是法轮功信仰团体。而当时非法建立秘密组织“610”,高喊着“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肆意抓捕、刑囚、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正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及所组建的政治集团。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查证,“截至2016年7月10日,中国大陆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医院就有891家、器官移植医生9519人”。此外,“2015年7月24日,旅居丹麦的中国问题专家杨光批露,仅一般人民医院、市立医院就有50多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致死,还不包括武警医院,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
可见,中国数量巨大的器官市场的供体来源既不像官方所说,从普通的死囚而来,也不可能靠如今才开始登记注册的公民自愿捐赠而来。显然,这一来源直指被非法抓捕、迫害了多年的大量法轮功学员。这也才能解释为何在短短的数年内,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率极低、死囚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匹配概率上来说,都极为有限的状况下,中国的器官移植居然还能呈现出“2000年后的爆炸性增长”。
从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来看,“北京市红十字协会值班职员说,红十字会捐献系统正在筹建,还没开始”;“天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从2003年建库(器官捐献库)到现在捐了170多个”;“上海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工作人员说,从2014年开始到2015年,全上海市器官捐献成功的只有5例”。
听了这些公职人员的描述,我们不禁要问,如今“一天半的时间里,新增的器官捐赠登记人数已经接近2.7万人”的资料在没能对捐赠者进行身体检查、更不能确认这些人能否赶在65岁之前(根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出现“心脏死亡”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又会有多大呢?由此,中国器官移植的核心问题就决不在捐献者的多与少上,其背后所隐藏的黑幕则应该直指“血腥活摘”。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