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沉寂半年后，官方对涉案警察终于给出了一个不出乎意料的荒唐审判。从检察院的通告和答记者问看，无非在强调雷洋确实是嫖娼，即使遭到了“手臂围圈颈项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手铐约束”等强制措施，也只是因为雷洋当晚吃得太饱了、导致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雷洋不配合执法，而警察在案发后有认罪、悔罪等表现，因此可以不受刑罚。天下人都知道，雷洋死得不明不白，官方的几次通报都完全违背常理，但官方依然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明摆着一副“我就不要脸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流氓姿态。
雷洋案不是个例，此前的夏俊峰案、贾敬龙案的审判均如出一辙，那就是凡是官民之间的冲突，无论草民如何正当防卫，只因他们对“稳定大局”造成冲击，因此必然会被判死刑。在此，法律像个婊子一样，可以随便玩着花样来迎合官方的姿势要求。正义无所作为，而邪恶无所不为，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常见现象了。
老天象是开了个玩笑，让雷人的事情总是出现在雷家人身上。从雷锋的道德旗帜，到雷政富的腐败淫秽丑剧，再到雷洋的冤死，无不在宣示着“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的极权逻辑，而雷锋、雷政富、雷洋则成为极权社会走向崩溃的三个阶段的标准性人物。
暴力和谎言是极权统治的两大基石。用暴力让民众恐惧，用谎言让民众诚服，当谎言被揭穿，就以暴力来恐吓。当天朝极权体制初步确立的时候，为了满足民众对于“新社会”的各种美好期待，就开始编制着各种“高大上”的谎言。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共产谎言让全国民众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而雷锋精神正是配合这个大谎言所设立的一个标杆。
雷锋本是个比较正常的小伙子，有着常人同样的情感和优点，如爱美、爱酷、爱姑娘、爱助人，但是在当时伦理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环境下，他被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不近人情的道德标杆，以此来满足甘受奴役、无法反抗或者不会反抗的民众的理想需要。
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的朋都应该记得其中一批累死累活的老马，那批老马为了所谓的“庄园”事业而累死，死的心甘情愿，最后被塑造成了典型，让一群动物们心甘情愿的接受统治。雷锋就是这样的“老马”，做革命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做革命的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都恪尽职守。这种奴化精神，正是强迫人民牺牲个人权利，对极权体制俯首贴耳的必要。
极权体制没有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因此从极权体制确立开始，权力的滥用、贪污腐败等便与之相影相随。发展到中后期，这种权力的滥用便是无所不用其极，而贪污腐化便成为全面性的现象。权力寻租、卖官鬻爵、女色行贿等各种丑行盛行于这个时期，雷政富正是这一全面性腐烂阶段的典型代表。雷政富除了一副雷人的长相之外，除了那12秒的雷人情节之外，他不必花费200元钱去嫖娼，自有美女赵红霞主动送上门来。作为报酬，雷政富“借款”300万元给献美人的肖烨，还把一处整治和改造工程交给肖烨的公司承建。即使如此，雷政富也不用被处死，据说其在服刑期间有有“悔改”表现，获3次记功行政奖励，被“依法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
雷政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苏荣等，不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一查都摇身一变为流氓。各种雷人的权色交易一幕幕呈现出来，包几十个二奶都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口味；贪污程度一个比一个严重，到目前为止，民政部长李立国以2000亿元摘得贪污“头等奖”。
为了延缓全面溃烂的极权体制的寿命，他们开始祭出“反腐”的大旗，说什么“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想以此再次树立道德的光辉，赢得民众的好感。他们混淆政权与国家的关系，将政权与国家捆绑在一起，将民众与政权捆绑在一起，企图让民众“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
极权社会后期，经济逐渐走向溃败，社会两极化持续加大，谎言被一个个揭穿，真相一幕幕展现在民众的眼前。随着官民冲突的日益激烈，民众的反抗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加。此时统治者会撕破“伟光正”的道德遮羞布，紧紧抓住、控制社会资源，赤裸裸的靠暴力机器与民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极权体制会一次次挑战民众的承受底线，他们可以无视社会的呼声，制造出一个个惨剧来试探民众，至于法律、道德、舆论等统统都是儿戏而已。所以，在夏俊峰案、贾敬龙案、雷洋案上，事情过程、真相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的行为会形成“蝴蝶效应”，直到彻底葬送极权体制，这便是“雷洋们”必须死亡的原因。
但“残暴压制”对于极权体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够维持暂时的苟延残喘，终究会在民众强烈的愤怒声中土崩瓦解。越是声嘶力竭的压制，其实越是虚弱不堪，就如龚自珍所说“将萎之花、惨于槁木”。
曾国藩有一段名言，说是社会崩溃之前，必有三大征兆：“一，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倡狂胡为；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曾国藩死后20年，满清灰飞烟灭。于今，这种颠倒黑白、扭曲是非的倡狂胡为正全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天朝的崩溃还会远吗？
──转自《微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雷洋案不是个例，此前的夏俊峰案、贾敬龙案的审判均如出一辙，那就是凡是官民之间的冲突，无论草民如何正当防卫，只因他们对“稳定大局”造成冲击，因此必然会被判死刑。在此，法律像个婊子一样，可以随便玩着花样来迎合官方的姿势要求。正义无所作为，而邪恶无所不为，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常见现象了。
老天象是开了个玩笑，让雷人的事情总是出现在雷家人身上。从雷锋的道德旗帜，到雷政富的腐败淫秽丑剧，再到雷洋的冤死，无不在宣示着“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的极权逻辑，而雷锋、雷政富、雷洋则成为极权社会走向崩溃的三个阶段的标准性人物。
暴力和谎言是极权统治的两大基石。用暴力让民众恐惧，用谎言让民众诚服，当谎言被揭穿，就以暴力来恐吓。当天朝极权体制初步确立的时候，为了满足民众对于“新社会”的各种美好期待，就开始编制着各种“高大上”的谎言。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共产谎言让全国民众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而雷锋精神正是配合这个大谎言所设立的一个标杆。
雷锋本是个比较正常的小伙子，有着常人同样的情感和优点，如爱美、爱酷、爱姑娘、爱助人，但是在当时伦理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环境下，他被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不近人情的道德标杆，以此来满足甘受奴役、无法反抗或者不会反抗的民众的理想需要。
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的朋都应该记得其中一批累死累活的老马，那批老马为了所谓的“庄园”事业而累死，死的心甘情愿，最后被塑造成了典型，让一群动物们心甘情愿的接受统治。雷锋就是这样的“老马”，做革命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做革命的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都恪尽职守。这种奴化精神，正是强迫人民牺牲个人权利，对极权体制俯首贴耳的必要。
极权体制没有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因此从极权体制确立开始，权力的滥用、贪污腐败等便与之相影相随。发展到中后期，这种权力的滥用便是无所不用其极，而贪污腐化便成为全面性的现象。权力寻租、卖官鬻爵、女色行贿等各种丑行盛行于这个时期，雷政富正是这一全面性腐烂阶段的典型代表。雷政富除了一副雷人的长相之外，除了那12秒的雷人情节之外，他不必花费200元钱去嫖娼，自有美女赵红霞主动送上门来。作为报酬，雷政富“借款”300万元给献美人的肖烨，还把一处整治和改造工程交给肖烨的公司承建。即使如此，雷政富也不用被处死，据说其在服刑期间有有“悔改”表现，获3次记功行政奖励，被“依法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
雷政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苏荣等，不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一查都摇身一变为流氓。各种雷人的权色交易一幕幕呈现出来，包几十个二奶都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口味；贪污程度一个比一个严重，到目前为止，民政部长李立国以2000亿元摘得贪污“头等奖”。
为了延缓全面溃烂的极权体制的寿命，他们开始祭出“反腐”的大旗，说什么“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想以此再次树立道德的光辉，赢得民众的好感。他们混淆政权与国家的关系，将政权与国家捆绑在一起，将民众与政权捆绑在一起，企图让民众“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
极权社会后期，经济逐渐走向溃败，社会两极化持续加大，谎言被一个个揭穿，真相一幕幕展现在民众的眼前。随着官民冲突的日益激烈，民众的反抗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加。此时统治者会撕破“伟光正”的道德遮羞布，紧紧抓住、控制社会资源，赤裸裸的靠暴力机器与民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极权体制会一次次挑战民众的承受底线，他们可以无视社会的呼声，制造出一个个惨剧来试探民众，至于法律、道德、舆论等统统都是儿戏而已。所以，在夏俊峰案、贾敬龙案、雷洋案上，事情过程、真相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的行为会形成“蝴蝶效应”，直到彻底葬送极权体制，这便是“雷洋们”必须死亡的原因。
但“残暴压制”对于极权体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够维持暂时的苟延残喘，终究会在民众强烈的愤怒声中土崩瓦解。越是声嘶力竭的压制，其实越是虚弱不堪，就如龚自珍所说“将萎之花、惨于槁木”。
曾国藩有一段名言，说是社会崩溃之前，必有三大征兆：“一，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倡狂胡为；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曾国藩死后20年，满清灰飞烟灭。于今，这种颠倒黑白、扭曲是非的倡狂胡为正全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天朝的崩溃还会远吗？
──转自《微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