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被核准执行死刑，而雷洋之死的涉案警察被免于起诉，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展现在眼前。笔者在拙作《谈公务员三退》中提及中共体制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引申一点题外话，不论民意如何为杨佳和夏俊峰鸣冤，不论法学家如何联名上书，不论律师如何辩护，在中共体制下他们都只能是死刑，而那些打死访民的警察则毫发无损，就是因为中共不敢得罪基层警察和城管，中共还要依靠这些人为它卖命呢”。不是说笔者如何有先见之明，其实只要多看几遍《九评共产党》，就会明白这都是中共体制的必然结果。
中共关于这两个案子的解释，在法律层面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而只能是避重就轻胡搅蛮缠；在常识层面，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看出其荒诞不经。笔者无意再赘述，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分析。
先看雷洋案。涉案五名警察中官职最高的不过是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按照中共的行政级别，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是副科级，是官员中的最低级别；在庞大的官员队伍中，这个级别的官员以百万计。按照中共官场的常态，这个副所长能够巴结上的官员也就是分局的局长，再高级别的官员不是他现在能够轻易接触到的。那么为什么周永康、李东生、张越等权倾一时的高官可以被拿下，而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副所长却可以安然无恙，或者说谁是这个副所长的靠山，他的靠山难道比周永康的靠山还大吗？
再看贾敬龙案。被杀的那个村长根本不算中共的正式官员，他能巴结到的官员最大也就是乡长；而且中共官场人走茶凉，村长生前的社会关系也不会再为他而奔走，他的家族基本不可能左右司法判决，更不可能买通最高法院的死刑覆核。那么是谁把贾敬龙送上了死亡之路呢？
雷洋和贾敬龙的不白之冤，恰恰在正反两方面体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杀害雷洋的警察被免于起诉与贾敬龙被重判，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源于中共体制的邪恶。这是一个泯灭人性，逆向淘汰的机制。
中共体制是个比较抽像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中共这个体制更便于美化自己和推卸责任。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由于时间跨度太大，范围太广，危害太深，中共实在无法全面掩盖，于是就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中共依然保持“伟光正”。但是只要问两个问题，中共体制就要显出原形了。第一，毛泽东是不是在中共体制中形成的，如果把幼年毛泽东送到美国，他能不能成为后来的毛泽东？第二，毛泽东一个人能不能实施文化大革命，如果把成年毛泽东送到美国当总统，他能不能发动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说，中共体制虽然抽像，但不是虚拟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残酷斗争的积累，这个体制已经高度发达，时时处处在发挥着作用。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这个体制会保护维护这个体制的人，淘汰不能适应体制的人。如前所述，杀害雷洋的警察和被贾敬龙杀死的村官，从个人角度讲，根本没有什么高深的背景；中共从高层到办案的法官检察官，从个人角度讲，根本犯不着去保护这几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小卒。但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无名小卒仅仅因为符合了中共体制，就可以得到中共各级官员和机构的一路呵护。更可怕的是，中共体制这种作用是自动完成的，不按照这个原则执行的人，首先就被体制淘汰。如果有良知尚存的法官提出不判贾敬龙死刑，或者有人性未泯的检察官要起诉那几个警察，这些法官和检察官的意见肯定会被上级否决，被下级抵制，还可能被调离岗位甚至开除。传闻雷洋案的那个副所长被检察院羁押期间，北京四千多警察要求辞职。这也就是体制自身在提醒那些办案人员和中共高层，用中共的话语来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注意政治影响”。
现在，北京的警察以至全国的警察或许正在洋洋得意，以后可以放心大胆为所欲为。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中共这个体制下，人人都是受害者。道理很简单，包括警察在内，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雷洋？十多年前，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颇具戏剧性。两人因行车发生言语冲突，随后太原警察尾随北京警察，同时电话约集多名刑满释放人员，把北京警察殴打致死。而贾敬龙被执行死刑之后，又发生数起村民杀村官的案件，而且都是灭门。面对这些悲剧，警察和村官们是不是该问问自己，中共真的能保护你？
这些数量庞大的警察和村官，还算不上中共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分得了一点点残羹冷炙。他们一样呼吸着雾霾，吃着地沟油，承受着高房价，为老人看病担忧，为子女入学发愁。更重要的是，中共体制之所以保护谁，唯一的原因是要利用他来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一旦他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可以用他来换取更大的利益，那么中共会毫不犹豫卸磨杀驴，而且还会剥皮抽筋、敲骨吸髓。君不见文革后数百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处决？君不见五毛大V的房子也被强拆？君不见退伍老兵成了维稳对像？今天趾高气扬的那些中共体制的维护者，焉知明天不会成为被中共抛出的替罪羊？其实真正的清算还是在中共解体以后。笔者也奉劝那些被中共利用参与打压民众的人，特别是警察，把心放得正一点，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善恶有报是天理，身在公门好修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等到中共自顾不暇开始过河拆桥丢卒保车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中共体制不是靠党章和规定来维持的，而是靠体制的潜规则在运转，公开的那些规定都如同假币，潜规则才是真金白银。例如，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常委和总书记，可是中央委员真有这个权利吗？常委名单从来都是中共各派势力背后角力妥协的结果，这才是体制的规则。周永康之所以能被拿下，是因为周薄策划政变，触犯了中共体制的潜规则在先，那么按照中共体制，习近平兴师问罪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江泽民也保不住周永康。如果说中共体制是个金字塔，党魁在塔顶，那个副所长在塔底。一块砖是在塔顶还是在塔底，对这块砖来说或许有区别，但是对金字塔来说，每一块砖都是一样的，塔顶的那块砖也是靠金字塔支撑的，离开金字塔，它就是一块砖而已。胡耀邦赵紫阳不过是相对开明了一些，就立即被体制抛弃；而雷洋案的副所长尽管凶残狠毒，但是可以得到体制的庇护。即使两者直接对立，也要看谁符合了体制，而不是看谁的级别更高。比如习近平轰轰烈烈搞军车改革，第二天豪华军车就挂着新牌照招摇上路了，结果不了了之。再比如，2010年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的太太被六名警察当作访民而暴打致脑震荡，这六名警察也是毫发无损，而那个副主任甚至都不敢公开表态。
可见，在与人性背道而驰的中共体制下，人人都是受害者。而且个人在这个体制中的作用都是被动的，顺应这个体制可以飞黄腾达，否则就是被淘汰；至于说个人试图改良甚至改变这个体制，完全是痴人说梦。所以也不需要对中共内部的一些人寄予什么希望，对他们来说，早日清醒过来在被体制吞噬之前逃离体制，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那么是不是说中共体制牢不可破呢，恰恰相反，中共体制的归宿就是它会把自己击碎。中共关于贾敬龙和雷洋之死所作的解释说明引发了民众的质疑和愤慨。当然这其中体现了民众的正义感和勇气，这也是中共害怕的。但是，民众的愤慨之中是否也含有一点对中共的“恨铁不成钢”的因素呢？或者说，是否认为中共可能有好一点的表现或者寄希望下一次能够变得好一点呢？纵观中共现在的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在把更多的人推向对立面？哪一件不是逼迫更多的人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也许不久的将来，民众面对中共的谎言根本不再生气，而是嗤之以鼻甚至一笑置之，因为民众对中共不再抱有丝毫幻想，所谓哀莫大于心死。那个时候，中共就只能在无限的惊恐中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正在不亦乐乎地作茧自缚。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中共关于这两个案子的解释，在法律层面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而只能是避重就轻胡搅蛮缠；在常识层面，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看出其荒诞不经。笔者无意再赘述，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分析。
先看雷洋案。涉案五名警察中官职最高的不过是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按照中共的行政级别，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是副科级，是官员中的最低级别；在庞大的官员队伍中，这个级别的官员以百万计。按照中共官场的常态，这个副所长能够巴结上的官员也就是分局的局长，再高级别的官员不是他现在能够轻易接触到的。那么为什么周永康、李东生、张越等权倾一时的高官可以被拿下，而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副所长却可以安然无恙，或者说谁是这个副所长的靠山，他的靠山难道比周永康的靠山还大吗？
再看贾敬龙案。被杀的那个村长根本不算中共的正式官员，他能巴结到的官员最大也就是乡长；而且中共官场人走茶凉，村长生前的社会关系也不会再为他而奔走，他的家族基本不可能左右司法判决，更不可能买通最高法院的死刑覆核。那么是谁把贾敬龙送上了死亡之路呢？
雷洋和贾敬龙的不白之冤，恰恰在正反两方面体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杀害雷洋的警察被免于起诉与贾敬龙被重判，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源于中共体制的邪恶。这是一个泯灭人性，逆向淘汰的机制。
中共体制是个比较抽像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中共这个体制更便于美化自己和推卸责任。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由于时间跨度太大，范围太广，危害太深，中共实在无法全面掩盖，于是就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中共依然保持“伟光正”。但是只要问两个问题，中共体制就要显出原形了。第一，毛泽东是不是在中共体制中形成的，如果把幼年毛泽东送到美国，他能不能成为后来的毛泽东？第二，毛泽东一个人能不能实施文化大革命，如果把成年毛泽东送到美国当总统，他能不能发动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说，中共体制虽然抽像，但不是虚拟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残酷斗争的积累，这个体制已经高度发达，时时处处在发挥着作用。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这个体制会保护维护这个体制的人，淘汰不能适应体制的人。如前所述，杀害雷洋的警察和被贾敬龙杀死的村官，从个人角度讲，根本没有什么高深的背景；中共从高层到办案的法官检察官，从个人角度讲，根本犯不着去保护这几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小卒。但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无名小卒仅仅因为符合了中共体制，就可以得到中共各级官员和机构的一路呵护。更可怕的是，中共体制这种作用是自动完成的，不按照这个原则执行的人，首先就被体制淘汰。如果有良知尚存的法官提出不判贾敬龙死刑，或者有人性未泯的检察官要起诉那几个警察，这些法官和检察官的意见肯定会被上级否决，被下级抵制，还可能被调离岗位甚至开除。传闻雷洋案的那个副所长被检察院羁押期间，北京四千多警察要求辞职。这也就是体制自身在提醒那些办案人员和中共高层，用中共的话语来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注意政治影响”。
现在，北京的警察以至全国的警察或许正在洋洋得意，以后可以放心大胆为所欲为。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中共这个体制下，人人都是受害者。道理很简单，包括警察在内，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雷洋？十多年前，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颇具戏剧性。两人因行车发生言语冲突，随后太原警察尾随北京警察，同时电话约集多名刑满释放人员，把北京警察殴打致死。而贾敬龙被执行死刑之后，又发生数起村民杀村官的案件，而且都是灭门。面对这些悲剧，警察和村官们是不是该问问自己，中共真的能保护你？
这些数量庞大的警察和村官，还算不上中共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分得了一点点残羹冷炙。他们一样呼吸着雾霾，吃着地沟油，承受着高房价，为老人看病担忧，为子女入学发愁。更重要的是，中共体制之所以保护谁，唯一的原因是要利用他来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一旦他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可以用他来换取更大的利益，那么中共会毫不犹豫卸磨杀驴，而且还会剥皮抽筋、敲骨吸髓。君不见文革后数百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处决？君不见五毛大V的房子也被强拆？君不见退伍老兵成了维稳对像？今天趾高气扬的那些中共体制的维护者，焉知明天不会成为被中共抛出的替罪羊？其实真正的清算还是在中共解体以后。笔者也奉劝那些被中共利用参与打压民众的人，特别是警察，把心放得正一点，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善恶有报是天理，身在公门好修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等到中共自顾不暇开始过河拆桥丢卒保车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中共体制不是靠党章和规定来维持的，而是靠体制的潜规则在运转，公开的那些规定都如同假币，潜规则才是真金白银。例如，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常委和总书记，可是中央委员真有这个权利吗？常委名单从来都是中共各派势力背后角力妥协的结果，这才是体制的规则。周永康之所以能被拿下，是因为周薄策划政变，触犯了中共体制的潜规则在先，那么按照中共体制，习近平兴师问罪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江泽民也保不住周永康。如果说中共体制是个金字塔，党魁在塔顶，那个副所长在塔底。一块砖是在塔顶还是在塔底，对这块砖来说或许有区别，但是对金字塔来说，每一块砖都是一样的，塔顶的那块砖也是靠金字塔支撑的，离开金字塔，它就是一块砖而已。胡耀邦赵紫阳不过是相对开明了一些，就立即被体制抛弃；而雷洋案的副所长尽管凶残狠毒，但是可以得到体制的庇护。即使两者直接对立，也要看谁符合了体制，而不是看谁的级别更高。比如习近平轰轰烈烈搞军车改革，第二天豪华军车就挂着新牌照招摇上路了，结果不了了之。再比如，2010年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的太太被六名警察当作访民而暴打致脑震荡，这六名警察也是毫发无损，而那个副主任甚至都不敢公开表态。
可见，在与人性背道而驰的中共体制下，人人都是受害者。而且个人在这个体制中的作用都是被动的，顺应这个体制可以飞黄腾达，否则就是被淘汰；至于说个人试图改良甚至改变这个体制，完全是痴人说梦。所以也不需要对中共内部的一些人寄予什么希望，对他们来说，早日清醒过来在被体制吞噬之前逃离体制，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那么是不是说中共体制牢不可破呢，恰恰相反，中共体制的归宿就是它会把自己击碎。中共关于贾敬龙和雷洋之死所作的解释说明引发了民众的质疑和愤慨。当然这其中体现了民众的正义感和勇气，这也是中共害怕的。但是，民众的愤慨之中是否也含有一点对中共的“恨铁不成钢”的因素呢？或者说，是否认为中共可能有好一点的表现或者寄希望下一次能够变得好一点呢？纵观中共现在的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在把更多的人推向对立面？哪一件不是逼迫更多的人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也许不久的将来，民众面对中共的谎言根本不再生气，而是嗤之以鼻甚至一笑置之，因为民众对中共不再抱有丝毫幻想，所谓哀莫大于心死。那个时候，中共就只能在无限的惊恐中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正在不亦乐乎地作茧自缚。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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