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教育部将课本中的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引起舆论哗然，有识之士纷纷表示这不符合史实，而且明显是中共欲为自己脸上贴金，其结果就是按照十四年抗战史，中共根本无法解释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属于什么性质，无法解释当年为何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藉机作乱。
中共同样无法解释的还有其一直高调纪念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史料表明，所谓的“长征”根本不是如中共所言的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为了北上抗日”，而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的北上逃跑。而且，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共在言辞和行动上根本没有提到过抗日，其主要目地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要命的是，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南往西北逃窜，这是去打日本的样子吗?
然而，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的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共的授意下，“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
正是循着此种思想，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和电视剧《长征》被炮制出来，让民众一次一次的重温“共产党为了民族所作的牺牲”。可是谎言终究是谎言。让我们一个个还原长征中的谎言。
2001年，中共央视播放了电视剧《长征》。剧中多次用唢呐吹奏《十送红军》，使得气氛显得慷慨悲壮。剧中还有这样一段情节：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乡亲们边打着火把送红军，毛泽东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红军》，这位姑娘便含着眼泪唱了起来……
据说中共空政文工团的老演员们看到此处，哑然失笑：“《十送红军》1961年才问世，长征时（应该是慌忙逃命时）哪来的《十送红军》？”而且要知道，中共当初逃跑，属于绝密，除了核心成员知晓之外，没人知道，怎么可能大张旗鼓高唱十送红军？
事实上，《十送红军》是根据江西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改编的，该曲调在采茶戏中叫《长歌》。原词是：“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后改为“一送里格红军……”。而这样的篡改民间小调此后一再出现，如众所周知的《东方红》。
中共“长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中国东三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军进行了局部抗战，同时国民政府限于自身实力，还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赢得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
而在这期间，中共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
对于中共的作乱，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的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1934年，国民党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战术得当，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决定分批突围，而到处寻找生存之地。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只不过是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和撒下的弥天大谎。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
中共中央红军逃亡先后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山西，所经地区大部分为天气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最后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西。人员由原来的八、九万之众，抵达时仅剩三千人，而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减员有一半之多。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承认：“长征军事计画，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不久又改称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道：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画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事实上，就连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他们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确的目地地，也是边走边看。
在中共逃亡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的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根据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的研究，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边境，正如中共承认的那样，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藉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在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此时哪里有“北上抗日”的影子？
第二阶段，在国民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画，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于是“中共中央红军于1935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地，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由于国民政府军并没有给中共喘息时间，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曾于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上述史实说明，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画”。毛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
张国焘还记述道：“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画，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
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
当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时，会再次发现，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画，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1935年8月，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
不久，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交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馀，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在陕北落脚，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因为这里交通不便，易守难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军残馀势力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毛亲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毛称：“应该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注意，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到抗日。
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着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后来因无法战胜国民政府军，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只好北上，并于1936年底到达陕北与毛部会合。
综合以上史实，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馀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
真实的历史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关于中共“长征”的这个历史性的谎言，在1949年后，通过报章、通过小说、戏剧、电影、话剧等宣传手段，尤其是通过不厌其烦的对大、中、小学学生反覆地予以强行灌输，使得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而在中共的钳制下，知情者噤若寒蝉。
不过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共欲盖弥彰已是有心无力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中共同样无法解释的还有其一直高调纪念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史料表明，所谓的“长征”根本不是如中共所言的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为了北上抗日”，而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的北上逃跑。而且，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共在言辞和行动上根本没有提到过抗日，其主要目地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要命的是，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南往西北逃窜，这是去打日本的样子吗?
然而，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的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共的授意下，“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
正是循着此种思想，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和电视剧《长征》被炮制出来，让民众一次一次的重温“共产党为了民族所作的牺牲”。可是谎言终究是谎言。让我们一个个还原长征中的谎言。
1961年问世的《十送红军》
2001年，中共央视播放了电视剧《长征》。剧中多次用唢呐吹奏《十送红军》，使得气氛显得慷慨悲壮。剧中还有这样一段情节：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乡亲们边打着火把送红军，毛泽东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红军》，这位姑娘便含着眼泪唱了起来……
据说中共空政文工团的老演员们看到此处，哑然失笑：“《十送红军》1961年才问世，长征时（应该是慌忙逃命时）哪来的《十送红军》？”而且要知道，中共当初逃跑，属于绝密，除了核心成员知晓之外，没人知道，怎么可能大张旗鼓高唱十送红军？
事实上，《十送红军》是根据江西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改编的，该曲调在采茶戏中叫《长歌》。原词是：“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后改为“一送里格红军……”。而这样的篡改民间小调此后一再出现，如众所周知的《东方红》。
失败逃亡
中共“长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中国东三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军进行了局部抗战，同时国民政府限于自身实力，还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赢得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
而在这期间，中共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
对于中共的作乱，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的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1934年，国民党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战术得当，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决定分批突围，而到处寻找生存之地。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只不过是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和撒下的弥天大谎。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
中共中央红军逃亡先后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山西，所经地区大部分为天气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最后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西。人员由原来的八、九万之众，抵达时仅剩三千人，而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减员有一半之多。
逃亡前的困惑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承认：“长征军事计画，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不久又改称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道：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画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事实上，就连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他们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确的目地地，也是边走边看。
逃亡前的大屠杀
在中共逃亡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的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逃亡四个阶段无抗日行为
根据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的研究，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边境，正如中共承认的那样，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藉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在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此时哪里有“北上抗日”的影子？
第二阶段，在国民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画，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于是“中共中央红军于1935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地，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由于国民政府军并没有给中共喘息时间，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曾于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上述史实说明，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画”。毛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
张国焘还记述道：“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画，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
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
当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时，会再次发现，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画，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1935年8月，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
不久，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交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馀，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在陕北落脚，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因为这里交通不便，易守难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军残馀势力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毛亲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毛称：“应该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注意，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到抗日。
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着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后来因无法战胜国民政府军，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只好北上，并于1936年底到达陕北与毛部会合。
综合以上史实，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馀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
真实的历史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结语
关于中共“长征”的这个历史性的谎言，在1949年后，通过报章、通过小说、戏剧、电影、话剧等宣传手段，尤其是通过不厌其烦的对大、中、小学学生反覆地予以强行灌输，使得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而在中共的钳制下，知情者噤若寒蝉。
不过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共欲盖弥彰已是有心无力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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