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中国大地建立政权之后，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残酷。对当时中国的文艺精英来说，当时的中国，因为中共的统治，已经成了他们的炼狱！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被开膛破腹的“七仙女”
有人把严凤英称为“谪落凡尘的精灵”。严凤英，原名严鸿六，安徽省桐城县罗岭（今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黄梅村）人。黄梅戏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一生主演了60多个剧目，其中《天仙配》、《女附马》、《牛郎织女》三部黄梅戏电影，成为三座艺术丰碑。她表演的“七仙女”、“女附马”等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其经典塑造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严凤英13岁起偷偷向本族黄梅调艺人严云高学戏，当时黄梅调来自社会的底层，被视为“花鼓淫戏”而遭禁锢。酷爱黄梅调的她因此触犯族规，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投奔严云高的师兄程积善。她跟着戏班子四处奔波谋生，不计较角色大小，有时为借一朵绒花戴上一两场，甚至不惜一再向老艺人们下跪磕头。起初，她只是个专门演丫鬟的小伢子，后来她演出了门道，救场了旦角《小辞店》，以后只要一挂“严凤英主演《小辞店》”的戏牌，准会场场爆满。
她曾经被县自卫大队长掳回乡下老家，强迫她做姨太太，她在高粱上试图上吊得以挣命。后来又被国民党县自卫中队的头头劫持回家，被几个老婆不断地折磨虐待，做女佣的活，还要挨棒槌打、尖刀扎。十八岁的严凤英再一次以死相抗，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吞金自杀。
1966年，正在旌德一带农村巡回演出的严凤英接到通知，赶回合肥参加那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严凤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色人物”，“是周扬的黑干将”，还把她在过去遭受的凌辱演绎成了骇人听闻的“桃色事件”。
造反派的谩骂声充斥耳边：
“主要罪恶根源是，谁叫你长得那么漂亮？！”
“谁叫你唱‘淫词’黄梅调的？！”
“那些国民党军官、地痞流氓虽说枪毙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受了你的害！你拿黄梅调害了他们，你要不是女的，长得不漂亮，不在台上唱戏，他们想得起来侮辱你、迫害你吗？！”
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发表了题为《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社论，说严凤英反对“伟大的旗手”江青，围攻了“革命样板戏”，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指控她为“现行反革命”。
社论发表的第二天，严凤英就被造反派提审，并勒令认罪，她坚决不承认反党，被下最后通牒：“你要抓紧时间交代你的罪行！星期一上午就来拿你的认罪书！否则就要砸烂狗头。”
1968年4月7日晚，严凤英伏在桌上不停地写，用复写纸复写她对大字报逐条反驳的文章。当天晚上，严凤英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严凤英的丈夫这样回忆自己的妻子：
得知严凤英服毒后，他立即让年幼的大儿子小亚到楼下找文化局的医生来抢救，由于合肥很多医生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只有3个部队医院还在运作，3名跟严凤英私下交好的医生来为其抢救。“因为整个剧团只有一部电话，而这部电话已经被军代表控制了，我再三请求让医院来救护车，救护车没来，却来了一群‘造反派’，说严凤英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的大字报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越讲越没有气力。”
王冠亚看到求“造反派”没用，便去借板车，几经波折才弄到板车，用板车将严凤英拉到医院。医院说必须开介绍信才能看病，王冠亚再三央求无果，只能返回剧团开介绍信，此时严凤英的瞳孔已经扩散。
门诊不能看，只能到医院住院部，但是住院部在3公里外。没有病床，只能让严凤英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由于得不到及时抢救，严凤英就这样离开了黄梅戏舞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命自杀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王冠亚坚决不同意，却也无可奈何。
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
王长安主编的《中国黄梅戏》这样评价严凤英对黄梅戏的贡献：“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
王冠亚曾与严凤英厮守了12年，严凤英死后，王冠亚一生守候着与严凤英的感情，终身未娶，并整理严凤英艺术生平，写下了长篇传记文学《严凤英》。
被折磨身心俱残的赵丹
赵丹是上个世纪中国着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人物创作，有人评价说“赵丹很可爱，死前依然很天真！”他主演的《武训传》轰动全国，但很快遭殃受到批判；60年代初，赵丹被邀饰演鲁迅，很快此剧搁浅；“文革”后，赵丹又被邀饰演周恩来，但高层认为赵丹30年代和江青的关系还没彻底搞清楚，不合适。实际上，他在文革后再也没能重返舞台。他留下临终遗言：“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李辉在《赵丹的文革交代》一文中说：赵丹这位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天才演员，却因是大牌明星、三十年代曾与江青有过交往、抗战期间在新疆被捕过等原因，被关押起来。几年里，每天被迫做的事情，无非是反反覆复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贬斥。他多么向往银幕，向往在一个个艺术形象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他的艺术正在旺盛期，正是收获时节，可是他却不得不将生命消耗在一页页自我践踏的交代中。即便在30年后翻阅它们，我不能不感到痛切万分。
被捕的前几天，赵丹受到上海青年话剧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们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边打他的脸，一边说：你还想上台！他们就是要破他的相。
他被戴上眼罩，进了一座监狱的单间牢房，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后来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文革中，这是一座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的监狱，当时关押了不下300名高干和高知。20年前的1948年，赵丹在电影《丽人行》的拍摄，扮演一位革命者章玉良，被国民党宪兵队押下车被捕入狱，那座监狱也就是现在赵丹被关押的地方。当初剧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狱中镜头，也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历史在赵丹身上出现出此的巧合。
“不许再说自己的名字，你是139号，139号就是你的名字。”几年时间里，赵丹一直是单人关押，后来出狱时曾一度语言迟钝。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写检讨……即便没有拍摄过仅仅有念头的事情，也逼迫他交代。如“为什么想要演刘贼少奇”。
李辉说，几年前，黄宗英将一摞材料交给他，是赵丹文革中关押在狱中所写的各种交代。这令人感动的信任，顿时让我感到手中这些稿纸的分量。“一次又一次翻阅，一页又一页整理，一个人沉重而扭曲的生命，渐次在我面前铺展。”
“读赵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委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让实行专政者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但是他也有激情抗争的时候，“这是一个弱者在与命运抗争，哪怕是可怜到极点的一种心灵挣扎。”对“文革”后给他的结论赵丹至死也没有签字。
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在病重时与李辉谈话：“我跟你谈阿丹时，没谈到他在文革狱中屡遭殴打，可能因为受到‘在国际法中，政治犯在狱中不可以严刑殴打’，以及文革中文革后都散布的‘把某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保护，免得被群众打死’的舆论的影响。我彷彿也没有看见哪篇狱中纪实说到打犯人、犯人挨打。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阿丹才敢告诉我：在提审时，打手从外边来，站四角打，把他打过来，打过去；在牢房里，打手也是从外边来，站两角打，或把他绑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过之后，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斗。”
当赵丹逝世后，做尸体解剖后，有参加解剖的宋慕琳对黄宗英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太惨了。”
中共治下，实为人间地狱！在中共的政治迫害中，“人格被扭曲，尊严被玷污”，肉体被摧残，这些艺术的精英们度日如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消耗生命。”
“文革”受难者长长的名单里，还有复旦才女杨必（杨绛之妹），早的1939年刚考上西南联大的时候就为中共效力的国军高官之女陈琏，军事科学院钦定的女将军马上巾帼张琴秋，钢琴才女顾圣婴，文革头号牺牲品吴晗和他的女儿吴小彦……
有人说，他们都是人尖儿，在共产党迫害下个个活得难堪，死得难看。
罄竹难书！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转自《中国观察》
（责任编辑：任浩）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被开膛破腹的“七仙女”
有人把严凤英称为“谪落凡尘的精灵”。严凤英，原名严鸿六，安徽省桐城县罗岭（今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黄梅村）人。黄梅戏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一生主演了60多个剧目，其中《天仙配》、《女附马》、《牛郎织女》三部黄梅戏电影，成为三座艺术丰碑。她表演的“七仙女”、“女附马”等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其经典塑造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严凤英13岁起偷偷向本族黄梅调艺人严云高学戏，当时黄梅调来自社会的底层，被视为“花鼓淫戏”而遭禁锢。酷爱黄梅调的她因此触犯族规，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投奔严云高的师兄程积善。她跟着戏班子四处奔波谋生，不计较角色大小，有时为借一朵绒花戴上一两场，甚至不惜一再向老艺人们下跪磕头。起初，她只是个专门演丫鬟的小伢子，后来她演出了门道，救场了旦角《小辞店》，以后只要一挂“严凤英主演《小辞店》”的戏牌，准会场场爆满。
她曾经被县自卫大队长掳回乡下老家，强迫她做姨太太，她在高粱上试图上吊得以挣命。后来又被国民党县自卫中队的头头劫持回家，被几个老婆不断地折磨虐待，做女佣的活，还要挨棒槌打、尖刀扎。十八岁的严凤英再一次以死相抗，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吞金自杀。
1966年，正在旌德一带农村巡回演出的严凤英接到通知，赶回合肥参加那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严凤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色人物”，“是周扬的黑干将”，还把她在过去遭受的凌辱演绎成了骇人听闻的“桃色事件”。
造反派的谩骂声充斥耳边：
“主要罪恶根源是，谁叫你长得那么漂亮？！”
“谁叫你唱‘淫词’黄梅调的？！”
“那些国民党军官、地痞流氓虽说枪毙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受了你的害！你拿黄梅调害了他们，你要不是女的，长得不漂亮，不在台上唱戏，他们想得起来侮辱你、迫害你吗？！”
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发表了题为《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社论，说严凤英反对“伟大的旗手”江青，围攻了“革命样板戏”，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指控她为“现行反革命”。
社论发表的第二天，严凤英就被造反派提审，并勒令认罪，她坚决不承认反党，被下最后通牒：“你要抓紧时间交代你的罪行！星期一上午就来拿你的认罪书！否则就要砸烂狗头。”
1968年4月7日晚，严凤英伏在桌上不停地写，用复写纸复写她对大字报逐条反驳的文章。当天晚上，严凤英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严凤英的丈夫这样回忆自己的妻子：
得知严凤英服毒后，他立即让年幼的大儿子小亚到楼下找文化局的医生来抢救，由于合肥很多医生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只有3个部队医院还在运作，3名跟严凤英私下交好的医生来为其抢救。“因为整个剧团只有一部电话，而这部电话已经被军代表控制了，我再三请求让医院来救护车，救护车没来，却来了一群‘造反派’，说严凤英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的大字报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越讲越没有气力。”
王冠亚看到求“造反派”没用，便去借板车，几经波折才弄到板车，用板车将严凤英拉到医院。医院说必须开介绍信才能看病，王冠亚再三央求无果，只能返回剧团开介绍信，此时严凤英的瞳孔已经扩散。
门诊不能看，只能到医院住院部，但是住院部在3公里外。没有病床，只能让严凤英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由于得不到及时抢救，严凤英就这样离开了黄梅戏舞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命自杀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王冠亚坚决不同意，却也无可奈何。
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
王长安主编的《中国黄梅戏》这样评价严凤英对黄梅戏的贡献：“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
王冠亚曾与严凤英厮守了12年，严凤英死后，王冠亚一生守候着与严凤英的感情，终身未娶，并整理严凤英艺术生平，写下了长篇传记文学《严凤英》。
被折磨身心俱残的赵丹
赵丹是上个世纪中国着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人物创作，有人评价说“赵丹很可爱，死前依然很天真！”他主演的《武训传》轰动全国，但很快遭殃受到批判；60年代初，赵丹被邀饰演鲁迅，很快此剧搁浅；“文革”后，赵丹又被邀饰演周恩来，但高层认为赵丹30年代和江青的关系还没彻底搞清楚，不合适。实际上，他在文革后再也没能重返舞台。他留下临终遗言：“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李辉在《赵丹的文革交代》一文中说：赵丹这位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天才演员，却因是大牌明星、三十年代曾与江青有过交往、抗战期间在新疆被捕过等原因，被关押起来。几年里，每天被迫做的事情，无非是反反覆复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贬斥。他多么向往银幕，向往在一个个艺术形象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他的艺术正在旺盛期，正是收获时节，可是他却不得不将生命消耗在一页页自我践踏的交代中。即便在30年后翻阅它们，我不能不感到痛切万分。
被捕的前几天，赵丹受到上海青年话剧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们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边打他的脸，一边说：你还想上台！他们就是要破他的相。
他被戴上眼罩，进了一座监狱的单间牢房，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后来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文革中，这是一座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的监狱，当时关押了不下300名高干和高知。20年前的1948年，赵丹在电影《丽人行》的拍摄，扮演一位革命者章玉良，被国民党宪兵队押下车被捕入狱，那座监狱也就是现在赵丹被关押的地方。当初剧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狱中镜头，也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历史在赵丹身上出现出此的巧合。
“不许再说自己的名字，你是139号，139号就是你的名字。”几年时间里，赵丹一直是单人关押，后来出狱时曾一度语言迟钝。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写检讨……即便没有拍摄过仅仅有念头的事情，也逼迫他交代。如“为什么想要演刘贼少奇”。
李辉说，几年前，黄宗英将一摞材料交给他，是赵丹文革中关押在狱中所写的各种交代。这令人感动的信任，顿时让我感到手中这些稿纸的分量。“一次又一次翻阅，一页又一页整理，一个人沉重而扭曲的生命，渐次在我面前铺展。”
“读赵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委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让实行专政者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但是他也有激情抗争的时候，“这是一个弱者在与命运抗争，哪怕是可怜到极点的一种心灵挣扎。”对“文革”后给他的结论赵丹至死也没有签字。
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在病重时与李辉谈话：“我跟你谈阿丹时，没谈到他在文革狱中屡遭殴打，可能因为受到‘在国际法中，政治犯在狱中不可以严刑殴打’，以及文革中文革后都散布的‘把某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保护，免得被群众打死’的舆论的影响。我彷彿也没有看见哪篇狱中纪实说到打犯人、犯人挨打。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阿丹才敢告诉我：在提审时，打手从外边来，站四角打，把他打过来，打过去；在牢房里，打手也是从外边来，站两角打，或把他绑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过之后，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斗。”
当赵丹逝世后，做尸体解剖后，有参加解剖的宋慕琳对黄宗英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太惨了。”
中共治下，实为人间地狱！在中共的政治迫害中，“人格被扭曲，尊严被玷污”，肉体被摧残，这些艺术的精英们度日如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消耗生命。”
“文革”受难者长长的名单里，还有复旦才女杨必（杨绛之妹），早的1939年刚考上西南联大的时候就为中共效力的国军高官之女陈琏，军事科学院钦定的女将军马上巾帼张琴秋，钢琴才女顾圣婴，文革头号牺牲品吴晗和他的女儿吴小彦……
有人说，他们都是人尖儿，在共产党迫害下个个活得难堪，死得难看。
罄竹难书！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转自《中国观察》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