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讯】“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是中共建政后于1950年代初发动的第一场肃清“反对势力”的运动，目的是巩固中共政权。“镇反”运动中，中共高层制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下令全国杀人，各地掀起腥风血雨。中共“镇反”屠杀与暴力“土改”、武装“剿匪”同步展开，根据多方统计数据，1950年代初实际遇害人数至少500万。
“抗美援朝”为“镇反”运动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
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1950年10月18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反革命是可以杀干净的”。在他看来，“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不痛不痒又得罪了人，就划不来。杀一儆百，一百人杀一个，这一个是必须杀的很需要”。
毛泽东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1951年1月，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馀人，仅杀200馀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对于这次空前的政治运动，镇反中的“杀、关、管”，大部分不是经由法院判决。
出生于1927年的大陆着名律师张思之当时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师，他回忆说：“用不着审，法院成了摆设。镇压反革命运用的是所谓军法处的名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一纸布告，就宣判一个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纪录杀了200多人，我自己经历过的一天杀70多人。搞掉这些人命，统统都只需要一纸布告”。
“镇反”屠杀扩大化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但是杀戮并没有停止。
《黄克诚自述》里提及湖南镇反，“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杀的数字已超过估计甚多”。
1951年5月11日，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也说：“杀人没有杀开的时候，几个月几年都杀不了人；一开杀了呢，几天就几千人头落地。川东听说杀人权要在4月15号开始收到区党委之前，几天就杀了六千。”
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还说：“全国已经杀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很多地方已经杀到人口的千分之一，有些地方超过了，有些地方还不够，但总的数字已经到了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同时，没有土改的地区还要杀一点，一些镇压不够的地方，还要杀一批或几批，以后停止大杀，也还要零零碎碎地小杀，数目字就不会少，估计要超过千分之一。”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报告声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馀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馀名，关了1,290,000馀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馀名。”以被处决人数712,000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
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馀人被判死刑。
但“镇反”运动中，中共实际杀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1953年，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承认“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
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000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中共50年代初大屠杀人数超500万人
中共篡政后，“镇反”屠杀与暴力“土改”、武装“剿匪”同步展开，1950年代初实际遇害人数至少超500万。
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1952年有280万人被中共处死；1953～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
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万6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150万人。
时任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200多万土匪”。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1951.2～1952.5间，至少有300万人被中共杀害。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300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
1999年9月，中共军方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方分别歼“匪”（按：中共将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41.6万、150万、85万、2.9万、7.9万、6万人，合计258.4万人。
考虑到东北、华北沦陷较早，反共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1947年5月与1949年5月；而中南、西南沦陷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1952年6月与1950年2月（华东为1952年8月，西北1950年1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
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馀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中共大肆宣传杀人 让所有国民惧怕共产党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批示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共媒体也予以大力报导。
中共“镇反”中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反对者，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政论家陈破空表示：“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刊文称，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共中央要求，都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1976年前，中共国的“镇反”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抗美援朝”为“镇反”运动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
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1950年10月18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反革命是可以杀干净的”。在他看来，“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不痛不痒又得罪了人，就划不来。杀一儆百，一百人杀一个，这一个是必须杀的很需要”。
毛泽东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1951年1月，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馀人，仅杀200馀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对于这次空前的政治运动，镇反中的“杀、关、管”，大部分不是经由法院判决。
出生于1927年的大陆着名律师张思之当时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师，他回忆说：“用不着审，法院成了摆设。镇压反革命运用的是所谓军法处的名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一纸布告，就宣判一个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纪录杀了200多人，我自己经历过的一天杀70多人。搞掉这些人命，统统都只需要一纸布告”。
“镇反”屠杀扩大化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但是杀戮并没有停止。
《黄克诚自述》里提及湖南镇反，“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杀的数字已超过估计甚多”。
1951年5月11日，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也说：“杀人没有杀开的时候，几个月几年都杀不了人；一开杀了呢，几天就几千人头落地。川东听说杀人权要在4月15号开始收到区党委之前，几天就杀了六千。”
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还说：“全国已经杀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很多地方已经杀到人口的千分之一，有些地方超过了，有些地方还不够，但总的数字已经到了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同时，没有土改的地区还要杀一点，一些镇压不够的地方，还要杀一批或几批，以后停止大杀，也还要零零碎碎地小杀，数目字就不会少，估计要超过千分之一。”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报告声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馀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馀名，关了1,290,000馀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馀名。”以被处决人数712,000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
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馀人被判死刑。
但“镇反”运动中，中共实际杀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1953年，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承认“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
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000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中共50年代初大屠杀人数超500万人
中共篡政后，“镇反”屠杀与暴力“土改”、武装“剿匪”同步展开，1950年代初实际遇害人数至少超500万。
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1952年有280万人被中共处死；1953～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
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万6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150万人。
时任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200多万土匪”。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1951.2～1952.5间，至少有300万人被中共杀害。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300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
1999年9月，中共军方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方分别歼“匪”（按：中共将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41.6万、150万、85万、2.9万、7.9万、6万人，合计258.4万人。
考虑到东北、华北沦陷较早，反共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1947年5月与1949年5月；而中南、西南沦陷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1952年6月与1950年2月（华东为1952年8月，西北1950年1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
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馀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中共大肆宣传杀人 让所有国民惧怕共产党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批示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共媒体也予以大力报导。
中共“镇反”中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反对者，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政论家陈破空表示：“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刊文称，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共中央要求，都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1976年前，中共国的“镇反”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