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份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盘点那些曾一心追随中共但却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民盟中央的高官们和知名人士。
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由国民参政会上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议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发起，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初名为“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其成立后即与中共协商合作。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与内战过程中，所有民主党派中惟有民盟支持中共最力，一边倒向了中共，全力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模式，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中共建政后，出于统战的需要，包括民盟在内的八个民主党派被保留下来，为了笼络民盟，毛还委任民盟的一些代表做政府高官，如张澜任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章伯钧等出任部长。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标榜思想独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不少丧失了独立风骨，如沈钧儒，甘于臣服在毛和中共的脚下，而另一些人则因为真诚的相信毛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他们的厄运自此开始。
1966年的文革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者，是着名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他的其他身份还有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
早年的吴晗曾入北京清华大学史学系学习，1937年，年仅28岁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到西南大学执教，1943年加入民盟，1957年加入中共。
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被视为“现代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然而，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却失掉文人本色。如为保留北京的牌楼，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都曾与吴晗发生正面冲突，梁思成还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政治第一成为吴晗的选择。
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晗亦是急先锋。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其无情让人记忆犹新。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李辉表示，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正因为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在这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1959年，秉承毛的学习忠心耿耿的海瑞精神的旨意，吴晗写了一系列关于海瑞的文章，后来又写了京剧《海瑞罢官》的剧本。1961年11月京剧《海瑞罢官》公演，赢得一片叫好。谁料，文革开始，吴晗却因为这出戏被打倒，做了阶下囚。
上海的周信芳因演“海瑞上疏”也开始遭到了厄运，75年病逝；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不堪批斗，抄家而自尽；吴晗则于1969年10月惨死于监狱。
一生忠于毛，忠于中共的“御用文人”吴晗却死在党的监狱里，说明了什么呢?
出生于东北辽宁开源，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加入国民党的高崇民，曾做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高崇民，受中共委派，在1935年前往西安说服张学良不要剿共，并主导了张、杨的联合，参与了次年的西安军事叛变。
在张、杨抓捕蒋介石后，高崇民根据口授内容，带人起草了通电，并出任“行动设计委员会”主任。在蒋介石被移押西安市区新城后，高崇民也跟到那里办公，每天吃住办公室，日以继夜处理电报、信函，接待各方来人，蒐集各方反映，并及时向张杨汇报。他还向张学良建议用其座机将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接抵西安，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
中共在苏联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蒋介石，被中共耍了的张学良负罪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而高崇民则接受中共指令，筹建“东北救亡总会”，并担任5名执委之一。
1938年8月，高崇民随“东总”参观团到达延安，并正式要求加入中共，但中共决定让其暂留党外，以便于统战工作。1941年，加入民盟。直到1946年，他才正式加入中共，但一直没有公开党籍。他先后任安东省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等。
1954年高崇民上调北京，先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高崇民被划入由“彭真、林枫和吕正操等阴谋策划叛党投敌集团案”引发的“东北叛党集团”，被列入这个集团的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等。高崇民等人先后被关押审查，1968年10月，高被抓进监狱，被诬陷为是“军统特务”，他拒不承认。
1971年7月，81岁的高崇民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共卸磨杀驴的又一典型例证。
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并在美国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冯友兰，放弃了在美国任教的机会，回到中国，在中共建政后一直在北大任教，主讲中国哲学。由于其在学术领域上的地位，他除了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外，还成为民盟中央委员。
尽管在中共统治下，小心谨慎的冯友兰放弃了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但历次运动并没有放过他。1950年，在中共发起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1957年反右运动中，冯友兰依旧是首当其冲，其思想不仅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遭到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爆发后，冯友兰再次受到波及。他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冯友兰还被关进了牛棚。
1968年11月，因毛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冯友兰才得以离开牛棚。其后，参加了臭名昭着的北大“梁效”班子，为文革写御用文章。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再次被关押。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1979年获释。
冯友兰的后半生应该是中共治下俯首帖耳的知识份子的人生缩影。胡适曾如此评价冯友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话虽残忍了些，但在认不清中共这方面他确实是“蠢”的一塌糊涂。
民盟被迫害的高官和知名人士当不止上述六人，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潘光旦，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等。而这些遭到迫害的社会精英们是否了解，中共对曾经为中共立下大功的他们卸磨杀驴的根本原因就是铲除知识份子的独立思维，巩固中共的一党专制。
1966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落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声嘶力竭的言辞背后，正是磨刀霍霍的中共，而大刀砍向的何止是民盟的精英们？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本系列盘点那些曾一心追随中共但却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民盟中央的高官们和知名人士。
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由国民参政会上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议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发起，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初名为“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其成立后即与中共协商合作。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与内战过程中，所有民主党派中惟有民盟支持中共最力，一边倒向了中共，全力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模式，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中共建政后，出于统战的需要，包括民盟在内的八个民主党派被保留下来，为了笼络民盟，毛还委任民盟的一些代表做政府高官，如张澜任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章伯钧等出任部长。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标榜思想独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不少丧失了独立风骨，如沈钧儒，甘于臣服在毛和中共的脚下，而另一些人则因为真诚的相信毛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他们的厄运自此开始。
民盟副主席吴晗惨死
1966年的文革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者，是着名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他的其他身份还有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
早年的吴晗曾入北京清华大学史学系学习，1937年，年仅28岁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到西南大学执教，1943年加入民盟，1957年加入中共。
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被视为“现代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然而，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却失掉文人本色。如为保留北京的牌楼，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都曾与吴晗发生正面冲突，梁思成还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政治第一成为吴晗的选择。
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晗亦是急先锋。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其无情让人记忆犹新。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李辉表示，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正因为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在这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1959年，秉承毛的学习忠心耿耿的海瑞精神的旨意，吴晗写了一系列关于海瑞的文章，后来又写了京剧《海瑞罢官》的剧本。1961年11月京剧《海瑞罢官》公演，赢得一片叫好。谁料，文革开始，吴晗却因为这出戏被打倒，做了阶下囚。
上海的周信芳因演“海瑞上疏”也开始遭到了厄运，75年病逝；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不堪批斗，抄家而自尽；吴晗则于1969年10月惨死于监狱。
一生忠于毛，忠于中共的“御用文人”吴晗却死在党的监狱里，说明了什么呢?
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惨死狱中
出生于东北辽宁开源，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加入国民党的高崇民，曾做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高崇民，受中共委派，在1935年前往西安说服张学良不要剿共，并主导了张、杨的联合，参与了次年的西安军事叛变。
在张、杨抓捕蒋介石后，高崇民根据口授内容，带人起草了通电，并出任“行动设计委员会”主任。在蒋介石被移押西安市区新城后，高崇民也跟到那里办公，每天吃住办公室，日以继夜处理电报、信函，接待各方来人，蒐集各方反映，并及时向张杨汇报。他还向张学良建议用其座机将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接抵西安，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
中共在苏联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蒋介石，被中共耍了的张学良负罪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而高崇民则接受中共指令，筹建“东北救亡总会”，并担任5名执委之一。
1938年8月，高崇民随“东总”参观团到达延安，并正式要求加入中共，但中共决定让其暂留党外，以便于统战工作。1941年，加入民盟。直到1946年，他才正式加入中共，但一直没有公开党籍。他先后任安东省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等。
1954年高崇民上调北京，先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高崇民被划入由“彭真、林枫和吕正操等阴谋策划叛党投敌集团案”引发的“东北叛党集团”，被列入这个集团的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等。高崇民等人先后被关押审查，1968年10月，高被抓进监狱，被诬陷为是“军统特务”，他拒不承认。
1971年7月，81岁的高崇民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共卸磨杀驴的又一典型例证。
民盟中央委员冯友兰被抄家
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并在美国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冯友兰，放弃了在美国任教的机会，回到中国，在中共建政后一直在北大任教，主讲中国哲学。由于其在学术领域上的地位，他除了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外，还成为民盟中央委员。
尽管在中共统治下，小心谨慎的冯友兰放弃了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但历次运动并没有放过他。1950年，在中共发起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1957年反右运动中，冯友兰依旧是首当其冲，其思想不仅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遭到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爆发后，冯友兰再次受到波及。他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冯友兰还被关进了牛棚。
1968年11月，因毛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冯友兰才得以离开牛棚。其后，参加了臭名昭着的北大“梁效”班子，为文革写御用文章。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再次被关押。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1979年获释。
冯友兰的后半生应该是中共治下俯首帖耳的知识份子的人生缩影。胡适曾如此评价冯友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话虽残忍了些，但在认不清中共这方面他确实是“蠢”的一塌糊涂。
结语
民盟被迫害的高官和知名人士当不止上述六人，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潘光旦，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等。而这些遭到迫害的社会精英们是否了解，中共对曾经为中共立下大功的他们卸磨杀驴的根本原因就是铲除知识份子的独立思维，巩固中共的一党专制。
1966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落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声嘶力竭的言辞背后，正是磨刀霍霍的中共，而大刀砍向的何止是民盟的精英们？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