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9日讯】文革，究竟是什么？历经浩劫的人说：难以想像的疯狂。历史的记录说：那是执政党对子民的杀戮，对人性、文化和文明的颠覆，是摧毁中国社会道德的灾难。多少本性善良的民众，在中共的“红旗”下扭曲了本性，丧失了仁爱良善，其中有些人甚至变成了野兽。惨剧，骇人听闻，非笔墨可以形容。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恐怖，是红色的。
文革中到底有多人被屠杀？各界说法不一，难有定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写：“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馀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馀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馀人，703万馀人伤残；7万1千2百馀个家庭整个被毁。”美国夏威夷大学R.J. Rummel教授在其着作China’s Bloody Century（《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大约有773万人在文革中丧生。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便开始以抄家的方式进行“横扫”，抄家之风起于北京、迅速波及全国。全国被抄家的总数接近一千万户。之后，拷打和杀戮跟进，对付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
1966年8月，史称“红八月”，北京的红卫乒小将在一个月内就打死1772人。学者丁抒有评：“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钢铁学院的锅炉工、37岁的陈彦荣和妻子被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一群红卫兵带走。陈彦荣被指控为“阶级敌人”，因为他家里曾经拥有20多亩地。据陈彦荣之子陈书祥后来讲述，这帮红色暴徒把陈氏夫妇带到一所学校，用军用皮带、拧成鞭子的跳绳和带钉子的鞋抽打他们。之后，他们又把二人拉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殴打，动用了钢筋。陈彦荣坚持认为自己不算地主，因为家里早就放弃了地产。最后，倒在血泊中的陈彦荣请求喝水，但是学生们不同意。没过多久，陈彦荣就死在了妻子身边。陈书祥没有见过父亲的遗体，骨灰也不知去向。母亲未有机会指证当日的凶手。至今，没有任何人出来为他的死承担责任。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至68年底方渐平息。武斗中，对战俘的虐杀极为残忍，空前绝后。例如：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滥杀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活埋。
2010年，《血的神话——西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在香港出版。这部50万字的历史实录，由大陆作家谭合成以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作者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近400个案例，整理出珍贵的史实，“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1967年8月13日，一场当地人称为“乱杀风”的屠杀从湖南道县开始，随后扩散至道县所属的零陵地区其它地方，一直杀到10月17日才停手。多年后，发生屠杀的零陵地区只有道县等11个县做了调查，统计死伤数字为：道县有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占全县总人口的1.17％；11个县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迫自杀、2,146人致伤致残。死者中年纪最长的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9,093个生命先后在66天的杀戮中消失，百馀个家庭遭灭门。
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其中一种杀人方法叫“坐土飞机”。当时有十多名地主、富农及其子女遭集体处决，杀人者用一根绳索将众人捆成一团，中间放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导火线引燃后，这些“黑四类”被炸得粉碎。
谭合成说，道县屠杀基于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确切地说，这是党（中共）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策画、组织、煽动下的所谓‘贫下中农’对所谓的‘阶级敌人’进行的一场肉体大消灭。” 道县惨案并非文革时期的特例。“全国每个县都有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事，只是杀多杀少的问题。”
“血光与哭声相混杂，那场面就是人间地狱。”书中的每个例子都让人不忍听闻。有一名身材粗壮的年轻女性受命杀人时连砍了18个人的头颅；许多妇女在父兄或丈夫被处决后遭强奸甚至轮奸，有些在奸污后被杀，有些则被杀人者强占为妻。
据官方调查组的数位，零陵地区直接参与杀人行动的加害者有1.5万到2万人。在道县，直接参与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当时全县国家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杀人者中，中共党员有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36.9%。谭合成说，“这个数字说明，杀人的人就是党员、干部、民兵和农村基层干部人员。”
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先生破例为“血的神话”作序，他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中共专制极权土壤中，培育出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
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杀人，不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被满门抄斩，包括婴儿。杀人的花样包括集体活埋、砍头、灌滚水、绑炸药、剜乳割阴。逼子杀父、轮奸死者妻女之惨剧亦不足为奇。
随着文革运动进入高潮，在广西多个市县发生了多起杀人后把人吃掉的恐怖事件。人吃人，不是由于生存绝境的逼迫，而是因为极端的阶级仇恨。1968年5月14日，广西武宣县禄新乡在武斗中被俘虏的学生覃守珍、韦国荣被押送行至粮所时被打死，然后被分尸吃掉，他们被割肉挖肝，骨骼挂在树上。1968年7月1日，广西邻乡铜岭中学校长黄家栠在教室被批斗后遭乱棍打死。翌日其尸体被众学生剖腹取肝割肉，在校内用瓦片烘烤分吃。
1968年在广西自治区内有多少人被杀死后又被吃掉，无人知晓。当时已经被作为黑帮打倒的武宣县文化馆馆长王祖鉴，在武宣县八个公社的其中四个做了调查，纪录了有名有姓的七十八个被吃掉的人，他认为，1968年夏天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武宣县被杀死吃掉的人超过了一百人。根据武宣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1983年的调查资料，官方正式认定的被吃掉的人总共六十四个人，其中被吃肉砍头的一人，被挖掉心肝的五十六人，被割掉生殖器的十三人，被全部吃光的十八人，被活剖生割的七人。
旅美作家郑义在所着《红色纪念碑》中将广西的吃人狂潮分为三个阶段：开始阶段、高潮阶段和疯狂阶段。“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
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在“红八月”里失去父亲的陈书祥说：“对于‘文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现在当局对这段历史依然还在遮遮掩掩，为什么还不公开？为什么不还原这段历史真相？对历史、对我们的后人有个交待，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一语道破：“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
谭合成坦言：“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和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他强调：“没有反思，就没有改变。所以外界说至今大陆仍有文革的土壤。”
文明、道德，人性，是一个民族在世间生存发展的根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信仰为本，道德为尊。然而，中共窃权以后一直通过各种运动迫害民众、摧毁中国社会的根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不仅频繁地向人民挥起屠刀，而且还怂恿和操纵同胞互相残杀，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美丽的神州大地，承载了悠久灿烂的文化，却在中共的嗜血残暴中山河失色。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了解这段黑暗的历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正视过往、清醒的反思，为了我们自己和民族的明天。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文革中到底有多人被屠杀？各界说法不一，难有定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写：“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馀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馀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馀人，703万馀人伤残；7万1千2百馀个家庭整个被毁。”美国夏威夷大学R.J. Rummel教授在其着作China’s Bloody Century（《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大约有773万人在文革中丧生。
“红八月”的疯狂皮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便开始以抄家的方式进行“横扫”，抄家之风起于北京、迅速波及全国。全国被抄家的总数接近一千万户。之后，拷打和杀戮跟进，对付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
1966年8月，史称“红八月”，北京的红卫乒小将在一个月内就打死1772人。学者丁抒有评：“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钢铁学院的锅炉工、37岁的陈彦荣和妻子被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一群红卫兵带走。陈彦荣被指控为“阶级敌人”，因为他家里曾经拥有20多亩地。据陈彦荣之子陈书祥后来讲述，这帮红色暴徒把陈氏夫妇带到一所学校，用军用皮带、拧成鞭子的跳绳和带钉子的鞋抽打他们。之后，他们又把二人拉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殴打，动用了钢筋。陈彦荣坚持认为自己不算地主，因为家里早就放弃了地产。最后，倒在血泊中的陈彦荣请求喝水，但是学生们不同意。没过多久，陈彦荣就死在了妻子身边。陈书祥没有见过父亲的遗体，骨灰也不知去向。母亲未有机会指证当日的凶手。至今，没有任何人出来为他的死承担责任。
武斗虐杀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至68年底方渐平息。武斗中，对战俘的虐杀极为残忍，空前绝后。例如：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滥杀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活埋。
道县大屠杀 骇人听闻
2010年，《血的神话——西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在香港出版。这部50万字的历史实录，由大陆作家谭合成以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作者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近400个案例，整理出珍贵的史实，“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1967年8月13日，一场当地人称为“乱杀风”的屠杀从湖南道县开始，随后扩散至道县所属的零陵地区其它地方，一直杀到10月17日才停手。多年后，发生屠杀的零陵地区只有道县等11个县做了调查，统计死伤数字为：道县有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占全县总人口的1.17％；11个县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迫自杀、2,146人致伤致残。死者中年纪最长的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9,093个生命先后在66天的杀戮中消失，百馀个家庭遭灭门。
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其中一种杀人方法叫“坐土飞机”。当时有十多名地主、富农及其子女遭集体处决，杀人者用一根绳索将众人捆成一团，中间放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导火线引燃后，这些“黑四类”被炸得粉碎。
谭合成说，道县屠杀基于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确切地说，这是党（中共）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策画、组织、煽动下的所谓‘贫下中农’对所谓的‘阶级敌人’进行的一场肉体大消灭。” 道县惨案并非文革时期的特例。“全国每个县都有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事，只是杀多杀少的问题。”
“血光与哭声相混杂，那场面就是人间地狱。”书中的每个例子都让人不忍听闻。有一名身材粗壮的年轻女性受命杀人时连砍了18个人的头颅；许多妇女在父兄或丈夫被处决后遭强奸甚至轮奸，有些在奸污后被杀，有些则被杀人者强占为妻。
据官方调查组的数位，零陵地区直接参与杀人行动的加害者有1.5万到2万人。在道县，直接参与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当时全县国家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杀人者中，中共党员有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36.9%。谭合成说，“这个数字说明，杀人的人就是党员、干部、民兵和农村基层干部人员。”
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先生破例为“血的神话”作序，他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中共专制极权土壤中，培育出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
广西人吃人 灭绝人性
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杀人，不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被满门抄斩，包括婴儿。杀人的花样包括集体活埋、砍头、灌滚水、绑炸药、剜乳割阴。逼子杀父、轮奸死者妻女之惨剧亦不足为奇。
随着文革运动进入高潮，在广西多个市县发生了多起杀人后把人吃掉的恐怖事件。人吃人，不是由于生存绝境的逼迫，而是因为极端的阶级仇恨。1968年5月14日，广西武宣县禄新乡在武斗中被俘虏的学生覃守珍、韦国荣被押送行至粮所时被打死，然后被分尸吃掉，他们被割肉挖肝，骨骼挂在树上。1968年7月1日，广西邻乡铜岭中学校长黄家栠在教室被批斗后遭乱棍打死。翌日其尸体被众学生剖腹取肝割肉，在校内用瓦片烘烤分吃。
1968年在广西自治区内有多少人被杀死后又被吃掉，无人知晓。当时已经被作为黑帮打倒的武宣县文化馆馆长王祖鉴，在武宣县八个公社的其中四个做了调查，纪录了有名有姓的七十八个被吃掉的人，他认为，1968年夏天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武宣县被杀死吃掉的人超过了一百人。根据武宣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1983年的调查资料，官方正式认定的被吃掉的人总共六十四个人，其中被吃肉砍头的一人，被挖掉心肝的五十六人，被割掉生殖器的十三人，被全部吃光的十八人，被活剖生割的七人。
旅美作家郑义在所着《红色纪念碑》中将广西的吃人狂潮分为三个阶段：开始阶段、高潮阶段和疯狂阶段。“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
党性杀人 生灵涂炭
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在“红八月”里失去父亲的陈书祥说：“对于‘文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现在当局对这段历史依然还在遮遮掩掩，为什么还不公开？为什么不还原这段历史真相？对历史、对我们的后人有个交待，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一语道破：“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
谭合成坦言：“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和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他强调：“没有反思，就没有改变。所以外界说至今大陆仍有文革的土壤。”
文明、道德，人性，是一个民族在世间生存发展的根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信仰为本，道德为尊。然而，中共窃权以后一直通过各种运动迫害民众、摧毁中国社会的根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不仅频繁地向人民挥起屠刀，而且还怂恿和操纵同胞互相残杀，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美丽的神州大地，承载了悠久灿烂的文化，却在中共的嗜血残暴中山河失色。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了解这段黑暗的历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正视过往、清醒的反思，为了我们自己和民族的明天。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