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5日讯】张国焘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193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中共工作人员。1931年，张国焘就指挥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肃反运动。当时的中共红四军不过1.5万人，仅仅三个月，张国焘就利用“肃反”杀掉了6000人。
1931年9月中旬，根据张国焘的指令，红四军停止向南作战，全军开始移驻光山县白雀园一带，张国焘亦从鄂豫皖根据地驻地光山新集镇（今新县县城）赶到白雀园，亲自坐镇主持开展大“肃反”运动。
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
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
中共红军30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
另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披露：那时基本上是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常常是一株连一大片，从上面抓到下面，抓了就逼，供了就杀，杀了再抓，抓了又逼，因而"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
当时审批、拘捕和枪杀最严重的是以下3类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现行破坏活动，都要严查严审，一个也不放过；二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不论本人政治表现如何，都必须逐个审查；三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凡读过几年书，稍能舞文弄墨的，不管来自何地，家庭出身如何，都要经过筛子筛一遍。上述3类人在被审查时，少不了被刑讯逼供，且不容个人申辩，致使很多人都过不了关，冤死于大“肃反”运动中。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
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馀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馀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19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
张国焘在红四军中大肆捕杀红军指战员的狂潮，也波及到鄂豫皖苏区的地方政权，一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党政干部，许多人都在这次大“肃反”的滥捕滥杀中罹难。
如当时光山县苏维埃政府及其下属机关共一百馀人，“肃反”时除几名警卫员和炊事员之外，其馀均被逮捕。县政治保卫局局长带着一位秘书，一夜突审达32人之多，保卫局局长审困了，就由秘书代审，第二天清早局长一看记录，决定要处决16人，他也就批准执行了，可见当时杀人之轻率随意。
另据1936年印行的《光山县志约稿•杂记》记载：肃改组派“专徐家畈一处，杀人填大壑，堆平屋梁。而每日在山谷挖坑，夜驱士卒填之，更不计其数”。光山泼陂河镇旁有一条小河，小河上建有一座讲究的石拱桥，原为当地一处风景，可大“肃反”时，被杀者多被从石桥上推下去，尸体竟将河水堵住，可见当时杀人之多，真是惨不忍睹！
目前，中共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并未直接对富田事变加以平反。
所谓“AB团”，一般认为是英文“Anti—Bolsevik”的缩写，意为“反布尔什维克”，它是国民党于1926年在江西成立的一个以反共为目的的社会团体，但仅存在了3个月，而且人数很少，其影响力很有限。
所谓“改组派”，系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国民党派系，人数很少，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一扣上这两顶帽子，就成为毛泽东发起肃反运动的导火索。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赵云）
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肃反是最大规模的肃反屠杀之一
1931年9月中旬，根据张国焘的指令，红四军停止向南作战，全军开始移驻光山县白雀园一带，张国焘亦从鄂豫皖根据地驻地光山新集镇（今新县县城）赶到白雀园，亲自坐镇主持开展大“肃反”运动。
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
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
中共红军30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张国焘不仅杀人如麻 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
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
另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披露：那时基本上是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常常是一株连一大片，从上面抓到下面，抓了就逼，供了就杀，杀了再抓，抓了又逼，因而"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
当时审批、拘捕和枪杀最严重的是以下3类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现行破坏活动，都要严查严审，一个也不放过；二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不论本人政治表现如何，都必须逐个审查；三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凡读过几年书，稍能舞文弄墨的，不管来自何地，家庭出身如何，都要经过筛子筛一遍。上述3类人在被审查时，少不了被刑讯逼供，且不容个人申辩，致使很多人都过不了关，冤死于大“肃反”运动中。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
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馀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馀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19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
鄂豫皖苏区无辜百姓被牵连
张国焘在红四军中大肆捕杀红军指战员的狂潮，也波及到鄂豫皖苏区的地方政权，一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党政干部，许多人都在这次大“肃反”的滥捕滥杀中罹难。
如当时光山县苏维埃政府及其下属机关共一百馀人，“肃反”时除几名警卫员和炊事员之外，其馀均被逮捕。县政治保卫局局长带着一位秘书，一夜突审达32人之多，保卫局局长审困了，就由秘书代审，第二天清早局长一看记录，决定要处决16人，他也就批准执行了，可见当时杀人之轻率随意。
另据1936年印行的《光山县志约稿•杂记》记载：肃改组派“专徐家畈一处，杀人填大壑，堆平屋梁。而每日在山谷挖坑，夜驱士卒填之，更不计其数”。光山泼陂河镇旁有一条小河，小河上建有一座讲究的石拱桥，原为当地一处风景，可大“肃反”时，被杀者多被从石桥上推下去，尸体竟将河水堵住，可见当时杀人之多，真是惨不忍睹！
目前，中共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并未直接对富田事变加以平反。
所谓“AB团”，一般认为是英文“Anti—Bolsevik”的缩写，意为“反布尔什维克”，它是国民党于1926年在江西成立的一个以反共为目的的社会团体，但仅存在了3个月，而且人数很少，其影响力很有限。
所谓“改组派”，系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国民党派系，人数很少，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一扣上这两顶帽子，就成为毛泽东发起肃反运动的导火索。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