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6日讯】“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丈夫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婉拒。
直到80年代，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导演《夹边沟》的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3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3天，只取了7、8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10年9月，纪录片导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电影《夹边沟》是根据杨显惠小说《告别夹边沟》改编。
王兵自幼丧父，看《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杨显惠的原着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毕竟反右是“伟光正”干的恶事，中共现在仍然在当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来。
王兵在创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数据，他之前拍摄的长达3个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就是以夹边沟事件的幸存者和凤鸣口述作为载体，记录了个体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夹边沟》是一部冷峻、直接的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回避的回顾了那段历史。王兵将纪录片创作的美学引到故事片中，用独特、自信的视听语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后，人间地狱一般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发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开始拍摄，2009年1月完成，历时75天，积累了130小时的素材。
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电影《夹边沟》的写实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
电影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的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摄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延续到了故事片《夹边沟》中，电影中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出现”，而非表演。其中曾亲历夹边沟事件的李祥年还在电影中出演了一个角色，他帮助许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这个故事。
《夹边沟》最大的意义在于，用电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残酷的荒唐历史，虽然无法呈现全部事实，但也足以让人难以忘记。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30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30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30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都没有拍照下来，这等于30年前在此劳教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都没有底片，也意味着夹边沟的这段历史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写书，起名《经历——我的1957年》。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存留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着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60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40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藉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
没有在中共统治下生活过的人，绝对不会相信下面这个夹边沟“右派”的故事。
他叫陈宗海，酷爱篮球、爱打最出风头的前锋，1950年，20岁的陈宗海考上西北师大附中。
当年毛岸英11月25日在朝鲜被炸死的消息传回国内，校园里人们窃窃私语，都估计彭德怀要倒楣。有天，陈宗海像往常一样往课桌上铺了张报纸。不幸的是，报上有张毛泽东的照片。他盯着毛的照片看，他为毛老年丧子感到难过，他相信毛一定哀痛的泪飞顿作倾盆雨。于是一时手欠，拿出钢笔，给毛的眼睛下面添上了几滴眼泪。
国民政府最后离开大陆去台湾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个时候的人天真，以为毛这么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怎么可能呢？美国4年换一次政府，200多年过去了，美国还叫美国。中共把非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叫做国家，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仅仅一年零一个月，毛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因蛋炒饭暴露目标给炸死了。杨开慧为毛生了3个儿子，老二毛岸青精神失常，老三下落不明，只有长子是毛计划中的接班人。毛准备让他去朝鲜镀金两个月就回来，没想到一个月就被炸死了。
中共是伟光正，宣传上一定要突出毛为了国家连儿子都送上前线了，儿子死了，必须得显示毛的伟大胸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陈宗海给报纸的毛像画上几滴眼泪，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变成人，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于是，他被同学举报，校方要求他写材料，交代自己污蔑伟大领袖的反动思想。陈宗海生平头一回感到政治的压力，他害怕极了。被迫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污辱。批判会上，积极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陈宗海的反动思想！
他暗自庆幸，毕竟不是打倒陈宗海。阶级斗争在此时尚没有多年后那般狂热和偏执。但没完没了的汇报检讨，却让陈宗海觉得丢人现眼。读完高二，他决定退学。
这个高二少年就因为揣测毛泽东死掉儿子会落泪，从此苦难一生，先是被划为“右派”送往夹边沟，此后又以捏造的“反革命团伙”罪名送监。再经过10年农村改造，摘“右派”帽子后已到退休年龄，一生就这样被中共消耗掉。
67年前，中学生陈宗海看着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兰州城。对于新政权，他毫无概念。
陈家是一个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传下来的300亩黄河盐碱地，却在百年后土改中为老陈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帽子。祖传做砂锅的手艺让陈宗海感到厌倦，他认为太没技术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学的。
对于未来，他并无打算。中共要派兵去朝鲜帮助金日成，陈宗海亦无太多触动。他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他只愿无忧无虑地打球。他希望以后去当个运动员。但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梦想对于“半地主式富农”家庭的孩子太奢侈了。文革期间很多被定为“地主、富农”的被打死了，他们的孩子也有很多被打死的。事实证明，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苦难，包括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
当中共与美国开战、帮助金日成霸占了板门店以北之后，就开始把刀口转向国内。给毛泽东照片点过眼泪的陈宗海是首先开刀的对像。
50年代的工作没有几十年后这般难找。陈宗海想得简单：找个工作换个环境，自己就没事了。在家帮父亲做了半年砂锅，他认定自己太过大材小用。表叔介绍他去兰州市建筑公司，当伙食管理员。买菜算帐，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虽然是干部身分，但他心里却不情愿。
1954年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内部肃反开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细。陈宗海认为与己无关，便不发言。领导开会时发话：有些人犯过严重错误，还不主动交代。陈宗海一想：这不冲着我来的吗？但谁能证明他的清白呢？这样下去岂不又是没完没了。他觉得自己搞定不了这事。左思右想，他向单位请了个长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兰州开始公私合营。什么是“公私合营”？就是中共没产业是穷光蛋，要把私人企业拿过来，由共产党当家。也就是“共产共妻”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家的砂锅作坊和其它几家砂锅作坊被命令合在一起，组成陶器手工业合作社。此时的陈宗海已经结婚生子。公私合营前，全家凭靠父亲一人的手艺倒也过得去。但合营后所有私人业主都变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赖在家里啃老。合作社领导说：你都这么大了，还指着你爹过啊？他当上了合作社的会计，每月工资60元。
进入1956年，“共产共妻”更猖狂。陈宗海的会计没当上两个月，就被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成立的职工业馀学校调去当扫盲教师了。白天给领导一些材料搞宣传，晚上给学员上课。
“大鸣大放”里，陈宗海一句话也没敢说。领导找他：你谈谈嘛，总有些看法嘛。陈宗海心想，给毛主席画眼泪的事让他晦气了好几年，我哪还敢说什么。
一天开会，陈宗海和另一个老师一起抽烟。一片乱哄哄中，整风小组组长宣布：“现在开始开会。陈宗海，你不要再说话了。”陈宗海大为不解，说：“我只是抽烟，没有说话啊，你怎么胡点名呢！”本来就是没碴儿找碴儿。他这么一说，整风小组组长不需要转么子了，直接下刀。
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而来。给毛泽东画眼泪的旧事被抖出来，衍生的各种批判如乱箭般飞向陈宗海，他奋力争辩。1958年4月10日，整风小组领导宣布，“陈宗海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夹边沟。”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被定为右派，株连九族，全家的前途都没有了。
陈宗海记得在领导宣布的劳动教养条例里，曾提到不愿参加劳教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他打算放弃公职，这样就能免于劳教。但职工业馀学校有个反右积极分子来到陈家，向陈母借走了家里的户口本。陈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下面写了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这个王八蛋叫安殿策。”数十年后提及此事陈宗海仍难掩愤怒，“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划到阶级敌人了，再没啥客气了。”
当时，家里老父亲说了一句：“这一次不得了！”陈宗海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挺多一两年。他亲眼所见，1949年的肃毒运动中，旧社会的抽大烟的人被关进戒毒所劳教，国家管饭，一两个月到半年，有些轻微劳动，戒了毒就给放回来。“我还没坏到吸毒那程度，时间还能长吗？”
在夹边沟，陈宗海认识了俞兆远。
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科长，因为一句“征公粮再卖给农民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被打为“右派”，送到夹边沟。这是个聪明人，在夹边沟口粮再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俞兆远跟管教干部和分队长混得好，“劳动偷懒耍滑不出力，到处偷吃的”。在这里，他与陈宗海成了好哥们。
陈宗海积极改造的愿望终于在1959年的劳动节彻底破灭。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劳动中拼尽全力，却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年“十一”过完，失去希望的陈宗海一下子垮下来，连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未完待续）
──转自《人民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婉拒。
直到80年代，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导演《夹边沟》的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3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3天，只取了7、8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10年9月，纪录片导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电影《夹边沟》是根据杨显惠小说《告别夹边沟》改编。
王兵自幼丧父，看《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杨显惠的原着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毕竟反右是“伟光正”干的恶事，中共现在仍然在当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来。
王兵在创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数据，他之前拍摄的长达3个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就是以夹边沟事件的幸存者和凤鸣口述作为载体，记录了个体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夹边沟》是一部冷峻、直接的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回避的回顾了那段历史。王兵将纪录片创作的美学引到故事片中，用独特、自信的视听语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后，人间地狱一般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发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开始拍摄，2009年1月完成，历时75天，积累了130小时的素材。
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电影《夹边沟》的写实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
电影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的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摄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延续到了故事片《夹边沟》中，电影中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出现”，而非表演。其中曾亲历夹边沟事件的李祥年还在电影中出演了一个角色，他帮助许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这个故事。
《夹边沟》最大的意义在于，用电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残酷的荒唐历史，虽然无法呈现全部事实，但也足以让人难以忘记。
◎和凤鸣30年后重返夹边沟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30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30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30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都没有拍照下来，这等于30年前在此劳教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都没有底片，也意味着夹边沟的这段历史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写书，起名《经历——我的1957年》。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存留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着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60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40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藉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
◎给毛泽东照片画眼泪“被右派”，折腾50年
没有在中共统治下生活过的人，绝对不会相信下面这个夹边沟“右派”的故事。
他叫陈宗海，酷爱篮球、爱打最出风头的前锋，1950年，20岁的陈宗海考上西北师大附中。
当年毛岸英11月25日在朝鲜被炸死的消息传回国内，校园里人们窃窃私语，都估计彭德怀要倒楣。有天，陈宗海像往常一样往课桌上铺了张报纸。不幸的是，报上有张毛泽东的照片。他盯着毛的照片看，他为毛老年丧子感到难过，他相信毛一定哀痛的泪飞顿作倾盆雨。于是一时手欠，拿出钢笔，给毛的眼睛下面添上了几滴眼泪。
国民政府最后离开大陆去台湾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个时候的人天真，以为毛这么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怎么可能呢？美国4年换一次政府，200多年过去了，美国还叫美国。中共把非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叫做国家，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仅仅一年零一个月，毛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因蛋炒饭暴露目标给炸死了。杨开慧为毛生了3个儿子，老二毛岸青精神失常，老三下落不明，只有长子是毛计划中的接班人。毛准备让他去朝鲜镀金两个月就回来，没想到一个月就被炸死了。
中共是伟光正，宣传上一定要突出毛为了国家连儿子都送上前线了，儿子死了，必须得显示毛的伟大胸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陈宗海给报纸的毛像画上几滴眼泪，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变成人，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于是，他被同学举报，校方要求他写材料，交代自己污蔑伟大领袖的反动思想。陈宗海生平头一回感到政治的压力，他害怕极了。被迫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污辱。批判会上，积极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陈宗海的反动思想！
他暗自庆幸，毕竟不是打倒陈宗海。阶级斗争在此时尚没有多年后那般狂热和偏执。但没完没了的汇报检讨，却让陈宗海觉得丢人现眼。读完高二，他决定退学。
这个高二少年就因为揣测毛泽东死掉儿子会落泪，从此苦难一生，先是被划为“右派”送往夹边沟，此后又以捏造的“反革命团伙”罪名送监。再经过10年农村改造，摘“右派”帽子后已到退休年龄，一生就这样被中共消耗掉。
◎老陈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帽子
67年前，中学生陈宗海看着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兰州城。对于新政权，他毫无概念。
陈家是一个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传下来的300亩黄河盐碱地，却在百年后土改中为老陈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帽子。祖传做砂锅的手艺让陈宗海感到厌倦，他认为太没技术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学的。
对于未来，他并无打算。中共要派兵去朝鲜帮助金日成，陈宗海亦无太多触动。他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他只愿无忧无虑地打球。他希望以后去当个运动员。但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梦想对于“半地主式富农”家庭的孩子太奢侈了。文革期间很多被定为“地主、富农”的被打死了，他们的孩子也有很多被打死的。事实证明，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苦难，包括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
当中共与美国开战、帮助金日成霸占了板门店以北之后，就开始把刀口转向国内。给毛泽东照片点过眼泪的陈宗海是首先开刀的对像。
50年代的工作没有几十年后这般难找。陈宗海想得简单：找个工作换个环境，自己就没事了。在家帮父亲做了半年砂锅，他认定自己太过大材小用。表叔介绍他去兰州市建筑公司，当伙食管理员。买菜算帐，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虽然是干部身分，但他心里却不情愿。
1954年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内部肃反开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细。陈宗海认为与己无关，便不发言。领导开会时发话：有些人犯过严重错误，还不主动交代。陈宗海一想：这不冲着我来的吗？但谁能证明他的清白呢？这样下去岂不又是没完没了。他觉得自己搞定不了这事。左思右想，他向单位请了个长假，回家了。
◎怎么躲也没消灾解难
1955年年底，兰州开始公私合营。什么是“公私合营”？就是中共没产业是穷光蛋，要把私人企业拿过来，由共产党当家。也就是“共产共妻”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家的砂锅作坊和其它几家砂锅作坊被命令合在一起，组成陶器手工业合作社。此时的陈宗海已经结婚生子。公私合营前，全家凭靠父亲一人的手艺倒也过得去。但合营后所有私人业主都变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赖在家里啃老。合作社领导说：你都这么大了，还指着你爹过啊？他当上了合作社的会计，每月工资60元。
进入1956年，“共产共妻”更猖狂。陈宗海的会计没当上两个月，就被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成立的职工业馀学校调去当扫盲教师了。白天给领导一些材料搞宣传，晚上给学员上课。
“大鸣大放”里，陈宗海一句话也没敢说。领导找他：你谈谈嘛，总有些看法嘛。陈宗海心想，给毛主席画眼泪的事让他晦气了好几年，我哪还敢说什么。
一天开会，陈宗海和另一个老师一起抽烟。一片乱哄哄中，整风小组组长宣布：“现在开始开会。陈宗海，你不要再说话了。”陈宗海大为不解，说：“我只是抽烟，没有说话啊，你怎么胡点名呢！”本来就是没碴儿找碴儿。他这么一说，整风小组组长不需要转么子了，直接下刀。
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而来。给毛泽东画眼泪的旧事被抖出来，衍生的各种批判如乱箭般飞向陈宗海，他奋力争辩。1958年4月10日，整风小组领导宣布，“陈宗海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夹边沟。”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被定为右派，株连九族，全家的前途都没有了。
陈宗海记得在领导宣布的劳动教养条例里，曾提到不愿参加劳教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他打算放弃公职，这样就能免于劳教。但职工业馀学校有个反右积极分子来到陈家，向陈母借走了家里的户口本。陈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下面写了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这个王八蛋叫安殿策。”数十年后提及此事陈宗海仍难掩愤怒，“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划到阶级敌人了，再没啥客气了。”
当时，家里老父亲说了一句：“这一次不得了！”陈宗海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挺多一两年。他亲眼所见，1949年的肃毒运动中，旧社会的抽大烟的人被关进戒毒所劳教，国家管饭，一两个月到半年，有些轻微劳动，戒了毒就给放回来。“我还没坏到吸毒那程度，时间还能长吗？”
◎为了不被饿死求被捕
在夹边沟，陈宗海认识了俞兆远。
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科长，因为一句“征公粮再卖给农民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被打为“右派”，送到夹边沟。这是个聪明人，在夹边沟口粮再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俞兆远跟管教干部和分队长混得好，“劳动偷懒耍滑不出力，到处偷吃的”。在这里，他与陈宗海成了好哥们。
陈宗海积极改造的愿望终于在1959年的劳动节彻底破灭。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劳动中拼尽全力，却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年“十一”过完，失去希望的陈宗海一下子垮下来，连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未完待续）
──转自《人民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