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陆文革的惨烈，人们或通过亲身经历或通过若干书籍基本有了大致的了解，但对于文革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摧残，却知之甚少。1962年5月，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
在《七万言书》中，十世班禅提出“七个认识”，认为中共“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极其严重。
班禅指出“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的衰败而濒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中共）掀起了一个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姿意进行了疯像闯入般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的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画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
使藏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班禅指出“如果想进行斗争，即如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姿意进行诬陷，以致冤枉了许多好人；而且对于那些疯狂的人，反予以奖励表扬，而对真假不加调查等，没有进行应有的掌握，此其狂风之一。……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推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此其狂风之二”，“很多在押犯悲惨地死去了，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
班禅还表示，中共平叛扩大化时，青、甘、川、滇藏区有的地方“除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馀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
除了《七万言书》，由西藏作家唯色和其父亲泽仁多吉藉所着的《杀劫》一书，通过文字和照片，为我们描摹了当时发生在西藏的惨烈。
书中提到，文革爆发后，大批喇嘛被强制还俗，大批珍贵经书被焚毁，截至1976年，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院仅剩下8座，其中有着“藏地的灵魂”之称的大昭寺在文革时的遭遇，无疑是那2700座寺院境况的缩影。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觉康”（藏语意为佛殿），位于西藏拉萨老城区中心，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是藏王松赞干布为纪念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而建的，用于供奉公主从家乡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但目前寺院中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
据说，大昭寺建造时曾以山羊驮土，因而最初的佛殿曾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1409年，西藏格鲁教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歌颂释迦牟尼的功德，召集藏传佛教各派僧众，于藏历正月在寺院举行了大法会：默朗钦莫，前后持续15天，后寺院改名为大昭寺。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早在9世纪时已改称大昭寺。清朝时，大昭寺曾被称为“伊克昭庙”。经历代修缮增建，形成了庞大的建筑群，如今占地25100馀平方米。他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除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外，大昭寺还供奉着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其所拥有的从“吐蕃”至近期“格桑颇章”期壁画艺术也让人叹为观止。
作为宗教圣地，大昭寺是各教派共尊的神圣寺院，其“默朗钦莫”非常有名。当年，因来参加法会的僧俗众多，宗喀巴将法座移到大昭寺南侧的广场继续传法，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和甘丹赤巴都在此传授佛法，并称之为“松却绕瓦”，意思是“传法之地”。而法会也成为惯例，届时拉萨三大寺院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和其他寺院的数万僧人都云集于此，举行修法、辩经、驱魔、迎请未来强巴佛等活动。后世法会都由达赖主持。
大昭寺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宗教上，还体现在世俗方面。在历史上，它还是西藏噶厦政权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后，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在大昭寺二楼。后来清朝政府关于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活动也在此举行。
正是因为大昭寺在宗教和世俗方面双重的重要作用，它在文革期间成为了“破四旧”的重点目标。1966年8月，拉萨的红卫兵扛着红缨枪来到大昭寺进行洗劫。
根据《杀劫》中的图片和文字，大昭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法衣、经书、佛像、嘛尼轮等被砸、被毁、被烧；释迦牟尼佛像则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写有种种侮辱性的语言，其身上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连身上和脸上涂的金都被刮净，甚至镶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颗无以伦比的宝石以及古老的黄金耳环，也不知被何人拿走；还有所有佛像体内的装藏之物也都被拿走，其中的青稞被运送到粮食局仓库，磨成了糌粑……
《杀劫》中还透露，中共军队在1967年入驻大昭寺后，将剩馀的法器、佛像等运走毁掉。据说，除了释迦牟尼像，其他佛像全部被砸光。寺中的很多一层的佛殿都变成了猪圈，养了很多猪，而楼上的佛殿则改为军人的宿舍，楼上和楼下间搭了一个梯子。一个当时送猪饲料的僧人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另一个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做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
七十年代，军队撤离后，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西藏各地区和附近各县来拉萨的干部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投宿。也因此，寺内墙上的壁画被烧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熏的破损不堪。1972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中美关系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层为改变国际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复者们并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该放置什么佛像，最终还是在一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帮助下修复了第一层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后的大昭寺又恢复了香火缭绕的场景，直至今日。不过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画已不是昔日的壁画，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
在西藏的寺庙遭遇劫难的同时，作为藏族中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的喇嘛等作为“四旧”，自然也摆脱不了被批斗的命运。
《杀劫》中介绍了几位“上师”的遭遇，其中有一位是西藏为数不多的女上师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1940年出生的她，父亲名为日丹杰布，母亲名为索朗卓玛。她幼时便入寺为尼，6岁时被认定为第十一世桑顶•多吉帕姆的转世灵童，并进入桑顶寺，12岁时受比丘戒，被封为“呼图克图”（藏传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1952年藏历二月初八吉日，在法乐的奏鸣声中，德钦曲珍举行坐床继位大典，正式成为第十二世多吉帕姆。
多吉帕姆的童年一直在礼佛、诵经、修法中度过，众多高僧都先后做过她的导师。每年，她还要去古城江孜等地讲经弘法，为徒众祈福。
1955年后，受内地运动影响，驻藏干部和军队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从而引发了藏人的不满。1959年3月，西藏、青海等地区爆发了藏人与中共军队的武装冲突，藏人遭到了残酷镇压，达赖喇嘛、西藏政府和大量藏人被迫逃亡往印度并在那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多吉帕姆也在其中，但年轻的她当时似乎并非心甘情愿。
在逃到印度后，没有认清中共的多吉帕姆轻信中共的“不杀、不关、不判、不斗”政策，与中共驻印度商务代办处联系，并在其帮助下，回到了西藏，这为其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回来后的多吉帕姆在北京再次受到了中共高层的接见，并被中共称为“弃暗投明”的“爱国主义者”，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而多吉帕姆的父母也因积极帮助中共军队“剿匪”而被中共认为是“爱国人士”。
回到西藏后的多吉帕姆被中共安排在拉萨，由入寺修行转为在家修行，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而这在多吉帕姆上师的转世系统中没有先例。
文革爆发后，桑顶寺被夷为平地，多吉帕姆的修行活动也被迫中止，她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批斗。对此，《杀劫》中有着详细的图片介绍。
图片上展现的是1966年8月开始的第一场批斗。很多人围成了一圈，正在批斗多吉帕姆。处于批斗中心的多吉帕姆戴着价值连城的黑色法帽，深弯着腰，背上堆满了绫罗绸缎，手中则捧着极其珍贵的宝瓶“朋巴”，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据说，当时的她刚刚生下儿子不久。陪着多吉帕姆挨批斗的还有她的父母，从面部表情看，两人是满面愁云、战战兢兢。
从此，多吉帕姆的生活坠入了深渊，她被强迫劳动改造，去挖厕所、打土坯、种菜等。她的法帽在第一场批斗后就被“革命群众”扔到火堆里烧成了灰，而“朋巴”也自此杳无踪迹。
在多吉帕姆被揪斗的岁月中，她的父亲日丹杰布也被批斗并被关进了监狱，原因是他在喝醉时说了一句“毛主席夹巴索”（意思是毛去吃屎吧）。日丹杰布被打得肩膀骨折，从监狱中放出来，又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交由群众监督“改造”。据说，他很后悔当年的“爱国”行动，也就是帮助中共抓西藏人的经历。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而多吉帕姆的母亲也因为女儿和丈夫的缘故，被送去劳动“改造”，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文革后期，出于政治需要，中共开始有意修复西藏被砸毁的寺院。上世纪80年代，桑顶寺复建，多吉帕姆也恢复了在桑顶寺中一年一度举行的“岗甲萨”大法会，但她仍选择留在拉萨，在家修行。另一方面，中共为了统战还给了她不少官方头衔头衔。只是经历了这场劫难的女活佛，是否会像父亲一样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大昭寺和多吉帕姆上师的遭遇，就是中共摧残藏族文化的缩影。记得《杀劫》中还讲述了一个叫强巴仁青的老人的故事。他曾经是一个僧人，在文革戾气吹到西藏时，热血沸腾，追随中共砸过寺庙，烧毁过经书，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然而，当一切归于沉寂时，对神佛的信仰又让他内心充满了不安，无法再穿上袈裟的他，选择了自愿终生在大昭寺当清洁工。
他如此说道：“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的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趁着现在还没有死，赶紧忏悔，不然以后去天葬台连鹰鹫都不会吃，那才真可怜。”
毫无疑问，毛和中共发动的文革不仅彻底毁掉了中原大地和西藏的传统文化，而且毁掉了无数人的生活、梦想、信仰，这其中就包括强巴仁青在内的僧人。毛与中共的罪孽怎能用文字说得清？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七万言书》中的真相
在《七万言书》中，十世班禅提出“七个认识”，认为中共“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极其严重。
班禅指出“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的衰败而濒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中共）掀起了一个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姿意进行了疯像闯入般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的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画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
使藏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班禅指出“如果想进行斗争，即如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姿意进行诬陷，以致冤枉了许多好人；而且对于那些疯狂的人，反予以奖励表扬，而对真假不加调查等，没有进行应有的掌握，此其狂风之一。……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推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此其狂风之二”，“很多在押犯悲惨地死去了，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
班禅还表示，中共平叛扩大化时，青、甘、川、滇藏区有的地方“除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馀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
除了《七万言书》，由西藏作家唯色和其父亲泽仁多吉藉所着的《杀劫》一书，通过文字和照片，为我们描摹了当时发生在西藏的惨烈。
书中提到，文革爆发后，大批喇嘛被强制还俗，大批珍贵经书被焚毁，截至1976年，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院仅剩下8座，其中有着“藏地的灵魂”之称的大昭寺在文革时的遭遇，无疑是那2700座寺院境况的缩影。
大昭寺被洗劫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觉康”（藏语意为佛殿），位于西藏拉萨老城区中心，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是藏王松赞干布为纪念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而建的，用于供奉公主从家乡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但目前寺院中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
据说，大昭寺建造时曾以山羊驮土，因而最初的佛殿曾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1409年，西藏格鲁教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歌颂释迦牟尼的功德，召集藏传佛教各派僧众，于藏历正月在寺院举行了大法会：默朗钦莫，前后持续15天，后寺院改名为大昭寺。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早在9世纪时已改称大昭寺。清朝时，大昭寺曾被称为“伊克昭庙”。经历代修缮增建，形成了庞大的建筑群，如今占地25100馀平方米。他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除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外，大昭寺还供奉着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其所拥有的从“吐蕃”至近期“格桑颇章”期壁画艺术也让人叹为观止。
作为宗教圣地，大昭寺是各教派共尊的神圣寺院，其“默朗钦莫”非常有名。当年，因来参加法会的僧俗众多，宗喀巴将法座移到大昭寺南侧的广场继续传法，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和甘丹赤巴都在此传授佛法，并称之为“松却绕瓦”，意思是“传法之地”。而法会也成为惯例，届时拉萨三大寺院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和其他寺院的数万僧人都云集于此，举行修法、辩经、驱魔、迎请未来强巴佛等活动。后世法会都由达赖主持。
大昭寺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宗教上，还体现在世俗方面。在历史上，它还是西藏噶厦政权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后，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在大昭寺二楼。后来清朝政府关于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活动也在此举行。
正是因为大昭寺在宗教和世俗方面双重的重要作用，它在文革期间成为了“破四旧”的重点目标。1966年8月，拉萨的红卫兵扛着红缨枪来到大昭寺进行洗劫。
根据《杀劫》中的图片和文字，大昭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法衣、经书、佛像、嘛尼轮等被砸、被毁、被烧；释迦牟尼佛像则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写有种种侮辱性的语言，其身上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连身上和脸上涂的金都被刮净，甚至镶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颗无以伦比的宝石以及古老的黄金耳环，也不知被何人拿走；还有所有佛像体内的装藏之物也都被拿走，其中的青稞被运送到粮食局仓库，磨成了糌粑……
大昭寺被当成猪圈
《杀劫》中还透露，中共军队在1967年入驻大昭寺后，将剩馀的法器、佛像等运走毁掉。据说，除了释迦牟尼像，其他佛像全部被砸光。寺中的很多一层的佛殿都变成了猪圈，养了很多猪，而楼上的佛殿则改为军人的宿舍，楼上和楼下间搭了一个梯子。一个当时送猪饲料的僧人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另一个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做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
七十年代，军队撤离后，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西藏各地区和附近各县来拉萨的干部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投宿。也因此，寺内墙上的壁画被烧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熏的破损不堪。1972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中美关系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层为改变国际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复者们并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该放置什么佛像，最终还是在一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帮助下修复了第一层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后的大昭寺又恢复了香火缭绕的场景，直至今日。不过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画已不是昔日的壁画，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
上师被批斗
在西藏的寺庙遭遇劫难的同时，作为藏族中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的喇嘛等作为“四旧”，自然也摆脱不了被批斗的命运。
《杀劫》中介绍了几位“上师”的遭遇，其中有一位是西藏为数不多的女上师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1940年出生的她，父亲名为日丹杰布，母亲名为索朗卓玛。她幼时便入寺为尼，6岁时被认定为第十一世桑顶•多吉帕姆的转世灵童，并进入桑顶寺，12岁时受比丘戒，被封为“呼图克图”（藏传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1952年藏历二月初八吉日，在法乐的奏鸣声中，德钦曲珍举行坐床继位大典，正式成为第十二世多吉帕姆。
多吉帕姆的童年一直在礼佛、诵经、修法中度过，众多高僧都先后做过她的导师。每年，她还要去古城江孜等地讲经弘法，为徒众祈福。
1955年后，受内地运动影响，驻藏干部和军队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从而引发了藏人的不满。1959年3月，西藏、青海等地区爆发了藏人与中共军队的武装冲突，藏人遭到了残酷镇压，达赖喇嘛、西藏政府和大量藏人被迫逃亡往印度并在那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多吉帕姆也在其中，但年轻的她当时似乎并非心甘情愿。
在逃到印度后，没有认清中共的多吉帕姆轻信中共的“不杀、不关、不判、不斗”政策，与中共驻印度商务代办处联系，并在其帮助下，回到了西藏，这为其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回来后的多吉帕姆在北京再次受到了中共高层的接见，并被中共称为“弃暗投明”的“爱国主义者”，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而多吉帕姆的父母也因积极帮助中共军队“剿匪”而被中共认为是“爱国人士”。
回到西藏后的多吉帕姆被中共安排在拉萨，由入寺修行转为在家修行，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而这在多吉帕姆上师的转世系统中没有先例。
文革爆发后，桑顶寺被夷为平地，多吉帕姆的修行活动也被迫中止，她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批斗。对此，《杀劫》中有着详细的图片介绍。
图片上展现的是1966年8月开始的第一场批斗。很多人围成了一圈，正在批斗多吉帕姆。处于批斗中心的多吉帕姆戴着价值连城的黑色法帽，深弯着腰，背上堆满了绫罗绸缎，手中则捧着极其珍贵的宝瓶“朋巴”，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据说，当时的她刚刚生下儿子不久。陪着多吉帕姆挨批斗的还有她的父母，从面部表情看，两人是满面愁云、战战兢兢。
从此，多吉帕姆的生活坠入了深渊，她被强迫劳动改造，去挖厕所、打土坯、种菜等。她的法帽在第一场批斗后就被“革命群众”扔到火堆里烧成了灰，而“朋巴”也自此杳无踪迹。
在多吉帕姆被揪斗的岁月中，她的父亲日丹杰布也被批斗并被关进了监狱，原因是他在喝醉时说了一句“毛主席夹巴索”（意思是毛去吃屎吧）。日丹杰布被打得肩膀骨折，从监狱中放出来，又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交由群众监督“改造”。据说，他很后悔当年的“爱国”行动，也就是帮助中共抓西藏人的经历。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而多吉帕姆的母亲也因为女儿和丈夫的缘故，被送去劳动“改造”，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文革后期，出于政治需要，中共开始有意修复西藏被砸毁的寺院。上世纪80年代，桑顶寺复建，多吉帕姆也恢复了在桑顶寺中一年一度举行的“岗甲萨”大法会，但她仍选择留在拉萨，在家修行。另一方面，中共为了统战还给了她不少官方头衔头衔。只是经历了这场劫难的女活佛，是否会像父亲一样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结语
大昭寺和多吉帕姆上师的遭遇，就是中共摧残藏族文化的缩影。记得《杀劫》中还讲述了一个叫强巴仁青的老人的故事。他曾经是一个僧人，在文革戾气吹到西藏时，热血沸腾，追随中共砸过寺庙，烧毁过经书，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然而，当一切归于沉寂时，对神佛的信仰又让他内心充满了不安，无法再穿上袈裟的他，选择了自愿终生在大昭寺当清洁工。
他如此说道：“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的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趁着现在还没有死，赶紧忏悔，不然以后去天葬台连鹰鹫都不会吃，那才真可怜。”
毫无疑问，毛和中共发动的文革不仅彻底毁掉了中原大地和西藏的传统文化，而且毁掉了无数人的生活、梦想、信仰，这其中就包括强巴仁青在内的僧人。毛与中共的罪孽怎能用文字说得清？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