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1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这是瞿延来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的自述。
瞿延来，1977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1997年7月开始接触法轮功，一直到迫害开始，才看完第一遍《转法轮》。
2002年9月30日深夜，瞿延来被上海警方劫持，被非法判刑五年。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期间多次遭受毒打，野蛮灌食造成4次严重胃出血，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
为瞿延来提供辩护的大陆律师郭国汀说：“瞿延来先生是我的第二位法轮功当事人，(他)也是引起我对法轮功极大兴趣的原因，因为他竟能连续绝食绝水780天！直到我正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为止。”
“开始时我一直不相信一个人竟能连续绝食绝水两年多！然而，事实是在这绝食期间，他曾先后四次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抢救四个月。在该绝食期间，他一直拒绝进食，长期被强制灌食。而强制灌食实质上是一种极难忍受的酷行。”至少有约1千名法轮功学员因灌食酷刑致死，郭国汀说。
“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
以下是瞿延来的个人经历自述：
（接上文）
2003年4月下旬，当时中国正遭遇严重的“萨斯”，我当时在提篮桥监狱医院内科，医院决定把内科整个从医院大楼搬走，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篮桥监狱八号监一中队。
4月下旬我被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我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号监三楼，但还住二号病床。
换了病房没几天，一个医生早上巡视病房时，和劳役犯讲，不能让我老这样躺在床上，要给我活动活动筋骨，还说了一句：“我最会整你这样的人了。”
医生巡视病房结束后，劳役犯就经常抓着我的手在病房内跑着拖来拖去，拖完后再把我放在床上，在我身上用力到处乱捏。这回我倒没像以前那样闭上眼睛，而是默默看着他们表演。
其实自从被关押那天起，我心中就有一个信念：无论遇到任何苦难，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都要坚强地忍下去，不能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不管身心被折磨得再痛苦，我都不能靠大喊大叫来发泄！可能我这种无动于衷的表现让他们很泄气，再说这样搞他们也很累，几天过后他们就不这样整我了。
这回住院，护士一个月给我换一次胃管，胃管用橡皮膏固定在鼻子上。时间长了，我发现鼻子疼得厉害，一次护士告诉我，鼻子贴橡皮膏的部分已经溃烂了，又换了一截橡皮膏粘在我没有烂的皮肤上。
静脉输液时，有时一瓶药水快滴完了，劳役犯还没发现，我就提醒他们换药水。可能他们觉得让我长时间的输液会更痛苦，人会受不了，就开始故意把药水滴速调得很慢，本来3瓶药水3、4个小时就能滴完，这回要从早上8、9点钟一直滴到下半夜的3点多，输液过后手臂肿得很粗。这样一直到5月底，输液的速度才重新恢复正常。
2003年6月2日早上，我被劳役犯用轮椅从8号监传染病区推进了医院大楼，这时房间里进来几个人，说是给我开庭。公诉人草草地读了一遍起诉书，上海市普陀区法院给我指定的律师就问我用不用他给辩护；我还没回答，他就直接说拒绝为我辩护，请求退出法庭，就走了。
接着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15分钟后再开庭时，法官宣布判我5年有期徒刑。对我的这次审判就这样荒唐的以最快速度结束了，走了个过场。我本来是和大约10名法轮功学员一同被非法起诉，现在则被改为单独开庭审理，并且开庭时也不通知家人，连法院都没让我去。
7月2日，主管病房的王队长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来看我，他自称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监狱的警察。他拿出了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文件想让我签名，我拒绝了，他就强行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我正式从新收犯监狱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9月13日上午，护士把我的胃管拔掉了，接着董队长用轮椅把我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劳役犯推轮椅）。出了病房，我发现陈建翎等在外面，他们两人把我带出了医院大楼，进了一个布置成会客室的房间。两个我没见过的警察坐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我看到妈妈在一位家乡大法弟子的陪伴下走进来，她们手里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不少东西。妈妈看到我，扑向了轮椅，抱着我痛哭起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家里人都想死我了。警察抓了我也没通知家里，开庭审判也照样没通知家里。直到今年7月2日才收到普陀区法院发来的判决书，9月9日，妈妈在一位大法弟子的陪同下从黑龙江来到了上海，这几天找过普陀区法院、普陀区看守所、青浦新收监。
我才得知一个叫唐敏的普陀区法官威胁我母亲说：“啊！你还打电话哪！抓捕你！监控你！”12日，妈妈找到了提篮桥监狱，打听了门卫值班的警察，才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二中队。
2003年12月6日，护士给我灌食时，发现胃管里流出的液体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给了医生。经过化验，结果是4个＋，也就是大出血。住了10天医院，12月15日医院通知一中队把我接回去。
第2天早上，在警察的带领下，犯人用轮椅把我推到了2号监（死刑犯中队），又架着我的胳膊上到了5楼的东部。把我交给了那里的警察和犯人。
死刑犯一进到这里，监狱总医院的医生就会来为他验血，同时在看管犯的逼迫下在器官移植捐献书上签字。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也就是他的器官被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日子。
转眼来死刑犯中队20多天了，我监房的看管犯突然都被换走了。这回换成了4个人来看我。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中有一人是从楼下调上来的，名叫陈家伟，他在楼下负责看管的学员刚刚被转化；另外三人则是本中队的。本中队的这3人刚刚迫使一名从送到楼上严管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他们告诉了我是怎么转化的：“警察用约束带把他铐紧，整天逼他笔直的坐好；每天给他只吃一点点饭，喝一点点水；给他少穿衣服，少盖被子，冻他；还总打他，打完后做好记录给警察看。这样折磨了那个法轮功学员将近一个月，他被迫屈服了。”
2005年3月17日，妈妈又来监狱看我了，这次还是电话接见。20分钟也谈不了什么，妈妈没马上回老家，而是找了个旅店住下。
3月底、4月初又见了我两次，也都是20分钟电话接见。谈话中妈妈告诉我，家人为我聘请郭国汀律师为我申诉，郭律师先后4次申请会见我，被提篮桥监狱无理拒绝。期间上海市政法委28次找郭国汀律师，对他施加压力，但他没有屈服，他对妈妈说“无私才能无畏”，坚持为我伸张正义，并公开发表《百无一用的中国律师》一文。但最终共产党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国汀律师的家，并非法关押他半个月，现郭国汀律师已被迫流亡加拿大。
妈妈还告诉我现在出了本书《九评共产党》，由于有警察监听，妈妈在电话里只说了个大概，就被监听的警察阻止了。
9月1日，我被带去医院体检。因为听说监狱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我就拒绝走路了。警察就命令犯人拖我。从医院检查回来，我没被送回青中，而是进了2楼西部42号监。这个楼面属于维修中队。很快倪永斌来了，他给我上了约束带。上刑具的时候，他笑着和旁边的一个警察说：“腰都这么细了！”我当时瘦得很厉害，用“皮包骨头”形容也不过分。
这回看我的犯人增加到5人，一人总负责，2人值白班，2人值夜班。当时我身上只穿了短袖衬衫和短裤，到了晚上，就被冻得有些发抖了。可是监房外面还有一个鼓风机故意向监房吹风。
(2005年)9月13日上午，经历了种种折磨的我被用轮椅到了六号监。2个犯人看着我。后来又安排了一个犯人曹惠华负责给我做流食、灌食。
一天晚上7点左右，我突然觉得人很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我出了监房，想去厕所大便。监房离厕所有30多米，走了几步路，就觉得人越来越难受，身上内脏器官似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当时那极度的痛苦我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但我却觉得极其的漫长。
瞬间我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脑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我想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苦了、解脱了。人生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人浑浑噩噩的多活几十年又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忙忙碌碌一辈子，就算有幸福、愉快的感受，也只是一时的，人哪有3天好日子过？更何况我还剩下两年的刑期，要继续在狱中受苦。但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要死了，他们精神不得崩溃吗？以后让他们怎么活呀！我又想到了我的师父，我从中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师父给予我太多太多，洗涤了我的心灵，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我还是应该活下来啊。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的背上，当时我一直出冷汗，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在往外面渗水。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出冷汗了，人才恢复过来。
上海的冬天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以下，监房里很冷。由于手长时间裸露在外面，手指的关节处冻出了一个个大口子，肉都往外翻着，还淌血。我没有因此影响炼功，只是从棉被里撕了些棉花出来，粘在开裂淌血的地方。
2006年11月3日，爸爸来看我了。接见前，我身上的约束带被解了下来。这次是宽松接见，我和爸爸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想让爸爸知道监狱又给我上刑了，为我担心，所以没说这事。爸爸告诉我，我大爷和五叔在那一年相继去世。大爷在临死前还找我呢！
12月26日，六大队的马副大队长进了监房和我谈话后，我知道很快我就要离开6号监了，就把自己的棉被给了这里的看管犯，换回了他的旧被子。他在监狱已经7年了，被子都透光了，他说自己晚上睡觉太冷了。当时我的棉袄、棉裤、毛衣、毛裤都送光了，自己只穿着单衣过冬。
2007年9月29日上午，我身上的（约束）绳子被解了下来。我终于出狱，获得自由。
回到家，我开始认真全面的学法炼功。仅仅20天，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将近30斤，以后体重开始平稳缓慢的增加。仅1个月，我的身体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时我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加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
2007年12月初，我可以双盘了，到了12月底，我又达到能够无限制双盘了，也长出了一头浓密黑发（刚回家时我头发稀疏），人也彻底恢复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瞿延来，1977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1997年7月开始接触法轮功，一直到迫害开始，才看完第一遍《转法轮》。
2002年9月30日深夜，瞿延来被上海警方劫持，被非法判刑五年。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期间多次遭受毒打，野蛮灌食造成4次严重胃出血，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
为瞿延来提供辩护的大陆律师郭国汀说：“瞿延来先生是我的第二位法轮功当事人，(他)也是引起我对法轮功极大兴趣的原因，因为他竟能连续绝食绝水780天！直到我正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为止。”
“开始时我一直不相信一个人竟能连续绝食绝水两年多！然而，事实是在这绝食期间，他曾先后四次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抢救四个月。在该绝食期间，他一直拒绝进食，长期被强制灌食。而强制灌食实质上是一种极难忍受的酷行。”至少有约1千名法轮功学员因灌食酷刑致死，郭国汀说。
“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
以下是瞿延来的个人经历自述：
（接上文）
因应“萨斯”换监
2003年4月下旬，当时中国正遭遇严重的“萨斯”，我当时在提篮桥监狱医院内科，医院决定把内科整个从医院大楼搬走，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篮桥监狱八号监一中队。
4月下旬我被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我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号监三楼，但还住二号病床。
换了病房没几天，一个医生早上巡视病房时，和劳役犯讲，不能让我老这样躺在床上，要给我活动活动筋骨，还说了一句：“我最会整你这样的人了。”
医生巡视病房结束后，劳役犯就经常抓着我的手在病房内跑着拖来拖去，拖完后再把我放在床上，在我身上用力到处乱捏。这回我倒没像以前那样闭上眼睛，而是默默看着他们表演。
其实自从被关押那天起，我心中就有一个信念：无论遇到任何苦难，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都要坚强地忍下去，不能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不管身心被折磨得再痛苦，我都不能靠大喊大叫来发泄！可能我这种无动于衷的表现让他们很泄气，再说这样搞他们也很累，几天过后他们就不这样整我了。
这回住院，护士一个月给我换一次胃管，胃管用橡皮膏固定在鼻子上。时间长了，我发现鼻子疼得厉害，一次护士告诉我，鼻子贴橡皮膏的部分已经溃烂了，又换了一截橡皮膏粘在我没有烂的皮肤上。
静脉输液时，有时一瓶药水快滴完了，劳役犯还没发现，我就提醒他们换药水。可能他们觉得让我长时间的输液会更痛苦，人会受不了，就开始故意把药水滴速调得很慢，本来3瓶药水3、4个小时就能滴完，这回要从早上8、9点钟一直滴到下半夜的3点多，输液过后手臂肿得很粗。这样一直到5月底，输液的速度才重新恢复正常。
荒唐的审判
2003年6月2日早上，我被劳役犯用轮椅从8号监传染病区推进了医院大楼，这时房间里进来几个人，说是给我开庭。公诉人草草地读了一遍起诉书，上海市普陀区法院给我指定的律师就问我用不用他给辩护；我还没回答，他就直接说拒绝为我辩护，请求退出法庭，就走了。
接着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15分钟后再开庭时，法官宣布判我5年有期徒刑。对我的这次审判就这样荒唐的以最快速度结束了，走了个过场。我本来是和大约10名法轮功学员一同被非法起诉，现在则被改为单独开庭审理，并且开庭时也不通知家人，连法院都没让我去。
7月2日，主管病房的王队长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来看我，他自称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监狱的警察。他拿出了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文件想让我签名，我拒绝了，他就强行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我正式从新收犯监狱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母子相见
9月13日上午，护士把我的胃管拔掉了，接着董队长用轮椅把我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劳役犯推轮椅）。出了病房，我发现陈建翎等在外面，他们两人把我带出了医院大楼，进了一个布置成会客室的房间。两个我没见过的警察坐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我看到妈妈在一位家乡大法弟子的陪伴下走进来，她们手里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不少东西。妈妈看到我，扑向了轮椅，抱着我痛哭起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家里人都想死我了。警察抓了我也没通知家里，开庭审判也照样没通知家里。直到今年7月2日才收到普陀区法院发来的判决书，9月9日，妈妈在一位大法弟子的陪同下从黑龙江来到了上海，这几天找过普陀区法院、普陀区看守所、青浦新收监。
我才得知一个叫唐敏的普陀区法官威胁我母亲说：“啊！你还打电话哪！抓捕你！监控你！”12日，妈妈找到了提篮桥监狱，打听了门卫值班的警察，才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二中队。
换到死刑犯中队
2003年12月6日，护士给我灌食时，发现胃管里流出的液体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给了医生。经过化验，结果是4个＋，也就是大出血。住了10天医院，12月15日医院通知一中队把我接回去。
第2天早上，在警察的带领下，犯人用轮椅把我推到了2号监（死刑犯中队），又架着我的胳膊上到了5楼的东部。把我交给了那里的警察和犯人。
死刑犯一进到这里，监狱总医院的医生就会来为他验血，同时在看管犯的逼迫下在器官移植捐献书上签字。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也就是他的器官被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日子。
转眼来死刑犯中队20多天了，我监房的看管犯突然都被换走了。这回换成了4个人来看我。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中有一人是从楼下调上来的，名叫陈家伟，他在楼下负责看管的学员刚刚被转化；另外三人则是本中队的。本中队的这3人刚刚迫使一名从送到楼上严管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他们告诉了我是怎么转化的：“警察用约束带把他铐紧，整天逼他笔直的坐好；每天给他只吃一点点饭，喝一点点水；给他少穿衣服，少盖被子，冻他；还总打他，打完后做好记录给警察看。这样折磨了那个法轮功学员将近一个月，他被迫屈服了。”
郭国汀律师坚持伸张正义
2005年3月17日，妈妈又来监狱看我了，这次还是电话接见。20分钟也谈不了什么，妈妈没马上回老家，而是找了个旅店住下。
3月底、4月初又见了我两次，也都是20分钟电话接见。谈话中妈妈告诉我，家人为我聘请郭国汀律师为我申诉，郭律师先后4次申请会见我，被提篮桥监狱无理拒绝。期间上海市政法委28次找郭国汀律师，对他施加压力，但他没有屈服，他对妈妈说“无私才能无畏”，坚持为我伸张正义，并公开发表《百无一用的中国律师》一文。但最终共产党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国汀律师的家，并非法关押他半个月，现郭国汀律师已被迫流亡加拿大。
妈妈还告诉我现在出了本书《九评共产党》，由于有警察监听，妈妈在电话里只说了个大概，就被监听的警察阻止了。
9月1日，我被带去医院体检。因为听说监狱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我就拒绝走路了。警察就命令犯人拖我。从医院检查回来，我没被送回青中，而是进了2楼西部42号监。这个楼面属于维修中队。很快倪永斌来了，他给我上了约束带。上刑具的时候，他笑着和旁边的一个警察说：“腰都这么细了！”我当时瘦得很厉害，用“皮包骨头”形容也不过分。
这回看我的犯人增加到5人，一人总负责，2人值白班，2人值夜班。当时我身上只穿了短袖衬衫和短裤，到了晚上，就被冻得有些发抖了。可是监房外面还有一个鼓风机故意向监房吹风。
换到六大队
(2005年)9月13日上午，经历了种种折磨的我被用轮椅到了六号监。2个犯人看着我。后来又安排了一个犯人曹惠华负责给我做流食、灌食。
一天晚上7点左右，我突然觉得人很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我出了监房，想去厕所大便。监房离厕所有30多米，走了几步路，就觉得人越来越难受，身上内脏器官似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当时那极度的痛苦我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但我却觉得极其的漫长。
瞬间我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脑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我想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苦了、解脱了。人生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人浑浑噩噩的多活几十年又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忙忙碌碌一辈子，就算有幸福、愉快的感受，也只是一时的，人哪有3天好日子过？更何况我还剩下两年的刑期，要继续在狱中受苦。但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要死了，他们精神不得崩溃吗？以后让他们怎么活呀！我又想到了我的师父，我从中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师父给予我太多太多，洗涤了我的心灵，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我还是应该活下来啊。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的背上，当时我一直出冷汗，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在往外面渗水。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出冷汗了，人才恢复过来。
上海的冬天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以下，监房里很冷。由于手长时间裸露在外面，手指的关节处冻出了一个个大口子，肉都往外翻着，还淌血。我没有因此影响炼功，只是从棉被里撕了些棉花出来，粘在开裂淌血的地方。
2006年11月3日，爸爸来看我了。接见前，我身上的约束带被解了下来。这次是宽松接见，我和爸爸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想让爸爸知道监狱又给我上刑了，为我担心，所以没说这事。爸爸告诉我，我大爷和五叔在那一年相继去世。大爷在临死前还找我呢！
12月26日，六大队的马副大队长进了监房和我谈话后，我知道很快我就要离开6号监了，就把自己的棉被给了这里的看管犯，换回了他的旧被子。他在监狱已经7年了，被子都透光了，他说自己晚上睡觉太冷了。当时我的棉袄、棉裤、毛衣、毛裤都送光了，自己只穿着单衣过冬。
终获自由
2007年9月29日上午，我身上的（约束）绳子被解了下来。我终于出狱，获得自由。
回到家，我开始认真全面的学法炼功。仅仅20天，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将近30斤，以后体重开始平稳缓慢的增加。仅1个月，我的身体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时我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加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
2007年12月初，我可以双盘了，到了12月底，我又达到能够无限制双盘了，也长出了一头浓密黑发（刚回家时我头发稀疏），人也彻底恢复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