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俗称吃大锅饭，是由毛泽东1958年4月发起。人民公社建立后，所有社员的财产充公，大至土地房产，小到锅、盆、桌、椅。而且所有人民公社社员都受党的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的建立，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至少36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约4000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不能诞生。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满十年，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小社势必合并一些，认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很快能实现，社小了不能使用机器。他还强调，办了大社，农业社也可以办工厂了。4月开始酝酿试办“人民公社”。
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27个省市区共建立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00%。
据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省到10月底统计，共建公社5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的共842个社，占21％。
实行伙食供给制（即饭菜不要钱）的2151个社，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即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590个社，占15％。
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的103个社。占2.7％。
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了，只发给社员一张食堂就餐证。
工资制则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由于公社的收入首先要用来维持供给，工资也就名存实亡。
这次，中共实行“人民公社”特大宣传说：“吃饭不要钱！”。正等于牧场主在向奶牛宣传：“吃草不要钱！”。
据维基百科介绍，公社包括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能，包括公安、贸易、财政、税收、会计及计划工作，都受党的控制。
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公社成立时，土地、林业、车辆、农具等，转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即公共财产。
社员私有物充公。如农民把仅剩的口粮送上公社食堂；抱着鸡鸭，赶着牛羊，送到“公社”；把桌椅板凳以售价为名送到“公社”；把农具交给“公社”。
题为《公共食堂的历史记忆》文章介绍，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
并且所有社员劳力都受控制，军事管理，硬性分配劳动，凡身体健壮年在16岁以上到60岁以下的男人，55岁以下的女人，定为“全劳动力”，每年至少要作300天左右工作。
老弱妇女每人每年至少要作100天到200天左右工作不等。而所谓工作日一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有的还在日未出而出动工作，日落时工作还未休止。
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就是一个农奴，它符合奴隶的所有要件：没有人身自由，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世代不能改变身份（农业户口），如果他逃出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流浪他乡或外出讨饭）则会被饿死（粮票）或被关起来，或被当成坏人打死。
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
《风暴十年》介绍，公社发给农民饭票，“凭票开饭”，饭票规定数量由四两到八两不等。食堂的“饭”是煮上一大锅，生熟且不去管，质料都是杂粮、蕃薯、黑豆等等的东西，基本就是一锅猪食。
食堂安排在破屋里、在仓房里，多数是在天井；有些因工作关系是在田野里，是在山谷里，是在矿场里，把饭送到那里去吃。吃的数量，是有多少吃多少，饭若不够，未吃饱的就算倒霉。
每个家庭停火了，碗、盆、锅、桌、凳都送到公社食堂了。钟声、锣声响了，男女老少像一群饿红了眼的猪一齐奔向“食堂”去吃那份不爱吃也得吃的“营养饭”。大家疲劳工作了十五六小时的“忘我劳动”，每天只换来这样的两餐。
共产党说出“包穿”的背后就是欺骗。每人一年也许由劳作价值中抽调一部，如七里营公社每年发给社员4元买布证。那即是说社员可以买上十几尺布，连过去自己的破衣，缝成一件衣裳，这件衣裳，就是祖孙三代：一套棉衣，春秋去掉棉花变成夹衣，夏天去掉里子变成单衣。
以后，长的改短，短的再变成小孩的袄裤，小孩的衣再变成碎片的补贴，在穷人堆中补贴就有大用了。
所谓“包住”，当然是指的住屋。住屋虽则现在名义上仍归私有，公社有调整使用的权力。这份“私有”真是等于空文。实际上，除了在城市，这份“私有”因房主保留自住屋还可有点形象外，在农村的房屋私有，在公社成立前已没有了意义。
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如土改后，无论是原有主，或新有主，在北方一家分得一、二间房，好多家住在一个院内；在南方，也是一家分得一、二间小房，有一个小院，而且是独立的，这样才稍微有点私有的味道。但是不论哪种形式的，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破陋不堪，穷像毕露。
所谓“包生养”，这是指生产孩子，和养育孩子。生产孩子所受的“包”是很简单，孕妇大约在临盆前后有四十天左右的假期不劳动。生产时找个乡间的接生婆。如此所谓“包生”大概了事。
在“人民公社”的托儿所，凡三岁以下的儿童都送入托儿所。实际情况是把吃奶的婴儿或大一些的儿童，一大堆放在一间大屋子里，交给几个超过六十岁的乡间的老妈妈，或是身体衰弱的半劳力的女人，由她们喂米糊，或土豆制的代乳粉；由她们换尿布等等工作。孩子哭没人管，屎尿腌了屁股没人管，病了也是没人管。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化”的特征是“大刮共产风”，“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原有的正常耕作状态，造成粮食连年减产，最终酿成亘古未有的历史悲剧!
公共食堂制度也是触发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分节省地吃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1958年下半年发生饥荒。
题为《“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文章中指出，人民公社制度的要害在于实施对人的全面控制。资深记者凌志军指出：当时“他们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用以统一亿万农民的意志和行动。其具体操作则事无钜细，诸如百业兴废、田间种植、劳务派遣以及收入分配……。
一件典型的事实是，官员们常常率领乡村民兵，身负刀枪棍棒闯进农宅，将政府加以限制而有的农家偷偷饲养的鸡鸭鹅兔，一律擒获宰杀。所以那时乡村中间无论老幼，人人都能描述鸡飞狗跳、血溅当堂的故事。
人民公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也是前所未有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在许多省份，由于断粮而出现了人吃人这种极端悲惨的局面。
据凌志军的记述：有些地方发狂的人“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凤阳县（1960年）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63起。赵夕珍和陈章英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8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公社的管理员和服务员做饭时大做文章。在罐子里多渗水，把干饭煮得稀糊泥糊的以增加重量的问题，蒸碗饭的技术应运而生。
公共食堂开始放“卫星饭”——把米炒了又蒸，蒸了又炒，几蒸几炒，一斤大米居然可以蒸出数倍的饭来。那饭稍一冷却，你咬一口，就明明显显地现出两排牙齿印。
曾经放出一斤米蒸出十一斤干饭的“碗碗饭卫星”来。这个炊事员被评为“跃进能手”，戴大红花，风光无限。
这样，食堂说是还按标准吃，但社员吃到肚子里的粮食，还不到原先的一半！
有一篇题为《我是公社的“饿死鬼”》文章作者也介绍了童年经历人民公社阶段挨饿的经历：
1960年上半年，我在小学读五年级。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我和社员们一起吃食堂。我的口粮标准，是每天老秤八两。十六两为一斤，八两就是现在的五两。
这八两是这样安排的：早三两，中二两，晚三两，即新秤早1两9，中午1两4，晚上1两9。菜呢，餐餐是萝卜咸菜，一年四季吃不上一块猪肉，一年三百六十天，见不着一点油星子。
饥肠辘辘的肚子，一餐不饱，餐餐不饱，一天不饱，天天不饱。渐渐地，浮肿，干瘦，饿死人的事发生了。一开始，人们还惊天动地，慢慢地，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饥饿难当，人人都不得不想办法。为了活命，绝大多数人的办法，就是偷。先是偷青，一边干活一边偷吃地里的庄稼，不管它是生是熟，是叶子还是梗子，也不管他被干部逮着往死里揍，人们像是发了疯似的偷！往口里，往家里……
饿得实在受不了，唯一的办法，是跟着父亲，上山挖蕨根、土茯苓、剥梧桐树皮充饥。这些东西咽下去容易，屙出来可就难了，肛门涨得流血。母亲只好用棍子，一点一点地帮我把粪渣撬出来，我痛得呼爹叫娘，我妈累得汗流浃背。
老子认为，天道在宇宙万物中无所不在，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却主宰万物的运行。所以，最大的“道”就是顺应自然。相反，违背自然之道，“不道早已”，人类就会遭受“道”的惩罚，自食恶果。
人民公社制度于1958年9月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解体，全部被乡级行政区取代。直到1984年上半年才完全退出中共历史的舞台。
人民公社的推行，是为了中共领导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农民。大跃进期间的人民公社等运动实行浮夸风、共产风，完全违背了天道，同时也给社会人伦带来了毁灭性破坏。这一切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造成的，但恶果的惩罚却施加在千万中国百姓的身上。
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总编杨继绳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记录：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中共宣传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满十年，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小社势必合并一些，认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很快能实现，社小了不能使用机器。他还强调，办了大社，农业社也可以办工厂了。4月开始酝酿试办“人民公社”。
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27个省市区共建立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00%。
据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省到10月底统计，共建公社5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的共842个社，占21％。
实行伙食供给制（即饭菜不要钱）的2151个社，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即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590个社，占15％。
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的103个社。占2.7％。
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了，只发给社员一张食堂就餐证。
工资制则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由于公社的收入首先要用来维持供给，工资也就名存实亡。
这次，中共实行“人民公社”特大宣传说：“吃饭不要钱！”。正等于牧场主在向奶牛宣传：“吃草不要钱！”。
人民公社：一切充公农民变农奴
据维基百科介绍，公社包括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能，包括公安、贸易、财政、税收、会计及计划工作，都受党的控制。
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公社成立时，土地、林业、车辆、农具等，转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即公共财产。
社员私有物充公。如农民把仅剩的口粮送上公社食堂；抱着鸡鸭，赶着牛羊，送到“公社”；把桌椅板凳以售价为名送到“公社”；把农具交给“公社”。
题为《公共食堂的历史记忆》文章介绍，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
并且所有社员劳力都受控制，军事管理，硬性分配劳动，凡身体健壮年在16岁以上到60岁以下的男人，55岁以下的女人，定为“全劳动力”，每年至少要作300天左右工作。
老弱妇女每人每年至少要作100天到200天左右工作不等。而所谓工作日一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有的还在日未出而出动工作，日落时工作还未休止。
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就是一个农奴，它符合奴隶的所有要件：没有人身自由，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世代不能改变身份（农业户口），如果他逃出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流浪他乡或外出讨饭）则会被饿死（粮票）或被关起来，或被当成坏人打死。
悲惨的集体生活
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
《风暴十年》介绍，公社发给农民饭票，“凭票开饭”，饭票规定数量由四两到八两不等。食堂的“饭”是煮上一大锅，生熟且不去管，质料都是杂粮、蕃薯、黑豆等等的东西，基本就是一锅猪食。
食堂安排在破屋里、在仓房里，多数是在天井；有些因工作关系是在田野里，是在山谷里，是在矿场里，把饭送到那里去吃。吃的数量，是有多少吃多少，饭若不够，未吃饱的就算倒霉。
每个家庭停火了，碗、盆、锅、桌、凳都送到公社食堂了。钟声、锣声响了，男女老少像一群饿红了眼的猪一齐奔向“食堂”去吃那份不爱吃也得吃的“营养饭”。大家疲劳工作了十五六小时的“忘我劳动”，每天只换来这样的两餐。
共产党说出“包穿”的背后就是欺骗。每人一年也许由劳作价值中抽调一部，如七里营公社每年发给社员4元买布证。那即是说社员可以买上十几尺布，连过去自己的破衣，缝成一件衣裳，这件衣裳，就是祖孙三代：一套棉衣，春秋去掉棉花变成夹衣，夏天去掉里子变成单衣。
以后，长的改短，短的再变成小孩的袄裤，小孩的衣再变成碎片的补贴，在穷人堆中补贴就有大用了。
所谓“包住”，当然是指的住屋。住屋虽则现在名义上仍归私有，公社有调整使用的权力。这份“私有”真是等于空文。实际上，除了在城市，这份“私有”因房主保留自住屋还可有点形象外，在农村的房屋私有，在公社成立前已没有了意义。
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如土改后，无论是原有主，或新有主，在北方一家分得一、二间房，好多家住在一个院内；在南方，也是一家分得一、二间小房，有一个小院，而且是独立的，这样才稍微有点私有的味道。但是不论哪种形式的，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破陋不堪，穷像毕露。
所谓“包生养”，这是指生产孩子，和养育孩子。生产孩子所受的“包”是很简单，孕妇大约在临盆前后有四十天左右的假期不劳动。生产时找个乡间的接生婆。如此所谓“包生”大概了事。
在“人民公社”的托儿所，凡三岁以下的儿童都送入托儿所。实际情况是把吃奶的婴儿或大一些的儿童，一大堆放在一间大屋子里，交给几个超过六十岁的乡间的老妈妈，或是身体衰弱的半劳力的女人，由她们喂米糊，或土豆制的代乳粉；由她们换尿布等等工作。孩子哭没人管，屎尿腌了屁股没人管，病了也是没人管。
人民公社食不果腹父母吃孩子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化”的特征是“大刮共产风”，“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原有的正常耕作状态，造成粮食连年减产，最终酿成亘古未有的历史悲剧!
公共食堂制度也是触发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分节省地吃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1958年下半年发生饥荒。
题为《“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文章中指出，人民公社制度的要害在于实施对人的全面控制。资深记者凌志军指出：当时“他们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用以统一亿万农民的意志和行动。其具体操作则事无钜细，诸如百业兴废、田间种植、劳务派遣以及收入分配……。
一件典型的事实是，官员们常常率领乡村民兵，身负刀枪棍棒闯进农宅，将政府加以限制而有的农家偷偷饲养的鸡鸭鹅兔，一律擒获宰杀。所以那时乡村中间无论老幼，人人都能描述鸡飞狗跳、血溅当堂的故事。
人民公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也是前所未有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在许多省份，由于断粮而出现了人吃人这种极端悲惨的局面。
据凌志军的记述：有些地方发狂的人“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凤阳县（1960年）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63起。赵夕珍和陈章英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8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卫星饭”一斤米蒸出十一斤干饭
公社的管理员和服务员做饭时大做文章。在罐子里多渗水，把干饭煮得稀糊泥糊的以增加重量的问题，蒸碗饭的技术应运而生。
公共食堂开始放“卫星饭”——把米炒了又蒸，蒸了又炒，几蒸几炒，一斤大米居然可以蒸出数倍的饭来。那饭稍一冷却，你咬一口，就明明显显地现出两排牙齿印。
曾经放出一斤米蒸出十一斤干饭的“碗碗饭卫星”来。这个炊事员被评为“跃进能手”，戴大红花，风光无限。
这样，食堂说是还按标准吃，但社员吃到肚子里的粮食，还不到原先的一半！
有一篇题为《我是公社的“饿死鬼”》文章作者也介绍了童年经历人民公社阶段挨饿的经历：
1960年上半年，我在小学读五年级。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我和社员们一起吃食堂。我的口粮标准，是每天老秤八两。十六两为一斤，八两就是现在的五两。
这八两是这样安排的：早三两，中二两，晚三两，即新秤早1两9，中午1两4，晚上1两9。菜呢，餐餐是萝卜咸菜，一年四季吃不上一块猪肉，一年三百六十天，见不着一点油星子。
饥肠辘辘的肚子，一餐不饱，餐餐不饱，一天不饱，天天不饱。渐渐地，浮肿，干瘦，饿死人的事发生了。一开始，人们还惊天动地，慢慢地，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饥饿难当，人人都不得不想办法。为了活命，绝大多数人的办法，就是偷。先是偷青，一边干活一边偷吃地里的庄稼，不管它是生是熟，是叶子还是梗子，也不管他被干部逮着往死里揍，人们像是发了疯似的偷！往口里，往家里……
饿得实在受不了，唯一的办法，是跟着父亲，上山挖蕨根、土茯苓、剥梧桐树皮充饥。这些东西咽下去容易，屙出来可就难了，肛门涨得流血。母亲只好用棍子，一点一点地帮我把粪渣撬出来，我痛得呼爹叫娘，我妈累得汗流浃背。
违背天道必然会遭到惩罚
老子认为，天道在宇宙万物中无所不在，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却主宰万物的运行。所以，最大的“道”就是顺应自然。相反，违背自然之道，“不道早已”，人类就会遭受“道”的惩罚，自食恶果。
人民公社制度于1958年9月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解体，全部被乡级行政区取代。直到1984年上半年才完全退出中共历史的舞台。
人民公社的推行，是为了中共领导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农民。大跃进期间的人民公社等运动实行浮夸风、共产风，完全违背了天道，同时也给社会人伦带来了毁灭性破坏。这一切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造成的，但恶果的惩罚却施加在千万中国百姓的身上。
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总编杨继绳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记录：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