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长年累月的宣传下，很多中国人一听到“地主”这个词，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凶狠、残暴、贪婪”，他们是“剥削阶级”的代名词，而被中共立为典型的是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这四个。
然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的是，如其他被灌输的并非是历史的真实一样，“四大地主”的恶行同样是中共炮制出来欺骗民众的。让我们一一还原这“四大地主”的本来面目。
在“四大地主”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刘文彩，其他都是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而进行的“艺术创作”。而这个真实存在的刘文彩，也并非是“喝人血、吃人奶、草菅人命”的大坏蛋，实际上是个大善人。
让刘文彩“恶名”远播的是1965年初四川美院师生的大型泥塑《收租院》。这幅长达近100米的泥塑，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件，由“交租”、“验租”、“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26个情节组成。每一组泥塑都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的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剥削雇工……。
这些泥塑不仅在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在北京展出，而且还在全国巡回展出，甚至最后还上了小学课本。1949年去世的刘文彩就此成为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凶狠残暴的“大地主”的代表人物，而其后人也遭到了非人的迫害。
然而，根据1999年出版的笑蜀先生撰写的《刘文彩真相》一书，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之作，刘家根本没有。
另外根据凤凰台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刘文彩不仅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
综合各方提供的史实，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不仅在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而且出资修建“文采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在修学校的过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监督，检查质量。学校建好后，他还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刘家子孙不得占有校产。据说，其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
刘文彩晚年修建的文采中学，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网路图片）
刘文彩为家乡修筑的万成堰水利工程（网路截图）
刘文彩还关心贫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因为刘文彩为人公道，许多乡邻间的纠纷也都找他来调解。
尽管刘文彩后人在文革结束后，奔走叫冤，刘文彩的形象得以获得部分纠正，但令人尴尬的是，如今刘文彩庄园内仍在展览着“揭露”刘文彩的物品，泥塑还被拿到国外去展览，而中国的绝大部分媒体仍在缄默着。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认为，“短期内平反刘文彩似乎没有指望”。
同颠覆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不同的是，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都是中共御用文人们杜撰出来的地主形象。
《半夜鸡叫》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周扒皮，是一个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三更偷偷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的恶霸。正是这个形象，加深了人们对地主的痛恨，而很少有中国人想一想这个故事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不合理性：黑灯瞎火起来干活如何能看得清农田呢？
据说这个周扒皮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宝的同村农民周春富，但后来高玉宝也承认，根本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完全是艺术上的创作。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对他的评语是：“不是恶人，不霸道。”
然而，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划为富农的周春富则因为高玉宝的这本书，最终被划为“恶霸”而被打惨死。
舞台剧《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和喜儿的恶行，也让人们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从没有人见过他。而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杜撰的形象。
据考证，“白毛女”的形象源自于晋察冀一带民间的“白毛仙姑”，据说她法力无边，惩恶扬善。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地主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为配合斗争，把村民们从庙里拉回来，就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
不久，延安文人周扬凭藉着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组织人创作了主题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舞剧。从此，《白毛女》成为中共文宣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善良天真的人们对这出戏的所谓“真人真事”的背景深信不疑，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尽管他们身边没有黄世仁也没有喜儿，但他们却认为这不过是自己的孤陋寡闻罢了，在那一半“黑暗的旧中国”，这样的悲剧一定多如牛毛。然而，事实与他们所想像的完全相反。
根据大陆某记者在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据调查，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15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名字为仁、义、礼、智、信的五个儿子。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相当好。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他为人善良，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注：当时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
而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着称。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洪业41岁去世后，杨白劳继承父业，因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瘾毒瘾，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后来，杨白劳在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喜儿。
《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是另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电影里，他被描述成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中共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
据说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而实际上这个地主也是个善人，不仅从没有欺压过百姓，而且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
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中共编造了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虚构了“恶地主”南霸天。（网路图片）
可叹的是，如今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上述真实的历史，脑中依旧记得的是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欺压百姓”的形象。由此可见，中共对百姓的洗脑达到了何种程度。
其实，中国历史上地主阶层，也就是田地所有者，在农村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大多受过教育，因此不仅承担着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担着灾年救济百姓、修建公共桥梁等设施、解决乡邻矛盾的责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的。1949年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双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么剥削的问题。当时“地主”的称谓蕴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羡慕，没有丝毫的贬义。
但是随着中共建政后的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数十万地主和家人被杀，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农村传统意义上的士绅阶层被彻底摧毁，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农村逐渐消失。中共政权也达到了其对农村控制的目的。从此，“地主”成为一个贬义词，直至今日。
中共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其家人受到株连，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网路图片）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然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的是，如其他被灌输的并非是历史的真实一样，“四大地主”的恶行同样是中共炮制出来欺骗民众的。让我们一一还原这“四大地主”的本来面目。
刘文彩乐善好施兴办学校
在“四大地主”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刘文彩，其他都是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而进行的“艺术创作”。而这个真实存在的刘文彩，也并非是“喝人血、吃人奶、草菅人命”的大坏蛋，实际上是个大善人。
让刘文彩“恶名”远播的是1965年初四川美院师生的大型泥塑《收租院》。这幅长达近100米的泥塑，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件，由“交租”、“验租”、“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26个情节组成。每一组泥塑都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的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剥削雇工……。
这些泥塑不仅在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在北京展出，而且还在全国巡回展出，甚至最后还上了小学课本。1949年去世的刘文彩就此成为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凶狠残暴的“大地主”的代表人物，而其后人也遭到了非人的迫害。
然而，根据1999年出版的笑蜀先生撰写的《刘文彩真相》一书，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之作，刘家根本没有。
另外根据凤凰台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刘文彩不仅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
综合各方提供的史实，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不仅在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而且出资修建“文采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在修学校的过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监督，检查质量。学校建好后，他还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刘家子孙不得占有校产。据说，其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
刘文彩晚年修建的文采中学，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网路图片）
刘文彩为家乡修筑的万成堰水利工程（网路截图）
刘文彩还关心贫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因为刘文彩为人公道，许多乡邻间的纠纷也都找他来调解。
尽管刘文彩后人在文革结束后，奔走叫冤，刘文彩的形象得以获得部分纠正，但令人尴尬的是，如今刘文彩庄园内仍在展览着“揭露”刘文彩的物品，泥塑还被拿到国外去展览，而中国的绝大部分媒体仍在缄默着。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认为，“短期内平反刘文彩似乎没有指望”。
“周扒皮”不是恶人
同颠覆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不同的是，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都是中共御用文人们杜撰出来的地主形象。
《半夜鸡叫》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周扒皮，是一个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三更偷偷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的恶霸。正是这个形象，加深了人们对地主的痛恨，而很少有中国人想一想这个故事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不合理性：黑灯瞎火起来干活如何能看得清农田呢？
据说这个周扒皮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宝的同村农民周春富，但后来高玉宝也承认，根本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完全是艺术上的创作。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对他的评语是：“不是恶人，不霸道。”
然而，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划为富农的周春富则因为高玉宝的这本书，最终被划为“恶霸”而被打惨死。
“黄世仁”是大善人
舞台剧《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和喜儿的恶行，也让人们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从没有人见过他。而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杜撰的形象。
据考证，“白毛女”的形象源自于晋察冀一带民间的“白毛仙姑”，据说她法力无边，惩恶扬善。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地主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为配合斗争，把村民们从庙里拉回来，就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
不久，延安文人周扬凭藉着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组织人创作了主题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舞剧。从此，《白毛女》成为中共文宣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善良天真的人们对这出戏的所谓“真人真事”的背景深信不疑，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尽管他们身边没有黄世仁也没有喜儿，但他们却认为这不过是自己的孤陋寡闻罢了，在那一半“黑暗的旧中国”，这样的悲剧一定多如牛毛。然而，事实与他们所想像的完全相反。
根据大陆某记者在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据调查，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15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名字为仁、义、礼、智、信的五个儿子。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相当好。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他为人善良，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注：当时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
而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着称。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洪业41岁去世后，杨白劳继承父业，因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瘾毒瘾，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后来，杨白劳在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喜儿。
“南霸天”也是善人
《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是另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电影里，他被描述成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中共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
据说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而实际上这个地主也是个善人，不仅从没有欺压过百姓，而且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
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中共编造了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虚构了“恶地主”南霸天。（网路图片）
结语
可叹的是，如今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上述真实的历史，脑中依旧记得的是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欺压百姓”的形象。由此可见，中共对百姓的洗脑达到了何种程度。
其实，中国历史上地主阶层，也就是田地所有者，在农村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大多受过教育，因此不仅承担着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担着灾年救济百姓、修建公共桥梁等设施、解决乡邻矛盾的责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的。1949年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双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么剥削的问题。当时“地主”的称谓蕴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羡慕，没有丝毫的贬义。
但是随着中共建政后的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数十万地主和家人被杀，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农村传统意义上的士绅阶层被彻底摧毁，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农村逐渐消失。中共政权也达到了其对农村控制的目的。从此，“地主”成为一个贬义词，直至今日。
中共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其家人受到株连，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网路图片）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