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不是法律名词，是中共政治运动的符号，如整风运动、镇反运动、反右运动。1983年的“严打”运动是首次，之后，中共在1996、2001年和2010年又搞了三次。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份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份子。”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邓小平语录：“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杀可不杀的要杀。”
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首当其冲，警察夜闯民宅，大肆抓捕，闹得鸡飞狗跳。被抓的都是年轻人，那些扰乱社会治安的“反革命分子”。全国各大中城市，满街就地收容审查、拘留、逮捕、枪毙或送往新疆荒漠……。
据官方数据，83年的“严打”运动，耗时3年零5个月。全国“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成员87.6万人；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
对上述官方数字，尤其是被处死人数，几十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从全国各地大量死刑犯案看，2.4万显然是个大大缩水的虚假数字。有知情人披露，83年严打运动实际被处死的人数是96万人。
2011年10月8日，财经网博主司法野史在《严打亲历者话第一拨严打》一文中写道：1983年9∼12月份杀的人比1949年以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杀掉的人还要多，1984年比1983年杀的人又要多得多。具体数字只好略去了。
民运人士刘青2012年撰文：“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宣称，‘严打’只杀了数万人，判刑百万人。但克拉蒙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林长盛说，他的一位朋友亲眼看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绝密文件，‘严打’杀的是96万人。林长盛的话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证实。”
王若望在《评焦点人物邓小平》说：仅仅统计连续两次拉网战役，全国就逮捕了两百万人，牢狱关不下，甚至关在仓库或闲置的街道工厂里。据林长盛的朋友看见人大常委的一份绝密件，1983被镇压的各类刑事犯就有96万人。
1983年“严打”动员会上，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称，严打“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可见，中共“严打运动”和“镇反运动”一样，要打杀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严打运动”在“气势规模和效果”上，以杀人着称的“镇反运动”做标杆，并建立新的“里程碑”。
于是，文革还魂。公判大会、挂牌游街、警笛嘶鸣。一夜之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恐惧再现。大案要案比比皆是，处死的犯人如麻，基本都是立即执行。被公审宣判的死刑犯，都先游街示众，再押赴刑场行刑。
83年“严打”运动中到底被处死了多少人？官方没报，只称：“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中间又有多少冤案，下面列举的案例，或许能说明问题。
刘青在《罪犯与犯罪》一文（《中国之春》1992年11月号）中介绍，西安的“严打”是一场疯狂的虐杀：一件案子就捕捉了三百馀青少年，为首是一单身中年妇女马燕秦，她家曾聚集了一群青少年，有时举行联欢会或舞会。严打前派出所就知道，严打后，警察将她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因案子涉及人太多，一时难以审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84年才结案。据知情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然而，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
一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
初三学生，和别人一起把一个女同学抱了抱，被以强奸罪判刑15年。当时他才15岁，令人怀疑这个男孩是否发育成熟了，怎么有可能进行什么强奸？
一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
偷一个南瓜判8年。
河北固安人尚建国83年在甘肃省第一监狱服刑，见证了两起改判。一起是强奸案，另一起是调戏、伤害妇女案，均被判处10多年徒刑，并已服刑4年。“严打”一来，竟然都被改判为死刑，涉案4人都给拉出枪毙去了！
司法野史的博客文里也讲到类似情况：在严打中，各省比赛杀人，因为杀人多表明与上面一致，觉悟高。结果将看守所里该判7∼8年以上的人都杀了，还是觉得不够，但是又不能把看守所里的人都杀了，怎么办？于是就来一个“回头看”，将数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疏理，将所谓重罪的都杀了。他说，从“一事不得再理”的法制原则来看，死于“回头看”的均属冤魂。
安徽省蚌埠市一个叫李和的小青年，83年嫖娼后没给钱，被告强奸，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他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他不服，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刘青在渭南第二监狱服刑时，也见到了“都被改判为死刑”的情况。上级为了立刻集中一大批可杀之人，将目光转向了监狱劳改队，这里关押的全是服刑的罪人，杀他们问题不大。渭南第二监狱为此将全部禁闭室腾了出来，严严实实塞满了七十多人。后来所以只杀了三十多人，另有四十多人得以逃脱，是因他们躲过了“严打”的高峰期。
在渭南第二监狱，刘青见到听到十多名小青年被执行死刑时不满18岁。而这是公然违法，严重侵犯人权。
一小偷两次顺手牵羊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另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发后，两部车被追回发还失主。警察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万元以上，结果小偷成了大盗，以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死刑。
邻居的女儿17岁，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因母亲去世，父亲上班，她经常和两个小男生往来。她家与居委会很近，肯定瞒不过居委会的眼睛。严打开始，三个孩子被公安抓捕，以“流氓团伙”的罪名判刑15年。公安完成了严打指标，还以破大案，立了功。
河南西部某县一农户新添小孩，由于地里农活多，年轻夫妇便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一时疏忽，把小孩单独放家外出办事。谁知回来时，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活活咬死。全家人悲痛欲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当时正是83年“严打”。因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公婆二人双双被判过失杀人罪，一个死刑缓期，一个无期。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三十人，超过了百分之五。为了完成任务，厂里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楣，他在厂子里没什么事，过去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也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他去了拘留所，被判了二年徒刑。还有一个强奸犯，一般情节，被游街后枪毙了。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严打”藉着党媒对话语权的垄断，利用民众对犯罪份子的负面情绪，宣传得冠冕堂皇，但从更深的角度看，无法是为了中共政权本身的权力稳固。在正常社会，那些违法犯罪份子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依法进行追究与惩处，并不需要所谓的“严打”。当一个政府利用专政权力喊出严打的时候，对法制的破坏不言而喻。
“严打运动”颠覆了法制。80年前后是中国建立法治条件非常有利的时候，76年抓捕了“四人帮”，文革结束；79年修订了中国刑法和刑诉两部大法典；81年公审了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并首次出现了律师当庭辩护，中国律师制度在恢复中。
但是“严打”开始后 为配合中共“从重、从快”判决处死的目的，“人大”和“两高”通知“新规”，完全无视已经生效实施的刑法和刑诉法。如死刑上诉期由十日缩短为三日；将死刑审判权授权给基层法院；取消律师的无罪辩护等等。再加上邓小平、彭真等中共各级官员不在法律框架下的“严打指示”，下面的执法如脱缰野马，完全不受法律约束，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是不言而喻的。
83年一场“严打”，对法律的肆意践踏，把刚刚建立起的一点法制颠覆了。
“严打运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严打运动中，中共利用群众运动，借用司法当打人的棍子滥杀滥砍，目的是制造恐怖，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被严打的罪犯中，有多少是真正的罪犯？
据人权组织估算，当时中国每年死刑犯总数在3千馀人，这与官方大为缩的2.4万相比是1:8，如果再按司法野史先生的说法，仅1983年9∼12月份杀的人比1949年以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杀掉的人还要多的话，上述比率会悬殊到什么程度？实在令人震惊。
事后证明，那些暴涨出来的的罪犯，都是被冤判的。分析若干被杀被判重刑的案例，最多的流氓罪犯，大部分是男女关系上不够检点，属于在道德法庭上自省、批评教育的问题，完全够不上刑事犯罪。但是，有群举报就立案，立案就判，判了就执行。有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小偷小摸、倒买倒卖等违法行为，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可以用治安管理条例进行处罚。但是，都被小题大做地上纲上线了，装进“流氓罪”这个大口袋里被重判或处死。一批批小青年被游街示众后拉去刑场。
“严打运动”以暴治暴导致犯罪率激增。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说，严打“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果真如此吗？在严打期的1983年、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强势反弹，直线上升。犯罪率激增，说明严打“治标不治本”，死刑并不能解决犯罪问题。“严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不正是文革内乱带来的恶果吗？
越打冤假错案越多，民怨遍地，人心不服。很多恶性案件是源于报复83年“严打”。据说现在北京很多岁数大的访民，就是83年“严打”的受害者。
中共靠暴力杀人起家夺权。建政后，用各种运动整肃杀人维持政权。严打运动，是中共施行暴政的一种手段。50年的镇反，中共杀了87万馀人。“新里程碑”的83年严打杀了96万馀人，不足为怪。89年发生“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天安门大屠杀，继续诠释96万的可能性。近十七年，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大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中共杀人的现行记录，早已突破百万。
中共杀人的历史，已经上演了近百年。只要它存在一天，就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是中共嗜血的本性。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份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份子。”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邓小平语录：“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杀可不杀的要杀。”
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首当其冲，警察夜闯民宅，大肆抓捕，闹得鸡飞狗跳。被抓的都是年轻人，那些扰乱社会治安的“反革命分子”。全国各大中城市，满街就地收容审查、拘留、逮捕、枪毙或送往新疆荒漠……。
据官方数据，83年的“严打”运动，耗时3年零5个月。全国“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成员87.6万人；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
对上述官方数字，尤其是被处死人数，几十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从全国各地大量死刑犯案看，2.4万显然是个大大缩水的虚假数字。有知情人披露，83年严打运动实际被处死的人数是96万人。
2011年10月8日，财经网博主司法野史在《严打亲历者话第一拨严打》一文中写道：1983年9∼12月份杀的人比1949年以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杀掉的人还要多，1984年比1983年杀的人又要多得多。具体数字只好略去了。
民运人士刘青2012年撰文：“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宣称，‘严打’只杀了数万人，判刑百万人。但克拉蒙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林长盛说，他的一位朋友亲眼看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绝密文件，‘严打’杀的是96万人。林长盛的话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证实。”
王若望在《评焦点人物邓小平》说：仅仅统计连续两次拉网战役，全国就逮捕了两百万人，牢狱关不下，甚至关在仓库或闲置的街道工厂里。据林长盛的朋友看见人大常委的一份绝密件，1983被镇压的各类刑事犯就有96万人。
1983年“严打”动员会上，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称，严打“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可见，中共“严打运动”和“镇反运动”一样，要打杀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严打运动”在“气势规模和效果”上，以杀人着称的“镇反运动”做标杆，并建立新的“里程碑”。
于是，文革还魂。公判大会、挂牌游街、警笛嘶鸣。一夜之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恐惧再现。大案要案比比皆是，处死的犯人如麻，基本都是立即执行。被公审宣判的死刑犯，都先游街示众，再押赴刑场行刑。
83年“严打”运动中到底被处死了多少人？官方没报，只称：“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中间又有多少冤案，下面列举的案例，或许能说明问题。
轰动三秦的马燕秦案
刘青在《罪犯与犯罪》一文（《中国之春》1992年11月号）中介绍，西安的“严打”是一场疯狂的虐杀：一件案子就捕捉了三百馀青少年，为首是一单身中年妇女马燕秦，她家曾聚集了一群青少年，有时举行联欢会或舞会。严打前派出所就知道，严打后，警察将她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因案子涉及人太多，一时难以审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84年才结案。据知情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然而，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偷一元钱判死刑”的滥杀无辜
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
一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
初三学生，和别人一起把一个女同学抱了抱，被以强奸罪判刑15年。当时他才15岁，令人怀疑这个男孩是否发育成熟了，怎么有可能进行什么强奸？
一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
偷一个南瓜判8年。
“严打”一来 都被改判为死刑
河北固安人尚建国83年在甘肃省第一监狱服刑，见证了两起改判。一起是强奸案，另一起是调戏、伤害妇女案，均被判处10多年徒刑，并已服刑4年。“严打”一来，竟然都被改判为死刑，涉案4人都给拉出枪毙去了！
司法野史的博客文里也讲到类似情况：在严打中，各省比赛杀人，因为杀人多表明与上面一致，觉悟高。结果将看守所里该判7∼8年以上的人都杀了，还是觉得不够，但是又不能把看守所里的人都杀了，怎么办？于是就来一个“回头看”，将数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疏理，将所谓重罪的都杀了。他说，从“一事不得再理”的法制原则来看，死于“回头看”的均属冤魂。
安徽省蚌埠市一个叫李和的小青年，83年嫖娼后没给钱，被告强奸，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他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他不服，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刘青在渭南第二监狱服刑时，也见到了“都被改判为死刑”的情况。上级为了立刻集中一大批可杀之人，将目光转向了监狱劳改队，这里关押的全是服刑的罪人，杀他们问题不大。渭南第二监狱为此将全部禁闭室腾了出来，严严实实塞满了七十多人。后来所以只杀了三十多人，另有四十多人得以逃脱，是因他们躲过了“严打”的高峰期。
在渭南第二监狱，刘青见到听到十多名小青年被执行死刑时不满18岁。而这是公然违法，严重侵犯人权。
警察为完成死刑指标捏造证据
一小偷两次顺手牵羊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另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发后，两部车被追回发还失主。警察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万元以上，结果小偷成了大盗，以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死刑。
公安有“破获团伙大案”指标
邻居的女儿17岁，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因母亲去世，父亲上班，她经常和两个小男生往来。她家与居委会很近，肯定瞒不过居委会的眼睛。严打开始，三个孩子被公安抓捕，以“流氓团伙”的罪名判刑15年。公安完成了严打指标，还以破大案，立了功。
农村大队也有严打指标
河南西部某县一农户新添小孩，由于地里农活多，年轻夫妇便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一时疏忽，把小孩单独放家外出办事。谁知回来时，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活活咬死。全家人悲痛欲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当时正是83年“严打”。因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公婆二人双双被判过失杀人罪，一个死刑缓期，一个无期。
工厂为严打指标发愁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三十人，超过了百分之五。为了完成任务，厂里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楣，他在厂子里没什么事，过去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也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他去了拘留所，被判了二年徒刑。还有一个强奸犯，一般情节，被游街后枪毙了。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严打”藉着党媒对话语权的垄断，利用民众对犯罪份子的负面情绪，宣传得冠冕堂皇，但从更深的角度看，无法是为了中共政权本身的权力稳固。在正常社会，那些违法犯罪份子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依法进行追究与惩处，并不需要所谓的“严打”。当一个政府利用专政权力喊出严打的时候，对法制的破坏不言而喻。
“严打”的恶果：
“严打运动”颠覆了法制。80年前后是中国建立法治条件非常有利的时候，76年抓捕了“四人帮”，文革结束；79年修订了中国刑法和刑诉两部大法典；81年公审了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并首次出现了律师当庭辩护，中国律师制度在恢复中。
但是“严打”开始后 为配合中共“从重、从快”判决处死的目的，“人大”和“两高”通知“新规”，完全无视已经生效实施的刑法和刑诉法。如死刑上诉期由十日缩短为三日；将死刑审判权授权给基层法院；取消律师的无罪辩护等等。再加上邓小平、彭真等中共各级官员不在法律框架下的“严打指示”，下面的执法如脱缰野马，完全不受法律约束，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是不言而喻的。
83年一场“严打”，对法律的肆意践踏，把刚刚建立起的一点法制颠覆了。
“严打运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严打运动中，中共利用群众运动，借用司法当打人的棍子滥杀滥砍，目的是制造恐怖，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被严打的罪犯中，有多少是真正的罪犯？
据人权组织估算，当时中国每年死刑犯总数在3千馀人，这与官方大为缩的2.4万相比是1:8，如果再按司法野史先生的说法，仅1983年9∼12月份杀的人比1949年以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杀掉的人还要多的话，上述比率会悬殊到什么程度？实在令人震惊。
事后证明，那些暴涨出来的的罪犯，都是被冤判的。分析若干被杀被判重刑的案例，最多的流氓罪犯，大部分是男女关系上不够检点，属于在道德法庭上自省、批评教育的问题，完全够不上刑事犯罪。但是，有群举报就立案，立案就判，判了就执行。有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小偷小摸、倒买倒卖等违法行为，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可以用治安管理条例进行处罚。但是，都被小题大做地上纲上线了，装进“流氓罪”这个大口袋里被重判或处死。一批批小青年被游街示众后拉去刑场。
“严打运动”以暴治暴导致犯罪率激增。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说，严打“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果真如此吗？在严打期的1983年、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强势反弹，直线上升。犯罪率激增，说明严打“治标不治本”，死刑并不能解决犯罪问题。“严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不正是文革内乱带来的恶果吗？
越打冤假错案越多，民怨遍地，人心不服。很多恶性案件是源于报复83年“严打”。据说现在北京很多岁数大的访民，就是83年“严打”的受害者。
中共靠暴力杀人起家夺权。建政后，用各种运动整肃杀人维持政权。严打运动，是中共施行暴政的一种手段。50年的镇反，中共杀了87万馀人。“新里程碑”的83年严打杀了96万馀人，不足为怪。89年发生“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天安门大屠杀，继续诠释96万的可能性。近十七年，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大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中共杀人的现行记录，早已突破百万。
中共杀人的历史，已经上演了近百年。只要它存在一天，就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是中共嗜血的本性。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