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19日讯】他是一代报业人，也是至今“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大右派”。
士大夫评议时政的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在储安平身上融为一体，铸成一代媒体人的立身之本与人生理想。在20世纪中叶，动荡而充满变数的中国，储安平以“民主、进步、自由、独立”为宗旨，创办或执掌中国着名报刊，为大陆新闻业带来短期的鲜活气象。
其实，他不过是一个书生，一个忧国忧民、希冀以言谏影响政府决策的热血书生。但储安平秉承的理念触犯中共政权的专制本质，终于因言获罪，成为中共指定的五大“右派”之一，并在文革浩劫中下落不明，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储安平、端木露西结婚照。（公有领域）
储安平生活在清末民初，出身宜兴望族，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因爱好文学创作，成为“新月诗派”后起之秀。1936年，27岁的他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修，从学于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有感于英国的社会制度与自由氛围，储安平着《英国采风录》一书，表达欣羡与仰慕之情。
抗战的爆发，令储安平忧心忡忡。两年后，他放弃学业回国，辗转、流亡于重庆、湖南、广西等地，先后在《中央日报》《力报》《中国晨报》任编辑或主笔。因为，两年的留英经历，在他心中烙下一生为之追寻的最高志向——办一份类似《泰晤士报》的大报，通过媒体言论的力量监督政府，影响国家政策。
这个志向在抗战胜利后有过短暂的辉煌。1945年11月，他带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想，和朋友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一份8开本、每期6万馀字的刊物。储安平担任主编，致力于把它办成进步、独立的刊物。因与合作人经营理念不同，储安平不得以在《客观》发行17期后停办，自己也转赴上海，重踏寻梦之旅。
1946年9月，储安平创办16开本、每期约6万字的《观察》半月刊，亲任社长、主编。他希望通过此刊物，上对国家“发表意见”，下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尽管此时的中国深陷中共挑起的内战中，由于储安平的独立敢言，《观察》的发行量从创刊时的400份发展到最高10万馀份，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
在《观察》的创刊号中，储安平写道：“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知识份子，并替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他针对国内的政治、时局，发表了尖锐犀利的时政批评，《观察》在收获大量读者的同时，也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封杀。
储安平主编的自由刊物《观察》。（网路图片）
经营《观察》时期，储安平骂过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同样抱有清醒的认识，对它的批判同样不留馀地。登于1947年3月的文章《中国的政局》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这篇文章甚至说，中共“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为了对抗国民党，篡夺中国政权，中共不遗馀力地鼓吹自由民主思想，笼络文化名人，欺瞒广大民众。《观察》能做出如此深入的剖析，可见储安平眼光之超前。然而，在中共占领大陆时，储安平明知身处流氓政权的统治之中，仍然选择定居北京。或许，传统文人评议政治的观念早已在心底扎根，他愿继承历史赋予他的文化使命，监督中共政权，以实现为国效力的理想。
初期，储安平因自身的社会威望，曾被中共拉拢作巩固政权的工具。他先后在国家出版总署、九三学社担任要职，还当选过人大代表。看似体面的政治地位背后，却是传媒事业的鲜有作为。从1949年到1950年，《观察》复刊，更名为《新观察》，储安平担任主编直至终刊。在中共的领导与控制下，《新观察》以发表游记、杂感等无关痛痒的文章为主，逐渐失去抨击时弊的独到风格，背离储安平创刊的初衷。至1956年前，储安平的媒体生涯更是一片空白。
储安平作品集——《储安平集》。（网路图片）
1957年，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让各界文艺界与民主人士欢欣鼓舞，以为中共真的有所改变，中国的民主政治真的能够实现。但他们都未想到，这只是中共打击异己的“阳谋”开端。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假意把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完璧归赵”，换下具有中共身份的总编辑，改由民主人士担当。4月1日，最终的主编人选储安平走马上任，并得到民盟领导人、《光明日报》社主章伯钧的鼎力支持。
因毛泽东一句“《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让沉寂近10年的储安平决心大展身手。他以无比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新报社的改革工作中，努力把《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份子的讲坛”，发挥媒体的舆论力量，监督中共决策。
在外观上，他主张“直排”，恢复传统汉字的阅读方式；在内容上，他则高度强调新闻专业性，重视“独家新闻”与“抢新闻”，以体现新闻价值。在报导力度方面，储安平更是体现难能可贵的自由独立思想。他认为只要是真实、客观的新闻，都可以刊登，重大新闻甚至无需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
尽管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有一定了解，他偏要冒犯中共之逆鳞，履行一个媒体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他曾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畏精神，最终让他做了中共集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就在储安平紧锣密鼓地展开报社工作时，中共又发起一轮鼓励“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多番动员民主人士及知识份子提意见，储安平也受邀参与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而就在半月前，毛泽东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在中共内部传阅，表达出“引蛇出洞”、罗织右派罪名的意图，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收紧。
毫不知情的文人，仍然沉浸在响应整风与鸣放政策的兴奋中。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会议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提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次日，整篇发言被刊登在《光明日报》，得到民主派人士的热烈响应。
6月8日，政治风向逆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中共打击右派的号令。当天，嗅到危险气息的储安平便递交辞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率先召开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主持者吴晗厉声要求所有盟员与其“划清界限”。11月下旬，九三学社也在统战部指挥下，多次举行针对储安平的千人批判大会。
在巨大的压力下，储安平被迫做出检讨，承认“党天下”之谏是恶毒攻击，自己在报社的一系列言行都是“反党活动”。11月12日，他被正式罢免《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受命到卸任，储安平只当了68天总编。他回到了九三学社，中共对他的批判与迫害接踵而至。
文革批斗现场。（网路图片）
1958年初，储安平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被撤销；1月31日，又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此后，“大右派份子”的罪名便牢牢扣在他的头上，直到今天。
卸下一身政治职务的储安平来到商务印书馆，负责校对他人的英文翻译稿。尽管他曾有留学背景，其英文水平完全能胜任翻译工作，然而头上的“右派”帽子只允许储安平从事得不到署名的“校译”杂务。他还被送到石景山模式口农场，进行两年的劳动改造。与此同时，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右派家属”的身份而背叛婚姻，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储安平的幼子储望华，曾回忆探望父亲的情景。当时的储安平负责“蘑菇繁殖”，独自住在只有一个炕的小茅泥舍中。屋里十分阴暗，一半的空间被“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占据，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问父亲这里怎么能住人，储安平只是淡淡回答：“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
1960年，储安平回到北京，赋闲在家，百无聊赖之馀做些看书、养羊之类的琐事。他的声音彻底被中共封杀，他的才华也从此埋葬。然而中共仍不肯放过他。就在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发表后，“大右派”储安平理所当然划入被“扫荡”之列。两天后，储望华探视父亲，只感到气氛异常沉闷，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劝慰父亲。告别时，他说：“爸爸，您多保重吧！”这成为父子最后的诀别。
文革中，储安平又被红卫兵揪出，遭到轮番批斗、殴打。8月31日，他扫完街道回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找上门来。筋疲力尽又不堪受辱的他，只得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里外的潮白河，投水自尽。由于河水较浅，储安平最终被人救活。之后，他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那里的造反派严密看管。据储望华说，自从父亲某天被放回家后，再没人见过他。
储安平在世最后的消息，来自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回忆文章。文革时与储安平经常来往的，是一位叫李如苍的农工党人，与他同在农场参加劳动改造。9月的一天清晨，李如苍照例出门散步，却在自家门前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简单的话：“如苍，我走了。储。”只有署名，没有日期。
没有人知道储安平失踪的确切时间，人们只能推测大概时间是在1966年9月上旬。9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要在10月1日前找到他的下落——无果。1968年，“储安平专案组”成立，专门调查其下落——仍然无果。在储安平“失踪”的几年中，出走、出家、被监控、蹈海自杀、被打死等扑朔迷离的传闻不断传出，至今没有定论。
如果储安平自杀成功，尚有卒年和死因，总好过后来的音讯全无，下落不明。直到16年后的1982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储安平正式作出“死亡结论”，并通知其子女。那时，正是储望华即将出国留学、与亲友送别的时刻。
也有人尝试分析储安平最后的结局，认为最有可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储安平遭红卫兵多番批斗，早已遍体鳞伤，如何有能力出逃？文革时的“破四旧”运动令佛门遭劫，哪个寺庙有能力收留一名异客？况且中共对“牛鬼蛇神”的专制统治严于铁桶，令人人自危，怎么会寻不到一个大右派的下落？而遭人虐杀，却是十年浩劫中屡见不鲜的场景。
古书中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储安平一生，无论是经营媒体还是公开提意见，不过是尽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责任——清议时弊，为国直谏，却在中共手中落得生死不明的结局。至今，包括储安平在内，仍有近百名“右派份子”未得到“改正”。这种刻意掩盖历史、颠倒黑白的做法，只能更有力地印证中共政权的荒唐与邪恶。
参考资料：
1.储望华口述、李菁整理，《秋之泣——怀念父亲储安平》，《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2.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3.余开伟，《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收录于二闲堂网站。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士大夫评议时政的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在储安平身上融为一体，铸成一代媒体人的立身之本与人生理想。在20世纪中叶，动荡而充满变数的中国，储安平以“民主、进步、自由、独立”为宗旨，创办或执掌中国着名报刊，为大陆新闻业带来短期的鲜活气象。
其实，他不过是一个书生，一个忧国忧民、希冀以言谏影响政府决策的热血书生。但储安平秉承的理念触犯中共政权的专制本质，终于因言获罪，成为中共指定的五大“右派”之一，并在文革浩劫中下落不明，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储安平、端木露西结婚照。（公有领域）
办一份堪比《泰晤士报》的报纸
储安平生活在清末民初，出身宜兴望族，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因爱好文学创作，成为“新月诗派”后起之秀。1936年，27岁的他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修，从学于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有感于英国的社会制度与自由氛围，储安平着《英国采风录》一书，表达欣羡与仰慕之情。
抗战的爆发，令储安平忧心忡忡。两年后，他放弃学业回国，辗转、流亡于重庆、湖南、广西等地，先后在《中央日报》《力报》《中国晨报》任编辑或主笔。因为，两年的留英经历，在他心中烙下一生为之追寻的最高志向——办一份类似《泰晤士报》的大报，通过媒体言论的力量监督政府，影响国家政策。
这个志向在抗战胜利后有过短暂的辉煌。1945年11月，他带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想，和朋友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一份8开本、每期6万馀字的刊物。储安平担任主编，致力于把它办成进步、独立的刊物。因与合作人经营理念不同，储安平不得以在《客观》发行17期后停办，自己也转赴上海，重踏寻梦之旅。
1946年9月，储安平创办16开本、每期约6万字的《观察》半月刊，亲任社长、主编。他希望通过此刊物，上对国家“发表意见”，下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尽管此时的中国深陷中共挑起的内战中，由于储安平的独立敢言，《观察》的发行量从创刊时的400份发展到最高10万馀份，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
在《观察》的创刊号中，储安平写道：“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知识份子，并替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他针对国内的政治、时局，发表了尖锐犀利的时政批评，《观察》在收获大量读者的同时，也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封杀。
储安平主编的自由刊物《观察》。（网路图片）
文人论政的梦想在中共治下举步维艰
经营《观察》时期，储安平骂过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同样抱有清醒的认识，对它的批判同样不留馀地。登于1947年3月的文章《中国的政局》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这篇文章甚至说，中共“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为了对抗国民党，篡夺中国政权，中共不遗馀力地鼓吹自由民主思想，笼络文化名人，欺瞒广大民众。《观察》能做出如此深入的剖析，可见储安平眼光之超前。然而，在中共占领大陆时，储安平明知身处流氓政权的统治之中，仍然选择定居北京。或许，传统文人评议政治的观念早已在心底扎根，他愿继承历史赋予他的文化使命，监督中共政权，以实现为国效力的理想。
初期，储安平因自身的社会威望，曾被中共拉拢作巩固政权的工具。他先后在国家出版总署、九三学社担任要职，还当选过人大代表。看似体面的政治地位背后，却是传媒事业的鲜有作为。从1949年到1950年，《观察》复刊，更名为《新观察》，储安平担任主编直至终刊。在中共的领导与控制下，《新观察》以发表游记、杂感等无关痛痒的文章为主，逐渐失去抨击时弊的独到风格，背离储安平创刊的初衷。至1956年前，储安平的媒体生涯更是一片空白。
储安平作品集——《储安平集》。（网路图片）
在位时间最短的《光明日报》主编
1957年，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让各界文艺界与民主人士欢欣鼓舞，以为中共真的有所改变，中国的民主政治真的能够实现。但他们都未想到，这只是中共打击异己的“阳谋”开端。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假意把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完璧归赵”，换下具有中共身份的总编辑，改由民主人士担当。4月1日，最终的主编人选储安平走马上任，并得到民盟领导人、《光明日报》社主章伯钧的鼎力支持。
因毛泽东一句“《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让沉寂近10年的储安平决心大展身手。他以无比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新报社的改革工作中，努力把《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份子的讲坛”，发挥媒体的舆论力量，监督中共决策。
在外观上，他主张“直排”，恢复传统汉字的阅读方式；在内容上，他则高度强调新闻专业性，重视“独家新闻”与“抢新闻”，以体现新闻价值。在报导力度方面，储安平更是体现难能可贵的自由独立思想。他认为只要是真实、客观的新闻，都可以刊登，重大新闻甚至无需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
尽管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有一定了解，他偏要冒犯中共之逆鳞，履行一个媒体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他曾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畏精神，最终让他做了中共集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就在储安平紧锣密鼓地展开报社工作时，中共又发起一轮鼓励“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多番动员民主人士及知识份子提意见，储安平也受邀参与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而就在半月前，毛泽东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在中共内部传阅，表达出“引蛇出洞”、罗织右派罪名的意图，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收紧。
毫不知情的文人，仍然沉浸在响应整风与鸣放政策的兴奋中。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会议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提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次日，整篇发言被刊登在《光明日报》，得到民主派人士的热烈响应。
6月8日，政治风向逆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中共打击右派的号令。当天，嗅到危险气息的储安平便递交辞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率先召开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主持者吴晗厉声要求所有盟员与其“划清界限”。11月下旬，九三学社也在统战部指挥下，多次举行针对储安平的千人批判大会。
在巨大的压力下，储安平被迫做出检讨，承认“党天下”之谏是恶毒攻击，自己在报社的一系列言行都是“反党活动”。11月12日，他被正式罢免《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受命到卸任，储安平只当了68天总编。他回到了九三学社，中共对他的批判与迫害接踵而至。
文革批斗现场。（网路图片）
“大右派”报人的生死之谜
1958年初，储安平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被撤销；1月31日，又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此后，“大右派份子”的罪名便牢牢扣在他的头上，直到今天。
卸下一身政治职务的储安平来到商务印书馆，负责校对他人的英文翻译稿。尽管他曾有留学背景，其英文水平完全能胜任翻译工作，然而头上的“右派”帽子只允许储安平从事得不到署名的“校译”杂务。他还被送到石景山模式口农场，进行两年的劳动改造。与此同时，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右派家属”的身份而背叛婚姻，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储安平的幼子储望华，曾回忆探望父亲的情景。当时的储安平负责“蘑菇繁殖”，独自住在只有一个炕的小茅泥舍中。屋里十分阴暗，一半的空间被“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占据，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问父亲这里怎么能住人，储安平只是淡淡回答：“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
1960年，储安平回到北京，赋闲在家，百无聊赖之馀做些看书、养羊之类的琐事。他的声音彻底被中共封杀，他的才华也从此埋葬。然而中共仍不肯放过他。就在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发表后，“大右派”储安平理所当然划入被“扫荡”之列。两天后，储望华探视父亲，只感到气氛异常沉闷，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劝慰父亲。告别时，他说：“爸爸，您多保重吧！”这成为父子最后的诀别。
文革中，储安平又被红卫兵揪出，遭到轮番批斗、殴打。8月31日，他扫完街道回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找上门来。筋疲力尽又不堪受辱的他，只得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里外的潮白河，投水自尽。由于河水较浅，储安平最终被人救活。之后，他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那里的造反派严密看管。据储望华说，自从父亲某天被放回家后，再没人见过他。
储安平在世最后的消息，来自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回忆文章。文革时与储安平经常来往的，是一位叫李如苍的农工党人，与他同在农场参加劳动改造。9月的一天清晨，李如苍照例出门散步，却在自家门前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简单的话：“如苍，我走了。储。”只有署名，没有日期。
没有人知道储安平失踪的确切时间，人们只能推测大概时间是在1966年9月上旬。9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要在10月1日前找到他的下落——无果。1968年，“储安平专案组”成立，专门调查其下落——仍然无果。在储安平“失踪”的几年中，出走、出家、被监控、蹈海自杀、被打死等扑朔迷离的传闻不断传出，至今没有定论。
如果储安平自杀成功，尚有卒年和死因，总好过后来的音讯全无，下落不明。直到16年后的1982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储安平正式作出“死亡结论”，并通知其子女。那时，正是储望华即将出国留学、与亲友送别的时刻。
也有人尝试分析储安平最后的结局，认为最有可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储安平遭红卫兵多番批斗，早已遍体鳞伤，如何有能力出逃？文革时的“破四旧”运动令佛门遭劫，哪个寺庙有能力收留一名异客？况且中共对“牛鬼蛇神”的专制统治严于铁桶，令人人自危，怎么会寻不到一个大右派的下落？而遭人虐杀，却是十年浩劫中屡见不鲜的场景。
古书中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储安平一生，无论是经营媒体还是公开提意见，不过是尽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责任——清议时弊，为国直谏，却在中共手中落得生死不明的结局。至今，包括储安平在内，仍有近百名“右派份子”未得到“改正”。这种刻意掩盖历史、颠倒黑白的做法，只能更有力地印证中共政权的荒唐与邪恶。
参考资料：
1.储望华口述、李菁整理，《秋之泣——怀念父亲储安平》，《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2.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3.余开伟，《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收录于二闲堂网站。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