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文革受难者总共六十三人。他们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殴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笔者加上引号，因为不认为这应该被称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本文以这六十三名受难者为中心展开叙述和分析。
（接上文）
以受难者死亡人数和死亡日期为坐标画出曲线，可以看到迫害和死亡延续十年，同时，死亡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有两个死亡高峰，分别发生在1966年和1968年。从以下编年史式的叙述可以看到暴力迫害发展的过程，看到两个死亡高峰是由红卫兵兴起和“清理阶级队伍”两个“运动”造成的。
死亡的两个高峰分别发生在1966年和1968年，是由红卫兵兴起和“清理阶级队伍”两个“运动”造成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暴力“斗争”。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罚跪和殴打等。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三次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并在大会台上对被“斗争”的人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从此开始，暴力“斗争”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励。
六十三名受难者中有十五人是在1966年被害死。
被害人数在1967年相对减少，是因为那一年文革矛头指向校外和高层。1966年10月后，北大学生几乎都去了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1967年，北大组织了一系列“斗争”中央级高层干部的大会。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斗争”，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斗争会”的台子上，身上缠绕了一条纸做的长蛇。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当夜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原北大领导班子被“打倒”。学校全面停课。工作组领导全校对“反革命黑帮”进行“揭发”和“斗争”。
历史系师生那时住在昌平县太平庄，6月3日把他们拉回北大本部，在第二体育馆开全系大会，把十多名教员和干部“揪”出来站成一排被“斗争”，罪名是“黑帮分子”和“黑帮爪牙”。其中有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的俞伟超，罪名是“黑帮爪牙”。他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双手食指被烧毁，第二次在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被火车撞伤，侥幸未死。历史系教授汪篯也遭到批判斗争，6月11日，汪篯在北大朗润园十公寓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毒性发作后的剧烈痛苦使他以头撞墙，高声狂叫。
开始的时候，暴力攻击零散发生。到6月18日，发生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暴力“斗争”。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罚跪和殴打等等。生物系教师胡寿文被学生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去“斗争”。他跌倒在地还被拖着走，他使劲抓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
这些人已经是工作组制定的攻击对像，但是工作组出面制止了暴力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在6月20日下发一个中央文件（66年310号），要求全国像北大工作组那样“处理乱斗现象”。其实，刘少奇不是不准“斗”，他那时甚至亲自指导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如何把该校校长刘超“斗倒斗臭”（见“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他只是反对在学校中大规模使用暴力。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康生、陈伯达等，三次到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他们宣布“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并撤销工作组。就在江青等人和上万北大师生面前，在大会台上给被“斗争”的人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从此开始，暴力“斗争”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励。暴力“斗争会”迅速在北京和全国普及。北大在1966年的十五名受难者中，有十四名是死于“六一八事件”被肯定之后。
1966年7月北大校园“劳改队”的建立，是一项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劳改队”中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被罚做强劳动，剃“阴阳头”，悬挂写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并被迫唱“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后一句是“把我砸烂砸碎”。英文教授吴兴华是北大“劳改队”中第一个被害死的人。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化工厂流出的污水。吴很快就昏倒，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在7月26日大会上，江青还点名攻击历史系教员郝斌“迫害”了她与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李讷1965年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在校时曾和历史系师生一起到北京郊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给农民“划成分”时因李讷要把几个人的成分划高，和郝斌发生过其实并不激烈的争论。由于江青点名，郝斌从此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受到“斗争”和“专政”，曾经被毒打得昏死过去。
7月26日大会后，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掌权。一份在文革时期铅印的《北大文革大事记》写道：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得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另外，在聂元梓同志的倡议下，黑帮分子被革命师生员工揪了出来，实行监督劳动。
校园“劳改队”的建立，是与开展暴力性“斗争会”同时发生的一项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
董怀允是公共数学课讲师，教研室主任。6月18日以前，“工作组”已经把他和其它“有问题”的人单独编组劳动，那已经是“劳改队”的雏形。“六一八事件”后，他对集体宿舍中的同事说：“我身体不好，恐怕难以经受这样的事情。”聂元梓发出倡议的第二天，董怀允上吊自杀。
英文教授吴兴华是在北大“劳改队”中第一个被害死的人。8月3日，他和西语系其它教授在北大西门附近“劳改”，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从旁边一座化工厂流出的污水。吴兴华很快就昏倒，红卫兵却说他是“装死”，等送到医院时他已经死亡。吴兴华死于急性中毒性痢疾，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以自杀对抗文革，是“反革命”。吴兴华的尸体被解剖，不是为了查明死因，也不是为了医学研究，而是为了要证实他自杀有罪。解剖后尸体烧掉，没有留骨灰。
“劳改队”中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而不被当人看待。他们被罚做强劳动，还被剃“阴阳头”，在身上悬挂写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并被强迫唱自我污辱和诅咒的“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后一句是“把我砸烂砸碎”。对“劳改队”的人，要打要斗，都随便。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都被尽其想像地施用。
西语系朱光潜教授被剃了头发，拎着一只柳条筐，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门口清理垃圾。那时有大批红卫兵免费乘车从全国各地来北大“学习革命经验”。每来一批要“斗争”他的人，他就得站在反扣过来的筐子上“自报罪行”。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七八次。有一次他被打昏过去，丢在墙根。一位目击者说：“看起来像一只死猪一样。”已被撤职的中共北大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在“劳改”的时候，被红卫兵狠打耳光，一只耳朵被打聋，一只眼睛也被打坏。
工作组一被撤销，北大附中红卫兵立即开始毒打校长、教员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发源地，也是北京最早发生校园暴力迫害的学校。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暴力进一步升级。从8月20日到27日，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三人。他们还到北京各个学校煽动暴力“斗争”和砸碎钢琴等所谓“四旧”物品。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在八月下旬迅速从两位数发展到三位数。当时官方的内部统计是1,772人被打死。1966年8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实际上是京城一场前所未有的血腥杀戮。
8月24日，红卫兵到北大燕东园教工宿舍抄家，并且破坏大量书籍和绘画。英语教授俞大絪被抄家并被罚跪侮辱。当天夜里俞大絪服安眠药自杀。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后被调到武汉工作，在那也遭到“批判斗争”，一年后死亡。在北大燕南园五十五号，副校长冯定也在被抄家后服毒自杀，幸亏他家保姆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才活了下来。
1967年有一人被害，是中文系学生沈达力。3月17日，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教室楼102阶梯教室开大会“斗争”一名“反革命学生”，这名学生被打断四根肋骨，昏死过去。会上对沈达力作了点名攻击和羞辱，并说第二天也要“斗争”她。当天夜里沈达力在红湖游泳池旁喝了杀虫剂敌敌畏。由于毒性发作时的剧烈痛苦，她把自己的脸抓破了。她死时只有二十一岁半。
被害人数在1967年相对减少，是因为那一年文革矛头指向校外和高层。1966年10月后，北大学生几乎都去了外地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免费车票和食宿，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北大“造反派”在各省建立了“联络站”，指导干预当地文革。北大校刊《新北大》有了以前《人民日报》才有的“航空版”，即在北京制版后，用飞机送往四川等地印刷和散发。
1967年，北大组织了一系列“斗争”中央级高层干部的大会。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斗争”。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斗争会”的台子上，身上缠绕了一条纸做的长蛇。1967年还发生了对刘少奇的大规模的也是演戏式的攻击。成千上万的人到中南海西门口游行集会，高呼“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甚至进行了“绝食”（不是真的）。北大是“揪刘斗争火线指挥部”的重要成员之一。
1968年5月16日，北大校园中正式建立了“监改大院”。这座监狱存在了整整十个月，有218人曾被关押在内。监狱有“监规”，一条是走路必须低头，一条是听到名字就必须马上立正喊“到”，还有一条是跟看守人员说话要先喊“报告”。每天晚上，被关的人在院中集合开大会。总负责人刘国政训话，总以“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开头。训话后抽查背诵毛泽东语录、背校园监狱规定。
1968年初，随着新的权力机构在各地建立起来，文革领导人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4月，北大“校文革”用卡车把各系130多名“牛鬼蛇神”送到昌县太平庄关押和“劳改”。有人一下卡车就被按跪在地上挨打，其中包括女性。关在太平庄的人被轮流押回学校本部“斗争”。历史系“反动学生”杨绍明在系里遭“斗争”时，被打得昏迷过去。有人把他拖到男厕，丢在小便池里，开了小便池端的水龙头浇他的头。他被浇醒后，又被送回太平庄“劳改”。历史系教师周一良、郝斌和吕遵锷也依次从太平庄被押往校中遭到这样的“斗争”。
5月16日是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出两周年日，那一天北大校园中正式建立了“监改大院”。这座监狱存在了整整十个月，有218人曾被关押在内。很多人出了这座全校性的大监狱，又被关押到各个系的小监狱中。这种监狱在文革中俗称“牛棚”，因为被关在里面的人被称作“牛鬼蛇神”。
北大“牛棚”在民主楼西侧，由原来的八间简易平房外国语教室临时加筑围墙建成。其中有两间关押女性。所有被关押的人都睡在地上打通铺，没有桌椅。入口处高挂大幅毛泽东画像以及关于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语录。
监狱有“监规”，一条是走路必须低头，一条是听到名字就必须马上立正喊“到”，还有一条是跟看守人员说话要先喊“报告”。中文系季镇淮教授一关进去就挨打，因为他抬了头。教授林焘和林超姓名声音相近，当看守喊其中之一，常常两人都一齐急忙喊到，以免答应晚了挨打。一名被关的女教师被棍棒“训练”了十个月，出狱后她和家人讲话还会说“报告，我要上厕所”。
每天晚上，被关的人在院中集合开大会。总负责人刘国政训话，总以“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开头。他是历史系学生，“校文革”常务委员。训话后抽查背诵毛泽东语录，背不出来的人会挨打。英语教授徐锡良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侨，北京话说得不太流利，背诵有困难。他被罚跪在一块搓衣板上，头上顶了一块板，板上放了一碗水。徐锡良后来抑郁而死，没有列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
监狱中有各种刑罚，其中之一叫做“抱树”，强迫被罚者长时间站在树前做出抱树的姿势，双手却不准触树，还要忍受蚊子叮咬。殴打是“监改大院”经常有的事情。文学教授王瑶多次在审讯办公室被毒打。有一次把他绑在一把椅子上，放倒了用鞭子抽。语言学教授王力有一天晚上被看守叫出去，过了很久才回来。他旁边地铺上的老师看到他脱去圆领汗衫后，背上都是红紫条条。
1968年6月18日是北大文革中最为恐怖和残暴的日子之一。那一天组织了全校性的暴力行动，比两年前发生的“六一八事件”更为野蛮。
英语教师郑培蒂那年二十八岁，她曾告诉一个同学兼同事她的堂舅早年曾和江青结婚，她因此被指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她刚生孩子一个月，被用帆布袋子蒙头从家中绑架到二十七楼，在那里被捆绑手脚关了一夜。后来她被关进“监改大院”。6月18日她被叫出去集合，她穿着短袖衫到了临湖轩，看到其它老资格的“牛鬼蛇神”都穿了长袖厚衣服准备挨打。从临湖轩到大饭厅的甬道两边，站满了手拿长短棍子和树枝的红卫兵。喊叫声中，棍棒雨点般落下来，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牛鬼蛇神”穿过一里路长的“夹鞭刑”，又被分到各系“斗争”。在二十七楼后面的小树林中，郑培蒂和一个同事被罚背门板，门板上立了一排砖头，斗他们的人说不许动，砖倒了就打。天气热，刚被打过，砖又很重，她动了。他们就过来踢她的踝骨，她一下子跪倒在地。打过她的人，有学生，还有她的女同事。
英语教授吴柱存，遭到棍棒殴打之外，还有一个学生拿了一片竹篾，按在他的脖子上用力一拧，旋去了一大片皮，他疼得差点昏死过去。
卢锡锟是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加入“青年军”，为和中国联盟抗日的美国军队做过英文翻译，这成为他的“重大历史问题”。卢锡锟在6月24日喝下杀虫剂敌敌畏，毒性发作以后，因为极其痛苦，他用刀砍了自己的手臂和身体。一个月后，他的妻子林芳（化学系器材室职员），在7月19日也自杀了。他们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1968年8月前，在北大“校文革”领导下的“清队”，有六个人被害死。除了“阶级敌人”，还有三个学生在4月到7月之间被活活打死。年轻人之间发生冲突动手打架，在平常生活中并不罕见，但发展到屡次打死人的程度，显然是由文革对“阶级敌人”的长期暴虐迫害诱导引发的。
1968年7月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的学校。他们进一步加强“清队”力度。从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杀”。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命令搬到学校集中居住，包括那些原本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中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人。他们按照系别在教室中打地铺睡觉。“重点对像”被单独关在小屋由专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搞运动”。
所有的人被命令互相“揭发”。方式之一是，把人分成小组，十馀人一组，排出顺序，轮流“交代”。从生下来到现在的事情，都要说一遍：有什么个人“历史问题”，有什么“现行活动”。“交代”完了就出去，到另一房间去。剩下的其他人便开始“揭发”此人。每个人都必须“揭发”。对发言少的人，会后会被留下个别谈话。一个人做完，又开始另一个人。另一人“交代”完了离去，命令其他人“揭发”那个出去的人，还告诉回进来的人说：刚才那个人揭发了你什么什么，挑动其揭发那人。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命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个“项目组”，专门负责调查审讯和看押被列为“重点”的“运动对像”。一大批人被宣布“隔离审查”。他们二十四小时受监视，没有任何行动自由。这些人遭到长时间审问，甚至几天不准睡觉。殴打和体罚经常发生。数字被访者都提到，那时北大的教学楼和实验楼里经常传出被打者的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宣传队”的一份《简报》说，到10月22日为止，全校共揭出具敌我性质矛盾的有542人。《简报》强调，运动要“批明的，挖暗的，狠狠打击现行的”。
1968年西语系有三人被害死亡。程远是西语系的德文打字员，也教德语。革命小说《红岩》中有个反面角色“玛丽小姐”，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漂亮，会说外语，大字报说程远是“玛丽小姐式的人物”，后又说她就是“玛丽”。她在床栏杆上自缢。西班牙语教员蒙复地在家中上吊自杀，仅仅因为他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年底，办公室主任徐月如自杀身亡。西语系一共有五个人分别在1966年和1968年被迫害死。
在集中住宿“清队”期间，每天集体活动，除了互相“揭发”和“斗争”，就是“天天读”（毛泽东着作）和“早请示”、“晚汇报”（向毛泽东像）。个人的安全和尊严都横遭践踏。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当时还是年轻教员，不属“重点斗争对像”，后来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68年7月底，“军工宣队”进驻全国的学校，进一步加强“清队”力度。从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杀”。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命令搬到学校集中居住，“重点对像”被单独关在小屋里由专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搞运动”。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个“项目组”，专门负责调查审讯和看押被列为“重点”的“运动对像”。这些人遭到长时间审问，甚至几天不准睡觉。殴打和体罚经常发生。
1969年，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派驻北大，他们宣布第二次清队，全校共检举揭发1,742人次1,956件问题。音韵学教授林焘被迫承认曾经参与阴谋炸毁北大水塔，虽然他不曾想过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炸水塔。1969、1970年在北大召开了六次全校大会，每次宣布对五十人左右的“处理”。迫害在两次死亡高潮过后一直在持续。1969年秋，北大半数人员被送往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开荒种地。学校的系都改称为“连”。
1969年3月，在军工宣队整死了二十四人以后，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又被加派到北大，他们执掌北大直到毛泽东死亡以后。
7月3日，他们宣布继续推进“清理阶级队伍”。8月7日的《北京大学简报》第210期说，“第二次清队至今，全校共检举揭发1,742人次，1,956件问题。有312人次坦白交代了557件问题”。半年多以前已经进行了那样密集的“检举揭发”和“交代”，并且已经整死二十四条人命，在此基础上竟然还能揭发出更多的“问题”。
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被指控当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符合“历史反革命”的标准，章廷谦坚决否认。尽管只有冯友兰一人证明，军宣队还是把他作为“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全校万人大会上把他铐上手铐装进一辆吉普车带走。在这种高压下，音韵学教授林焘被迫承认自己曾经参与阴谋炸毁北大水塔，虽然他不曾想过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怎么炸水塔。
1969、1970年在北大召开了六次全校大会，每次宣布对五十人左右的“处理”。这种会还被称为“宽严大会”，大批人得到种种罪名和处分还被说成是“从宽处理”和“给出路”，实质意思是如果受迫害者不束手就范，就要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在两次死亡高潮过后，迫害一直在持续。1969年秋，北大半数人员被送往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开荒种地。学校的系都改称为军队的“连”。1970年12月北大当局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报告说，“又清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七十六人”。1971年2月，校医院姜肖管在江西田野中割断动脉自杀。1973年和1974年“反右倾回潮”，再次“批判斗争”和“隔离审查”一些人。历史系有教员自杀，侥幸未死。六十三人中最晚的死于1975年。中共北大党委书记（军人）在全校干部大会上说，图书馆系教授王重民腐蚀共产党员，要把我们的党员拉下水，有女党员经济上有困难，王重民借钱给她，这是资产阶级在向党进攻。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一棵树上吊死。
北大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凭空发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发展而来。北大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716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占当时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向达、吴兴华、王重民和许世华都曾被划为“右派份子”。文革迫害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这不单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堕落。生命的尊严是永恒的。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难者的名单将会放进历史博物馆。
六十三名受难者的死亡以及害死他们的残酷手段，清晰表明了文革的刑事犯罪性质但是长期以来，文革犯罪没有得到充分的正义审判。1980年底中国当局对部分文革领导集团成员进行了刑事审判。通过法律程序审判文革罪犯，比起文革时代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对被告提起公诉，而不是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写出的全中国范围内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只有六十多名，只相当于北大一所学校的受难者人数。北大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只有翦伯赞和饶毓泰两位一级教授的名字被写入判决书。
六十三人被害，并非北大特有，而是全国所有学校的普遍现象。各校在受难者人数比例方面，也都和北大相近。例如，清华大学有五十二人，北京农业大学有三十人，西安交通大学有三十六人，复旦大学有三十六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五名，北京女三中有四名，上海育才中学有四名，北京宽街小学有三名，四川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各地学校的死亡时间分布也和北大相似。这清楚显示，文革是一个由最高当局指挥、全国同步进行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
六十三人的死亡也体现了文革“理论”的实质内容。文革建立了整套理论，但是写在纸面上的文字理论，其实际含义须要联系事实观察才能避免误读。1974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孔子和赞扬秦始皇及历史上的“法家”，其中一篇题为《略论秦始皇暴力》（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人民日报》，1974年1月21日），明确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直接等同说：“‘坑儒’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文革镇压的“反革命”是谁呢？我们在六十三人的名单中已经看到了。那些至今还赞成文革“理论”并称赞文革“理想主义”的人，看看这份北大受难者名单吧。请他们指出，六十三人中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应该被杀害的。
六十三人的死亡显示了文革的起因是文革领导人的作用，而非社会自发产生。有一种说法认为文革产生自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中国有几千年的学校教育系统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文革这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教育程度低以致发生了文革反智运动。然而北大是中国土地上人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北大文革的野蛮程度却绝不低于全国平均线。从事实看，文革的主要起因不在这类不可更改的客观条件，而在文革领导人的鼓动和胁迫。
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凭空发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发展而来。文革前北大最大规模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有716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占当时北京大学总人口的百分之七，遭到判刑、“劳教”、开除等严厉处罚。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向达、吴兴华、王重民和许世华都曾被划为“右派份子”，遭到降薪降职处分，董铁宝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被作为“白旗”批判，文革又把他们推向地狱，他们就被害死了。
文革迫害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把“斗争”对像侮辱、折磨、捆绑、殴打及拷打致死，以前就发生过，但一般来说只发生在农村，在文革中则长期大量地出现在校园之中，包括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这不单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堕落。
90年代，在文革“牛棚”所在的地皮上，盖起了漂亮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陈列远古时代的石器等等。这样的博物馆当然有益，但北大的文革历史也是不能忘记的。要不然，北大回到野蛮时代并不是不可能。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难者的名单将会放进历史博物馆。生命的尊严是永恒的。尽管文革永远毁灭了受难者的生命，但是不可能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和对罪恶的见证。
──转自《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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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他们死在什么时候？
以受难者死亡人数和死亡日期为坐标画出曲线，可以看到迫害和死亡延续十年，同时，死亡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有两个死亡高峰，分别发生在1966年和1968年。从以下编年史式的叙述可以看到暴力迫害发展的过程，看到两个死亡高峰是由红卫兵兴起和“清理阶级队伍”两个“运动”造成的。
（一）1966年：第一死亡高峰
死亡的两个高峰分别发生在1966年和1968年，是由红卫兵兴起和“清理阶级队伍”两个“运动”造成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暴力“斗争”。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罚跪和殴打等。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三次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并在大会台上对被“斗争”的人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从此开始，暴力“斗争”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励。
六十三名受难者中有十五人是在1966年被害死。
被害人数在1967年相对减少，是因为那一年文革矛头指向校外和高层。1966年10月后，北大学生几乎都去了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1967年，北大组织了一系列“斗争”中央级高层干部的大会。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斗争”，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斗争会”的台子上，身上缠绕了一条纸做的长蛇。
1.最初的受难者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当夜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原北大领导班子被“打倒”。学校全面停课。工作组领导全校对“反革命黑帮”进行“揭发”和“斗争”。
历史系师生那时住在昌平县太平庄，6月3日把他们拉回北大本部，在第二体育馆开全系大会，把十多名教员和干部“揪”出来站成一排被“斗争”，罪名是“黑帮分子”和“黑帮爪牙”。其中有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的俞伟超，罪名是“黑帮爪牙”。他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双手食指被烧毁，第二次在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被火车撞伤，侥幸未死。历史系教授汪篯也遭到批判斗争，6月11日，汪篯在北大朗润园十公寓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毒性发作后的剧烈痛苦使他以头撞墙，高声狂叫。
2.“六一八事件”和暴力兴起
开始的时候，暴力攻击零散发生。到6月18日，发生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暴力“斗争”。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罚跪和殴打等等。生物系教师胡寿文被学生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去“斗争”。他跌倒在地还被拖着走，他使劲抓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
这些人已经是工作组制定的攻击对像，但是工作组出面制止了暴力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在6月20日下发一个中央文件（66年310号），要求全国像北大工作组那样“处理乱斗现象”。其实，刘少奇不是不准“斗”，他那时甚至亲自指导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如何把该校校长刘超“斗倒斗臭”（见“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他只是反对在学校中大规模使用暴力。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康生、陈伯达等，三次到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他们宣布“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并撤销工作组。就在江青等人和上万北大师生面前，在大会台上给被“斗争”的人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从此开始，暴力“斗争”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励。暴力“斗争会”迅速在北京和全国普及。北大在1966年的十五名受难者中，有十四名是死于“六一八事件”被肯定之后。
1966年7月北大校园“劳改队”的建立，是一项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劳改队”中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被罚做强劳动，剃“阴阳头”，悬挂写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并被迫唱“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后一句是“把我砸烂砸碎”。英文教授吴兴华是北大“劳改队”中第一个被害死的人。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化工厂流出的污水。吴很快就昏倒，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在7月26日大会上，江青还点名攻击历史系教员郝斌“迫害”了她与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李讷1965年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在校时曾和历史系师生一起到北京郊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给农民“划成分”时因李讷要把几个人的成分划高，和郝斌发生过其实并不激烈的争论。由于江青点名，郝斌从此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受到“斗争”和“专政”，曾经被毒打得昏死过去。
3.校园劳改队
7月26日大会后，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掌权。一份在文革时期铅印的《北大文革大事记》写道：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得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另外，在聂元梓同志的倡议下，黑帮分子被革命师生员工揪了出来，实行监督劳动。
校园“劳改队”的建立，是与开展暴力性“斗争会”同时发生的一项文革迫害的制度性突破。
董怀允是公共数学课讲师，教研室主任。6月18日以前，“工作组”已经把他和其它“有问题”的人单独编组劳动，那已经是“劳改队”的雏形。“六一八事件”后，他对集体宿舍中的同事说：“我身体不好，恐怕难以经受这样的事情。”聂元梓发出倡议的第二天，董怀允上吊自杀。
英文教授吴兴华是在北大“劳改队”中第一个被害死的人。8月3日，他和西语系其它教授在北大西门附近“劳改”，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从旁边一座化工厂流出的污水。吴兴华很快就昏倒，红卫兵却说他是“装死”，等送到医院时他已经死亡。吴兴华死于急性中毒性痢疾，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以自杀对抗文革，是“反革命”。吴兴华的尸体被解剖，不是为了查明死因，也不是为了医学研究，而是为了要证实他自杀有罪。解剖后尸体烧掉，没有留骨灰。
“劳改队”中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而不被当人看待。他们被罚做强劳动，还被剃“阴阳头”，在身上悬挂写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并被强迫唱自我污辱和诅咒的“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后一句是“把我砸烂砸碎”。对“劳改队”的人，要打要斗，都随便。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都被尽其想像地施用。
西语系朱光潜教授被剃了头发，拎着一只柳条筐，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门口清理垃圾。那时有大批红卫兵免费乘车从全国各地来北大“学习革命经验”。每来一批要“斗争”他的人，他就得站在反扣过来的筐子上“自报罪行”。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七八次。有一次他被打昏过去，丢在墙根。一位目击者说：“看起来像一只死猪一样。”已被撤职的中共北大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在“劳改”的时候，被红卫兵狠打耳光，一只耳朵被打聋，一只眼睛也被打坏。
4.“红八月”杀戮
工作组一被撤销，北大附中红卫兵立即开始毒打校长、教员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发源地，也是北京最早发生校园暴力迫害的学校。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暴力进一步升级。从8月20日到27日，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三人。他们还到北京各个学校煽动暴力“斗争”和砸碎钢琴等所谓“四旧”物品。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在八月下旬迅速从两位数发展到三位数。当时官方的内部统计是1,772人被打死。1966年8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实际上是京城一场前所未有的血腥杀戮。
8月24日，红卫兵到北大燕东园教工宿舍抄家，并且破坏大量书籍和绘画。英语教授俞大絪被抄家并被罚跪侮辱。当天夜里俞大絪服安眠药自杀。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后被调到武汉工作，在那也遭到“批判斗争”，一年后死亡。在北大燕南园五十五号，副校长冯定也在被抄家后服毒自杀，幸亏他家保姆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才活了下来。
（二）1967年：转往校外
1967年有一人被害，是中文系学生沈达力。3月17日，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教室楼102阶梯教室开大会“斗争”一名“反革命学生”，这名学生被打断四根肋骨，昏死过去。会上对沈达力作了点名攻击和羞辱，并说第二天也要“斗争”她。当天夜里沈达力在红湖游泳池旁喝了杀虫剂敌敌畏。由于毒性发作时的剧烈痛苦，她把自己的脸抓破了。她死时只有二十一岁半。
被害人数在1967年相对减少，是因为那一年文革矛头指向校外和高层。1966年10月后，北大学生几乎都去了外地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免费车票和食宿，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北大“造反派”在各省建立了“联络站”，指导干预当地文革。北大校刊《新北大》有了以前《人民日报》才有的“航空版”，即在北京制版后，用飞机送往四川等地印刷和散发。
1967年，北大组织了一系列“斗争”中央级高层干部的大会。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斗争”。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斗争会”的台子上，身上缠绕了一条纸做的长蛇。1967年还发生了对刘少奇的大规模的也是演戏式的攻击。成千上万的人到中南海西门口游行集会，高呼“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甚至进行了“绝食”（不是真的）。北大是“揪刘斗争火线指挥部”的重要成员之一。
（三）1968年：第二死亡高峰
1968年5月16日，北大校园中正式建立了“监改大院”。这座监狱存在了整整十个月，有218人曾被关押在内。监狱有“监规”，一条是走路必须低头，一条是听到名字就必须马上立正喊“到”，还有一条是跟看守人员说话要先喊“报告”。每天晚上，被关的人在院中集合开大会。总负责人刘国政训话，总以“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开头。训话后抽查背诵毛泽东语录、背校园监狱规定。
1.校园监狱
1968年初，随着新的权力机构在各地建立起来，文革领导人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4月，北大“校文革”用卡车把各系130多名“牛鬼蛇神”送到昌县太平庄关押和“劳改”。有人一下卡车就被按跪在地上挨打，其中包括女性。关在太平庄的人被轮流押回学校本部“斗争”。历史系“反动学生”杨绍明在系里遭“斗争”时，被打得昏迷过去。有人把他拖到男厕，丢在小便池里，开了小便池端的水龙头浇他的头。他被浇醒后，又被送回太平庄“劳改”。历史系教师周一良、郝斌和吕遵锷也依次从太平庄被押往校中遭到这样的“斗争”。
5月16日是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出两周年日，那一天北大校园中正式建立了“监改大院”。这座监狱存在了整整十个月，有218人曾被关押在内。很多人出了这座全校性的大监狱，又被关押到各个系的小监狱中。这种监狱在文革中俗称“牛棚”，因为被关在里面的人被称作“牛鬼蛇神”。
北大“牛棚”在民主楼西侧，由原来的八间简易平房外国语教室临时加筑围墙建成。其中有两间关押女性。所有被关押的人都睡在地上打通铺，没有桌椅。入口处高挂大幅毛泽东画像以及关于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语录。
监狱有“监规”，一条是走路必须低头，一条是听到名字就必须马上立正喊“到”，还有一条是跟看守人员说话要先喊“报告”。中文系季镇淮教授一关进去就挨打，因为他抬了头。教授林焘和林超姓名声音相近，当看守喊其中之一，常常两人都一齐急忙喊到，以免答应晚了挨打。一名被关的女教师被棍棒“训练”了十个月，出狱后她和家人讲话还会说“报告，我要上厕所”。
每天晚上，被关的人在院中集合开大会。总负责人刘国政训话，总以“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开头。他是历史系学生，“校文革”常务委员。训话后抽查背诵毛泽东语录，背不出来的人会挨打。英语教授徐锡良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侨，北京话说得不太流利，背诵有困难。他被罚跪在一块搓衣板上，头上顶了一块板，板上放了一碗水。徐锡良后来抑郁而死，没有列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
监狱中有各种刑罚，其中之一叫做“抱树”，强迫被罚者长时间站在树前做出抱树的姿势，双手却不准触树，还要忍受蚊子叮咬。殴打是“监改大院”经常有的事情。文学教授王瑶多次在审讯办公室被毒打。有一次把他绑在一把椅子上，放倒了用鞭子抽。语言学教授王力有一天晚上被看守叫出去，过了很久才回来。他旁边地铺上的老师看到他脱去圆领汗衫后，背上都是红紫条条。
2.“六一八事件”两周年“纪念”
1968年6月18日是北大文革中最为恐怖和残暴的日子之一。那一天组织了全校性的暴力行动，比两年前发生的“六一八事件”更为野蛮。
英语教师郑培蒂那年二十八岁，她曾告诉一个同学兼同事她的堂舅早年曾和江青结婚，她因此被指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她刚生孩子一个月，被用帆布袋子蒙头从家中绑架到二十七楼，在那里被捆绑手脚关了一夜。后来她被关进“监改大院”。6月18日她被叫出去集合，她穿着短袖衫到了临湖轩，看到其它老资格的“牛鬼蛇神”都穿了长袖厚衣服准备挨打。从临湖轩到大饭厅的甬道两边，站满了手拿长短棍子和树枝的红卫兵。喊叫声中，棍棒雨点般落下来，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牛鬼蛇神”穿过一里路长的“夹鞭刑”，又被分到各系“斗争”。在二十七楼后面的小树林中，郑培蒂和一个同事被罚背门板，门板上立了一排砖头，斗他们的人说不许动，砖倒了就打。天气热，刚被打过，砖又很重，她动了。他们就过来踢她的踝骨，她一下子跪倒在地。打过她的人，有学生，还有她的女同事。
英语教授吴柱存，遭到棍棒殴打之外，还有一个学生拿了一片竹篾，按在他的脖子上用力一拧，旋去了一大片皮，他疼得差点昏死过去。
卢锡锟是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加入“青年军”，为和中国联盟抗日的美国军队做过英文翻译，这成为他的“重大历史问题”。卢锡锟在6月24日喝下杀虫剂敌敌畏，毒性发作以后，因为极其痛苦，他用刀砍了自己的手臂和身体。一个月后，他的妻子林芳（化学系器材室职员），在7月19日也自杀了。他们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1968年8月前，在北大“校文革”领导下的“清队”，有六个人被害死。除了“阶级敌人”，还有三个学生在4月到7月之间被活活打死。年轻人之间发生冲突动手打架，在平常生活中并不罕见，但发展到屡次打死人的程度，显然是由文革对“阶级敌人”的长期暴虐迫害诱导引发的。
3.“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二十四人“自杀”
1968年7月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的学校。他们进一步加强“清队”力度。从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杀”。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命令搬到学校集中居住，包括那些原本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中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人。他们按照系别在教室中打地铺睡觉。“重点对像”被单独关在小屋由专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搞运动”。
所有的人被命令互相“揭发”。方式之一是，把人分成小组，十馀人一组，排出顺序，轮流“交代”。从生下来到现在的事情，都要说一遍：有什么个人“历史问题”，有什么“现行活动”。“交代”完了就出去，到另一房间去。剩下的其他人便开始“揭发”此人。每个人都必须“揭发”。对发言少的人，会后会被留下个别谈话。一个人做完，又开始另一个人。另一人“交代”完了离去，命令其他人“揭发”那个出去的人，还告诉回进来的人说：刚才那个人揭发了你什么什么，挑动其揭发那人。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命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个“项目组”，专门负责调查审讯和看押被列为“重点”的“运动对像”。一大批人被宣布“隔离审查”。他们二十四小时受监视，没有任何行动自由。这些人遭到长时间审问，甚至几天不准睡觉。殴打和体罚经常发生。数字被访者都提到，那时北大的教学楼和实验楼里经常传出被打者的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宣传队”的一份《简报》说，到10月22日为止，全校共揭出具敌我性质矛盾的有542人。《简报》强调，运动要“批明的，挖暗的，狠狠打击现行的”。
1968年西语系有三人被害死亡。程远是西语系的德文打字员，也教德语。革命小说《红岩》中有个反面角色“玛丽小姐”，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漂亮，会说外语，大字报说程远是“玛丽小姐式的人物”，后又说她就是“玛丽”。她在床栏杆上自缢。西班牙语教员蒙复地在家中上吊自杀，仅仅因为他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年底，办公室主任徐月如自杀身亡。西语系一共有五个人分别在1966年和1968年被迫害死。
在集中住宿“清队”期间，每天集体活动，除了互相“揭发”和“斗争”，就是“天天读”（毛泽东着作）和“早请示”、“晚汇报”（向毛泽东像）。个人的安全和尊严都横遭践踏。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当时还是年轻教员，不属“重点斗争对像”，后来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68年7月底，“军工宣队”进驻全国的学校，进一步加强“清队”力度。从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杀”。10月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命令搬到学校集中居住，“重点对像”被单独关在小屋里由专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搞运动”。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个“项目组”，专门负责调查审讯和看押被列为“重点”的“运动对像”。这些人遭到长时间审问，甚至几天不准睡觉。殴打和体罚经常发生。
4.8341部队和“第二次清队”
1969年，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派驻北大，他们宣布第二次清队，全校共检举揭发1,742人次1,956件问题。音韵学教授林焘被迫承认曾经参与阴谋炸毁北大水塔，虽然他不曾想过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炸水塔。1969、1970年在北大召开了六次全校大会，每次宣布对五十人左右的“处理”。迫害在两次死亡高潮过后一直在持续。1969年秋，北大半数人员被送往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开荒种地。学校的系都改称为“连”。
1969年3月，在军工宣队整死了二十四人以后，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又被加派到北大，他们执掌北大直到毛泽东死亡以后。
7月3日，他们宣布继续推进“清理阶级队伍”。8月7日的《北京大学简报》第210期说，“第二次清队至今，全校共检举揭发1,742人次，1,956件问题。有312人次坦白交代了557件问题”。半年多以前已经进行了那样密集的“检举揭发”和“交代”，并且已经整死二十四条人命，在此基础上竟然还能揭发出更多的“问题”。
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被指控当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符合“历史反革命”的标准，章廷谦坚决否认。尽管只有冯友兰一人证明，军宣队还是把他作为“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全校万人大会上把他铐上手铐装进一辆吉普车带走。在这种高压下，音韵学教授林焘被迫承认自己曾经参与阴谋炸毁北大水塔，虽然他不曾想过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怎么炸水塔。
1969、1970年在北大召开了六次全校大会，每次宣布对五十人左右的“处理”。这种会还被称为“宽严大会”，大批人得到种种罪名和处分还被说成是“从宽处理”和“给出路”，实质意思是如果受迫害者不束手就范，就要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在两次死亡高潮过后，迫害一直在持续。1969年秋，北大半数人员被送往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开荒种地。学校的系都改称为军队的“连”。1970年12月北大当局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报告说，“又清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七十六人”。1971年2月，校医院姜肖管在江西田野中割断动脉自杀。1973年和1974年“反右倾回潮”，再次“批判斗争”和“隔离审查”一些人。历史系有教员自杀，侥幸未死。六十三人中最晚的死于1975年。中共北大党委书记（军人）在全校干部大会上说，图书馆系教授王重民腐蚀共产党员，要把我们的党员拉下水，有女党员经济上有困难，王重民借钱给她，这是资产阶级在向党进攻。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一棵树上吊死。
五、他们的死亡意味什么？
北大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凭空发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发展而来。北大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716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占当时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向达、吴兴华、王重民和许世华都曾被划为“右派份子”。文革迫害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这不单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堕落。生命的尊严是永恒的。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难者的名单将会放进历史博物馆。
六十三名受难者的死亡以及害死他们的残酷手段，清晰表明了文革的刑事犯罪性质但是长期以来，文革犯罪没有得到充分的正义审判。1980年底中国当局对部分文革领导集团成员进行了刑事审判。通过法律程序审判文革罪犯，比起文革时代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对被告提起公诉，而不是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写出的全中国范围内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只有六十多名，只相当于北大一所学校的受难者人数。北大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只有翦伯赞和饶毓泰两位一级教授的名字被写入判决书。
六十三人被害，并非北大特有，而是全国所有学校的普遍现象。各校在受难者人数比例方面，也都和北大相近。例如，清华大学有五十二人，北京农业大学有三十人，西安交通大学有三十六人，复旦大学有三十六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五名，北京女三中有四名，上海育才中学有四名，北京宽街小学有三名，四川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各地学校的死亡时间分布也和北大相似。这清楚显示，文革是一个由最高当局指挥、全国同步进行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
六十三人的死亡也体现了文革“理论”的实质内容。文革建立了整套理论，但是写在纸面上的文字理论，其实际含义须要联系事实观察才能避免误读。1974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孔子和赞扬秦始皇及历史上的“法家”，其中一篇题为《略论秦始皇暴力》（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人民日报》，1974年1月21日），明确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直接等同说：“‘坑儒’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文革镇压的“反革命”是谁呢？我们在六十三人的名单中已经看到了。那些至今还赞成文革“理论”并称赞文革“理想主义”的人，看看这份北大受难者名单吧。请他们指出，六十三人中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应该被杀害的。
六十三人的死亡显示了文革的起因是文革领导人的作用，而非社会自发产生。有一种说法认为文革产生自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中国有几千年的学校教育系统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文革这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教育程度低以致发生了文革反智运动。然而北大是中国土地上人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北大文革的野蛮程度却绝不低于全国平均线。从事实看，文革的主要起因不在这类不可更改的客观条件，而在文革领导人的鼓动和胁迫。
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凭空发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发展而来。文革前北大最大规模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有716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占当时北京大学总人口的百分之七，遭到判刑、“劳教”、开除等严厉处罚。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向达、吴兴华、王重民和许世华都曾被划为“右派份子”，遭到降薪降职处分，董铁宝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被作为“白旗”批判，文革又把他们推向地狱，他们就被害死了。
文革迫害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把“斗争”对像侮辱、折磨、捆绑、殴打及拷打致死，以前就发生过，但一般来说只发生在农村，在文革中则长期大量地出现在校园之中，包括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这不单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堕落。
90年代，在文革“牛棚”所在的地皮上，盖起了漂亮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陈列远古时代的石器等等。这样的博物馆当然有益，但北大的文革历史也是不能忘记的。要不然，北大回到野蛮时代并不是不可能。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难者的名单将会放进历史博物馆。生命的尊严是永恒的。尽管文革永远毁灭了受难者的生命，但是不可能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和对罪恶的见证。
──转自《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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