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饿死100多万人的人间惨剧。信阳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可是，在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却被中共生生折腾成了饿死100多万人的人间地狱。
57年反右，信阳地区划了一万多个右派，凡是提意见、说真话的人，几乎都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数以千计的右派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更多的人妻离子散、身残心颤。反右，将所有忧国忧民的人、有知识有头脑的人、敢于对中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的人全部消灭了，剩下的都是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行事、仰仗中共鼻息生存的驯服工具，中共、毛泽东的“神坛”地位至此无人可以触及。
反右为大跃进扫清了道路，神话般的“卫星”一个接一个。造假最早、影响最大的便是毛泽东亲自命名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嵖岈山公社。公社代表甚至把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介绍到了印度。从此，卫星越放越高、假话越说越大。水稻亩产4万多斤、一天炼出钢铁3万吨……河南是全国放卫星最多的省份，而信阳则是河南放卫星最多的地区。
1956年至1958年信阳都是好年景。58年大炼钢，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了，地里的粮食蔬菜没人收，十分之一都烂在地里。一年多卫星放下来，59年粮食产量锐减了一半。58年10月，还没转过年，就已经开始逃荒、饿死人了。可是谁都不敢说，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大灾年夺得大丰收”，谁稍有怀疑谁就会遭到批斗。
信阳各县放出来的粮食“卫星”有350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高产量”带来高征购。可是，哪来那么多粮食。然而，中共却不这么认为，“大丰收”粮食收不上来？肯定是农民瞒产私分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开始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紧跟毛泽东大跃进，庐山会议后要求各地县市揪“小彭德怀”，征购不到粮食就是右倾思想、富农思想，是瞒产不报。
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指示各县委，动用民兵挨家挨户搜查“私藏”的粮食。路宪文认为：“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一九五九年的产量不如一九五八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社社有馀粮，队队有馀粮”；“对农民的斗争，比打日本鬼子还难，谁打不上去，就把谁拉下来。”
中共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是残酷、没有人性的，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共的每一次运动也正是如此，充满暴力和血腥。
“反瞒产私分”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开批斗大会、打人、杀人、采用各种酷刑。刑罚多达几十种：点天灯、活埋、拔头发、烧胡子、烧阴毛、捅阴户、冰天雪地冻、把妇女脱光衣服游街、上绞刑架、坐老虎凳、锥屁股等。至于捆、绑、吊、打、罚站、罚跑、不给饭吃等，更是家常便饭，各县各有一套。
为了追逼粮食，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把中共党徒变成了灭绝人性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是一个20岁的姑娘，割了别人4个耳朵，其中1人割耳后死掉；光山县用罚冻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13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熬了20具尸体；固始县黎集公社南园大队民兵营长高寿礼，把从工地私跑回家的魏少桥抓回来，组织民兵当场打死，又把来找丈夫的孕妇吊在梁上活活打死，还高喊着要斩草除根，把魏少桥仅有的4岁小孩活活打死；潢川县仁和集公社党委书记拉着一位妇女的头发拖着跑了20多米，一直把她拖死；罗山县彭新公社17名预备党员，16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1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反瞒产”中信阳地区逮捕了1万多人，其中700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
在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却被中共生生折腾成了饿死100多万人的人间地狱。（网路图片）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农民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馀粮”交给了政府，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全信阳地区征收了16亿斤，是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全年的口粮只剩平均100斤，仅够吃4个月。1958年10月，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农民开始逃荒，开始饿死人。信仰地委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把逃荒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抓回来。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农民无处逃生，只能在家等死。
许多老百姓以为政府不知道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定为“右倾反动”分子，批斗、逮捕、开除党籍、折磨致死。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有人向北京和外界透露信阳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三面红旗”和毛泽东脸上抹黑。于是，专门开会让公安部门和邮电局对长途电话、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信，一律扣压追查。
1959年9月底，农民的口粮、饲料、种子都没了，征购也没完成。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老百姓饿急了眼，一切能吃不能吃的统统吃光，家家死人，处处尸体，成户成村地死绝。什么都没得吃了，开始吃尸体、杀人吃、吃亲人。“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信阳事件曝光后，当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的讲话）。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还统一口径是浮肿病、瘟疫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
信阳的老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信阳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张树藩有这么一番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张树藩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是：并非信阳的老百姓听话、守法、相信共产党，而是在严酷的政策、残酷的运动、极端的红色恐怖暴力下，老百姓连口粮、饲料、种子都被政府抢走了，根本没有求生的权利，所以只能守着满满的粮仓活活饿死。
信阳事件本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产物，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写给河南省委并报送中央的报告中，将事件嫁祸于10年前“土改”中就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毛泽东把该报告批发全国，说“是一个很好的档”、“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全国“都应照此执行。”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不认为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反而把事件归结为阶级斗争。于是，饿死百万人的人祸被拨到一边，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又开始了。
原信阳地区各级官员、社队干部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会计、司务长20多万人被统统集中起来。“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称“集中营”。“集中营”门前架起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连带更多的“反革命家属”，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反右时更恐怖。
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基本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
一、“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
二、弄虚作假，乱放“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
三、贪污腐败。有些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奸污妇女（对地主富农的女人以“阶级斗争”相威胁，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弄到手）。
当大批农民食不果腹、饿殍枕藉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出入有5、6个卫士随从，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顿顿鱼、肉、蛋，夜餐吃饺子。所到之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暄天、鞭炮欢迎。固始县的杨守绩、光山县的马龙山、潢川县的梁德柱、息县的徐锡兰等人，出入都是携带“三机”、“八大员”。三机是收音机、照相机、电影机。八大员是通讯员、女公务员、女演员、摄影员、女放映员、女广播员、女电话员、炊事员。马龙山还加上几员“大将”——武装部、公安局、财政局、法院、检察院、商业局、宣传部、报社编辑等干部。
大跃进不仅造成大饥荒，还对农业、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1961年5月，信阳地委上报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显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俱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着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森林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雨量充沛，土质肥沃，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是全省最好的。大练钢铁中，砍伐树木做燃料。几个月时间，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一小部分投入小土炉化为烟尘，绝大部分烂在山上。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省委书记吴芝圃为自保，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不久，河南的问题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可是，毛泽东明白，若要深究下去，势必揪出祸根——大跃进、反右倾，那就要揪到毛泽东头上了。而吴芝圃是其麾下得力的大跃进干将，所以毛泽东必须保他。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就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不久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没有降级。
于是，这样惨烈的人祸，中共全推给老天爷了，推给“苏联老大哥”了，推给阶级敌人了。从上到下，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有的只是轻描淡写的检讨、象征性的处理。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吗？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就是到今天为止，也只是“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三年困难时期”而已，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依然被中共掩盖在历史的封尘之中，虚假的繁荣之下是蠢蠢欲动的暗流，什么时候能醒悟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57年反右，信阳地区划了一万多个右派，凡是提意见、说真话的人，几乎都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数以千计的右派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更多的人妻离子散、身残心颤。反右，将所有忧国忧民的人、有知识有头脑的人、敢于对中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的人全部消灭了，剩下的都是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行事、仰仗中共鼻息生存的驯服工具，中共、毛泽东的“神坛”地位至此无人可以触及。
反右为大跃进扫清了道路，神话般的“卫星”一个接一个。造假最早、影响最大的便是毛泽东亲自命名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嵖岈山公社。公社代表甚至把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介绍到了印度。从此，卫星越放越高、假话越说越大。水稻亩产4万多斤、一天炼出钢铁3万吨……河南是全国放卫星最多的省份，而信阳则是河南放卫星最多的地区。
1956年至1958年信阳都是好年景。58年大炼钢，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了，地里的粮食蔬菜没人收，十分之一都烂在地里。一年多卫星放下来，59年粮食产量锐减了一半。58年10月，还没转过年，就已经开始逃荒、饿死人了。可是谁都不敢说，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大灾年夺得大丰收”，谁稍有怀疑谁就会遭到批斗。
信阳各县放出来的粮食“卫星”有350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高产量”带来高征购。可是，哪来那么多粮食。然而，中共却不这么认为，“大丰收”粮食收不上来？肯定是农民瞒产私分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开始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紧跟毛泽东大跃进，庐山会议后要求各地县市揪“小彭德怀”，征购不到粮食就是右倾思想、富农思想，是瞒产不报。
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指示各县委，动用民兵挨家挨户搜查“私藏”的粮食。路宪文认为：“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一九五九年的产量不如一九五八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社社有馀粮，队队有馀粮”；“对农民的斗争，比打日本鬼子还难，谁打不上去，就把谁拉下来。”
中共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是残酷、没有人性的，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共的每一次运动也正是如此，充满暴力和血腥。
“反瞒产私分”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开批斗大会、打人、杀人、采用各种酷刑。刑罚多达几十种：点天灯、活埋、拔头发、烧胡子、烧阴毛、捅阴户、冰天雪地冻、把妇女脱光衣服游街、上绞刑架、坐老虎凳、锥屁股等。至于捆、绑、吊、打、罚站、罚跑、不给饭吃等，更是家常便饭，各县各有一套。
为了追逼粮食，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把中共党徒变成了灭绝人性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是一个20岁的姑娘，割了别人4个耳朵，其中1人割耳后死掉；光山县用罚冻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13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熬了20具尸体；固始县黎集公社南园大队民兵营长高寿礼，把从工地私跑回家的魏少桥抓回来，组织民兵当场打死，又把来找丈夫的孕妇吊在梁上活活打死，还高喊着要斩草除根，把魏少桥仅有的4岁小孩活活打死；潢川县仁和集公社党委书记拉着一位妇女的头发拖着跑了20多米，一直把她拖死；罗山县彭新公社17名预备党员，16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1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反瞒产”中信阳地区逮捕了1万多人，其中700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
在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却被中共生生折腾成了饿死100多万人的人间地狱。（网路图片）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农民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馀粮”交给了政府，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全信阳地区征收了16亿斤，是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全年的口粮只剩平均100斤，仅够吃4个月。1958年10月，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农民开始逃荒，开始饿死人。信仰地委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把逃荒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抓回来。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农民无处逃生，只能在家等死。
许多老百姓以为政府不知道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定为“右倾反动”分子，批斗、逮捕、开除党籍、折磨致死。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有人向北京和外界透露信阳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三面红旗”和毛泽东脸上抹黑。于是，专门开会让公安部门和邮电局对长途电话、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信，一律扣压追查。
1959年9月底，农民的口粮、饲料、种子都没了，征购也没完成。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老百姓饿急了眼，一切能吃不能吃的统统吃光，家家死人，处处尸体，成户成村地死绝。什么都没得吃了，开始吃尸体、杀人吃、吃亲人。“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信阳事件曝光后，当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的讲话）。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还统一口径是浮肿病、瘟疫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
信阳的老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信阳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张树藩有这么一番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张树藩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是：并非信阳的老百姓听话、守法、相信共产党，而是在严酷的政策、残酷的运动、极端的红色恐怖暴力下，老百姓连口粮、饲料、种子都被政府抢走了，根本没有求生的权利，所以只能守着满满的粮仓活活饿死。
信阳事件本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产物，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写给河南省委并报送中央的报告中，将事件嫁祸于10年前“土改”中就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毛泽东把该报告批发全国，说“是一个很好的档”、“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全国“都应照此执行。”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不认为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反而把事件归结为阶级斗争。于是，饿死百万人的人祸被拨到一边，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又开始了。
原信阳地区各级官员、社队干部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会计、司务长20多万人被统统集中起来。“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称“集中营”。“集中营”门前架起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连带更多的“反革命家属”，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反右时更恐怖。
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基本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
一、“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
二、弄虚作假，乱放“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
三、贪污腐败。有些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奸污妇女（对地主富农的女人以“阶级斗争”相威胁，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弄到手）。
当大批农民食不果腹、饿殍枕藉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出入有5、6个卫士随从，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顿顿鱼、肉、蛋，夜餐吃饺子。所到之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暄天、鞭炮欢迎。固始县的杨守绩、光山县的马龙山、潢川县的梁德柱、息县的徐锡兰等人，出入都是携带“三机”、“八大员”。三机是收音机、照相机、电影机。八大员是通讯员、女公务员、女演员、摄影员、女放映员、女广播员、女电话员、炊事员。马龙山还加上几员“大将”——武装部、公安局、财政局、法院、检察院、商业局、宣传部、报社编辑等干部。
大跃进不仅造成大饥荒，还对农业、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1961年5月，信阳地委上报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显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俱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着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森林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雨量充沛，土质肥沃，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是全省最好的。大练钢铁中，砍伐树木做燃料。几个月时间，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一小部分投入小土炉化为烟尘，绝大部分烂在山上。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省委书记吴芝圃为自保，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不久，河南的问题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可是，毛泽东明白，若要深究下去，势必揪出祸根——大跃进、反右倾，那就要揪到毛泽东头上了。而吴芝圃是其麾下得力的大跃进干将，所以毛泽东必须保他。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就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不久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没有降级。
于是，这样惨烈的人祸，中共全推给老天爷了，推给“苏联老大哥”了，推给阶级敌人了。从上到下，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有的只是轻描淡写的检讨、象征性的处理。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吗？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就是到今天为止，也只是“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三年困难时期”而已，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依然被中共掩盖在历史的封尘之中，虚假的繁荣之下是蠢蠢欲动的暗流，什么时候能醒悟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