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29日讯】香港“五七学社”原计划在香港举行反右60周年国际研讨会，然而，中共不惜使出各种手段，令大部分受邀者无法赴港参加会议。
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宗旨是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中国大陆反右运动的资料、文献，包括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并将之整理、传播或出版。
“五七学社”创办人武宜山表示，反右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包括后来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都跟反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七学社”创办人武宜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曾经有过这个反右派运动，搞的整个中国思想禁锢，鸦雀无声，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领袖个人独裁，所以让中国出了很多问题。”
“五七学社”原计划3月28号在香港举行反右60周年国际研讨会，并邀请大陆数十位反右运动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参加。
武宜山：“我们不是什么维权团体，也不是什么造反派，我们只不过做个学术研究，为什么产生1957年这个反右派运动，这个反右派运动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防止将来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据了解，大部分的受邀者几乎都是年过八十的老右派，他们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再次引起外界关注反右问题。
根据香港《蘋果日报》报导，筹办研讨会的香港“五七学社”理事、81岁的前右派陈愉林老人透露，中共当局为阻挠他们在香港举办研讨会，使出各种手段，包括暗中搅局，让研讨会要另觅地方举行；还在边关拦截前往香港的与会者。
武宜山也是研讨会组织者之一，他表示研讨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符号，证明中国社会还是有问题。
武宜山：“阻止会议的召开，三届都有，十年之前在国内拦住一些右派学者禁止到香港来，前两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55周年的时候，宋林松一个北大的右派学生，他想到香港开会，上海当局就劝他不要来香港，买了两张到美国旅游的机票，让他到美国去。类似这样的情况，今年还有。”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所以呢，这段历史是中共不敢让人们了解和记住的，就像六四的历史，它也要磨灭掉一样，不能谈党的历史，这是基本调了。那么据说，在这个事情上，你看今年包括像我的朋友从香港给我父母寄《夹边沟祭事》的DVD，这么长的时间都还没有寄到，肯定是被海关查扣了。”
“反右运动”被指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这是全面打击了中华民族的精英，摧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胡佳：“五、六十万的右派，而且都是那个年代的社会菁英，比如我爸爸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我妈妈是南开大学化学系，在学生时代就被打成右派，无非他们说了一些实话，而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已，而他们算是最年轻的右派，其他的社会中坚力量，那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那就不计其数了，我父母怎么说还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能够活到现在，就是说，在世的右派已经少之甚少。”
1979年，中共只承认当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为大部分右派“改正”，而非平反。
胡佳：“你看当局说的所谓平反，右派从来没有平反过，右派这个叫什么？叫摘帽，原来叫戴帽，后来叫摘帽，因为我父母是右派，这一点太清楚了，没有平反这一条，没有平反这一条，自然就没有所谓的道歉和赔偿。”
虽然中共承认有55万人被戴右派帽子，但有媒体指出，反右波及的受害者应在120万至310万人。武宜山表示，中共明白一旦认错，就意味现行制度完蛋；因为接下来就是“文革”、“六四”。中共这些欠债总有一天被清算，这是他们害怕纪念这些事件原因。
采访/陈汉 编辑/黄亿美 后制/郭敬
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宗旨是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中国大陆反右运动的资料、文献，包括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并将之整理、传播或出版。
“五七学社”创办人武宜山表示，反右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包括后来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都跟反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七学社”创办人武宜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曾经有过这个反右派运动，搞的整个中国思想禁锢，鸦雀无声，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领袖个人独裁，所以让中国出了很多问题。”
“五七学社”原计划3月28号在香港举行反右60周年国际研讨会，并邀请大陆数十位反右运动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参加。
武宜山：“我们不是什么维权团体，也不是什么造反派，我们只不过做个学术研究，为什么产生1957年这个反右派运动，这个反右派运动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防止将来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据了解，大部分的受邀者几乎都是年过八十的老右派，他们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再次引起外界关注反右问题。
根据香港《蘋果日报》报导，筹办研讨会的香港“五七学社”理事、81岁的前右派陈愉林老人透露，中共当局为阻挠他们在香港举办研讨会，使出各种手段，包括暗中搅局，让研讨会要另觅地方举行；还在边关拦截前往香港的与会者。
武宜山也是研讨会组织者之一，他表示研讨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符号，证明中国社会还是有问题。
武宜山：“阻止会议的召开，三届都有，十年之前在国内拦住一些右派学者禁止到香港来，前两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55周年的时候，宋林松一个北大的右派学生，他想到香港开会，上海当局就劝他不要来香港，买了两张到美国旅游的机票，让他到美国去。类似这样的情况，今年还有。”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所以呢，这段历史是中共不敢让人们了解和记住的，就像六四的历史，它也要磨灭掉一样，不能谈党的历史，这是基本调了。那么据说，在这个事情上，你看今年包括像我的朋友从香港给我父母寄《夹边沟祭事》的DVD，这么长的时间都还没有寄到，肯定是被海关查扣了。”
“反右运动”被指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这是全面打击了中华民族的精英，摧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胡佳：“五、六十万的右派，而且都是那个年代的社会菁英，比如我爸爸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我妈妈是南开大学化学系，在学生时代就被打成右派，无非他们说了一些实话，而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已，而他们算是最年轻的右派，其他的社会中坚力量，那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那就不计其数了，我父母怎么说还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能够活到现在，就是说，在世的右派已经少之甚少。”
1979年，中共只承认当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为大部分右派“改正”，而非平反。
胡佳：“你看当局说的所谓平反，右派从来没有平反过，右派这个叫什么？叫摘帽，原来叫戴帽，后来叫摘帽，因为我父母是右派，这一点太清楚了，没有平反这一条，没有平反这一条，自然就没有所谓的道歉和赔偿。”
虽然中共承认有55万人被戴右派帽子，但有媒体指出，反右波及的受害者应在120万至310万人。武宜山表示，中共明白一旦认错，就意味现行制度完蛋；因为接下来就是“文革”、“六四”。中共这些欠债总有一天被清算，这是他们害怕纪念这些事件原因。
采访/陈汉 编辑/黄亿美 后制/郭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