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02日讯】日前，获得了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国青年聂树斌冤案，以其家人获得逾26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宣告落幕，但聂案背后隐藏的器官移植黑幕却仍然被重重掩盖。有日本媒体发文，针对中国肝移植数量在近二十多年里增加了400倍的现象，对这些移植器官的来源提出了严重质疑。
3月30日，聂树斌冤案的后续赔偿问题有了结局：聂树斌的家人获得26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后，同意不再申诉。中国大陆网路上随即出现巨大抗议声浪，人们都在批评当局尚未追究枉法造假的警察和当地的政法官员。此前曾被中国网民曝光出来的有关聂树斌可能因器官移植配型成功，而遭当局冤杀的黑幕，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与此同时，日本杂志《外交学人》（The Diplomat）发表了《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一文。这篇由以色列移植协会前任主席、特拉维夫大学萨克勒医学院外科教授Jacob Lavee和纽约独立研究人员Matthew Robertson共同撰写的文章，通过对一系列来自中共官方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对中共官方宣扬的从2015年1月1日后不再使用囚犯器官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文章指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今年2月在梵蒂冈的峰会上，声称中国从2011年到2014年共有2342人死后捐献了肝脏，但不到一星期后，他又在接受中国大陆媒体《澎拜新闻》的采访时宣称：“从2011至2014年，（死亡）公民捐献肝脏有1910例。”显然，这两个数字不可能都是真实的。
文章写道：“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确定了由黄洁夫或其他官方来源提供的互相矛盾的十个数据实例。这些对于器官捐献数字不一致的陈述表明，不能简单地相信这些官方说法。”
以下是博谈网对《外交学人》上这篇质疑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文章编译的主要内容。
鉴于（中国）最高层移植官员引述的数字是不可信的，调查人员采取了各种其他方法来估算正在实施的移植数量。
例如，可以查看有关医院移植病房床位数量的公开报导，然后将其与报告出来的床位利用率进行比较。可以用这两个数据点，加上肝脏或肾脏移植接受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来估算特定医院的大致移植数量。
例如，2006年底修建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计划有500张床位（但可能已达到700张）。根据2008年一个官方建设资料库的报告，2008年肾移植和肝移植的床位使用率为90%；根据天津官方媒体报导，2013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整家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131%（意味着超额的患者被安置在附近酒店或者加了更多的床位）。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一至两个月，给出单单在这一家医院每年实施了数千例器官移植。
中共官方的媒体报导提供了器官移植数量的另一个指标。比较两篇官方刊物显示，2011年至2015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每年大约做了1000例肝移植手术。其他官方消息来源，如2011年肝脏登记，表明该医院做的肝移植手术大约占中国全国的四分之一或12%。这意味着全国每年做了4000例至大约1万例肝移植，是官方报告的肝移植数量的好几倍。
要知道中国确切的器官移植数量非常困难，但这些数据显示它们相对于官方声称的数量及器官来源似乎要大得多，并且令人不安。
在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器官移植行业可言。从1980年代到2000年年底，报告累计的肾移植数量总共为34,832例。仅仅在四年之后，根据医学教科书，该数字至少增加了27,141例。
根据中国杂志《财经》报导，从1993年至2007年，中国的肝移植数量增加了400倍。
但即便这样，这些数字是虚报的低值，它们来自中囯（共）的官方登记和报告，并且只是总数当中的一部分。在2005年2月，这些肾移植人数来自106家医院，而肝脏的登记来自25家医院。
官方消息来源说，实际上，到2006年，中国有1000多家医院在做器官移植。
中共自己的官员公开谈论器官移植热潮。《南方周末》引述高层移植官员何晓顺的话说，“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业的一个分水岭”。“2000年的肝移植数达到了1999年的10倍；在2005年，该数字进一步增加了三倍。”
中国第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立法于2007年生效，此前只有1984年允许使用囚犯器官的规定。
尽管监管力度更大，但2007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可能更加令人不安。
2007年1月1日，中国（共）最高法院掌控对死刑案件的审理，引发司法处决急剧下降，将每年处决的人数从高达1万人降至几千人。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显示了（中国）死刑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年降至2400人。
然而器官移植业继续扩大。例如：2007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新建了由地方政府出资、17层楼高有500个床位的器官移植大楼，进入全面营运。
2007年，华北制药获得一笔2000万元人民币（280万美元）的国家政策贷款，在河北省工业化生产一系列（几乎只为接受器官移植患者所使用的）免疫抑制剂。
2008年，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建筑师郑树森通过扩大肝癌肝移植（国际公认）可接受的肿瘤负荷大小，从而将符合接受肝移植患者的人数增加了52%。
2010年至2012年，北京309军医院将其移植中心的床位数从316扩大到393。这家医院称其器官移植中心是该院最赚钱的收入来源，从2006年的3000万元人民币（450万美元）收入增长到2010年的2.3亿元人民币（3400万美元），跳升了8倍。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例子。事实上，中国整个的器官移植行业似乎已经与现有死囚犯的发展轨迹相去甚远。
下一个问题已成为最具政治敏感性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如果用于移植的器官不是来自被处决的罪犯，那么它们从哪里来？
直到2015年之后，中囯（共—）政府才声称，从2015年1月1日以来一直在使用自愿捐献者器官作为其器官来源，官员们承认该捐献系统还处于初步阶段。此前，官员们从2005年底开始声称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2005年之前强烈否认，又于2005年突然承认）。
鉴于处决死囚几乎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产业的发展轨迹，研究人员提出了（中共政府）更为黑暗的（获取器官）替代方案。
例如，有些建议认为真正的来源是良心犯。这包括维族穆斯林、藏人以及潜在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但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精神修炼，自1999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共当局）迫害。当然，其他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中国公民也可能是受害者。
（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上个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对现有资料的审查已经“发现可靠的证据表明：从2000年代初开始，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大规模的杀害”。报告补充说：“年轻维族男子大规模失踪，对维族政治犯经常进行血液检查，及报告说藏族和维族人在羁押中神秘死亡，这些应该引起警惕，这些人也可能成为非自愿被摘取器官的受害者。”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表示了谴责。
这些轨迹无疑是相符的：1999年7月（中共政府）大批监禁法轮功学员，仅仅6个月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突然兴旺。这个器官来源将能解释即使死囚大量减少，但器官移植持续增长。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进行详细的血液检查和器官检查。记者Ethan Gutmann在他的书中蒐集了数十个例子。
要完全阐述这一证据基础需要几百页纸。但是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材料恰恰是在中国的官方文字中发现的。
例如，郑树森是中国最突出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之一，他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会长。这种协会是中共于2000年专门为了诋毁法轮功而设立的，并监督被强制转化的被囚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一位着名的中国肝外科医生和器官移植官员也大量参与反法轮功的运动？2009年，郑树森为一本反法轮功的书写了序言。其使用的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不安的。这来自一名有众多成果的肝脏外科医生，加上当前对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指责，令人高度警惕。（郑还因对其一篇国际肝脏论文中的器官来源撒谎导致撤稿而臭名昭着。）
中共最高的器官移植发言人黄洁夫在2001年也有同样的言论记录，他说：“反法轮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对待一小撮顽固的反动派时绝不可心软。”
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在2000年无法解释的快速增长，在2007年之后尽管司法处决人数下降，器官移植强劲增长，在押法轮功修炼者被做血液检查和器官检查，年轻维族男子的失踪及对维族政治犯的血液检查，器官移植官员参与反法轮功的运动，中囯（共）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些做出解释。相反，只是简单地用“荒谬”来予以否认。
鉴于黄洁夫现在在国际医疗论坛上提供了明显是伪造的数据，而在中国，使用不明来源的器官仍在继续，回答这些问题是当务之急。
不妨从国际医务人员突击检查医院，以及披露医院级别的器官移植数据——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开始。
（责任编辑：唐迪）
3月30日，聂树斌冤案的后续赔偿问题有了结局：聂树斌的家人获得26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后，同意不再申诉。中国大陆网路上随即出现巨大抗议声浪，人们都在批评当局尚未追究枉法造假的警察和当地的政法官员。此前曾被中国网民曝光出来的有关聂树斌可能因器官移植配型成功，而遭当局冤杀的黑幕，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与此同时，日本杂志《外交学人》（The Diplomat）发表了《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一文。这篇由以色列移植协会前任主席、特拉维夫大学萨克勒医学院外科教授Jacob Lavee和纽约独立研究人员Matthew Robertson共同撰写的文章，通过对一系列来自中共官方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对中共官方宣扬的从2015年1月1日后不再使用囚犯器官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文章指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今年2月在梵蒂冈的峰会上，声称中国从2011年到2014年共有2342人死后捐献了肝脏，但不到一星期后，他又在接受中国大陆媒体《澎拜新闻》的采访时宣称：“从2011至2014年，（死亡）公民捐献肝脏有1910例。”显然，这两个数字不可能都是真实的。
文章写道：“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确定了由黄洁夫或其他官方来源提供的互相矛盾的十个数据实例。这些对于器官捐献数字不一致的陈述表明，不能简单地相信这些官方说法。”
以下是博谈网对《外交学人》上这篇质疑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文章编译的主要内容。
有问题的移植数量
鉴于（中国）最高层移植官员引述的数字是不可信的，调查人员采取了各种其他方法来估算正在实施的移植数量。
例如，可以查看有关医院移植病房床位数量的公开报导，然后将其与报告出来的床位利用率进行比较。可以用这两个数据点，加上肝脏或肾脏移植接受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来估算特定医院的大致移植数量。
例如，2006年底修建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计划有500张床位（但可能已达到700张）。根据2008年一个官方建设资料库的报告，2008年肾移植和肝移植的床位使用率为90%；根据天津官方媒体报导，2013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整家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131%（意味着超额的患者被安置在附近酒店或者加了更多的床位）。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一至两个月，给出单单在这一家医院每年实施了数千例器官移植。
中共官方的媒体报导提供了器官移植数量的另一个指标。比较两篇官方刊物显示，2011年至2015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每年大约做了1000例肝移植手术。其他官方消息来源，如2011年肝脏登记，表明该医院做的肝移植手术大约占中国全国的四分之一或12%。这意味着全国每年做了4000例至大约1万例肝移植，是官方报告的肝移植数量的好几倍。
要知道中国确切的器官移植数量非常困难，但这些数据显示它们相对于官方声称的数量及器官来源似乎要大得多，并且令人不安。
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突然兴旺
在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器官移植行业可言。从1980年代到2000年年底，报告累计的肾移植数量总共为34,832例。仅仅在四年之后，根据医学教科书，该数字至少增加了27,141例。
根据中国杂志《财经》报导，从1993年至2007年，中国的肝移植数量增加了400倍。
但即便这样，这些数字是虚报的低值，它们来自中囯（共）的官方登记和报告，并且只是总数当中的一部分。在2005年2月，这些肾移植人数来自106家医院，而肝脏的登记来自25家医院。
官方消息来源说，实际上，到2006年，中国有1000多家医院在做器官移植。
中共自己的官员公开谈论器官移植热潮。《南方周末》引述高层移植官员何晓顺的话说，“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业的一个分水岭”。“2000年的肝移植数达到了1999年的10倍；在2005年，该数字进一步增加了三倍。”
中国第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立法于2007年生效，此前只有1984年允许使用囚犯器官的规定。
尽管监管力度更大，但2007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可能更加令人不安。
中国器官移植不间断的增长
2007年1月1日，中国（共）最高法院掌控对死刑案件的审理，引发司法处决急剧下降，将每年处决的人数从高达1万人降至几千人。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显示了（中国）死刑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年降至2400人。
然而器官移植业继续扩大。例如：2007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新建了由地方政府出资、17层楼高有500个床位的器官移植大楼，进入全面营运。
2007年，华北制药获得一笔2000万元人民币（280万美元）的国家政策贷款，在河北省工业化生产一系列（几乎只为接受器官移植患者所使用的）免疫抑制剂。
2008年，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建筑师郑树森通过扩大肝癌肝移植（国际公认）可接受的肿瘤负荷大小，从而将符合接受肝移植患者的人数增加了52%。
2010年至2012年，北京309军医院将其移植中心的床位数从316扩大到393。这家医院称其器官移植中心是该院最赚钱的收入来源，从2006年的3000万元人民币（450万美元）收入增长到2010年的2.3亿元人民币（3400万美元），跳升了8倍。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例子。事实上，中国整个的器官移植行业似乎已经与现有死囚犯的发展轨迹相去甚远。
下一个问题已成为最具政治敏感性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如果用于移植的器官不是来自被处决的罪犯，那么它们从哪里来？
令人不安的器官来源
直到2015年之后，中囯（共—）政府才声称，从2015年1月1日以来一直在使用自愿捐献者器官作为其器官来源，官员们承认该捐献系统还处于初步阶段。此前，官员们从2005年底开始声称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2005年之前强烈否认，又于2005年突然承认）。
鉴于处决死囚几乎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产业的发展轨迹，研究人员提出了（中共政府）更为黑暗的（获取器官）替代方案。
例如，有些建议认为真正的来源是良心犯。这包括维族穆斯林、藏人以及潜在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但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精神修炼，自1999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共当局）迫害。当然，其他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中国公民也可能是受害者。
（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上个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对现有资料的审查已经“发现可靠的证据表明：从2000年代初开始，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大规模的杀害”。报告补充说：“年轻维族男子大规模失踪，对维族政治犯经常进行血液检查，及报告说藏族和维族人在羁押中神秘死亡，这些应该引起警惕，这些人也可能成为非自愿被摘取器官的受害者。”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表示了谴责。
这些轨迹无疑是相符的：1999年7月（中共政府）大批监禁法轮功学员，仅仅6个月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突然兴旺。这个器官来源将能解释即使死囚大量减少，但器官移植持续增长。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进行详细的血液检查和器官检查。记者Ethan Gutmann在他的书中蒐集了数十个例子。
要完全阐述这一证据基础需要几百页纸。但是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材料恰恰是在中国的官方文字中发现的。
例如，郑树森是中国最突出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之一，他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会长。这种协会是中共于2000年专门为了诋毁法轮功而设立的，并监督被强制转化的被囚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一位着名的中国肝外科医生和器官移植官员也大量参与反法轮功的运动？2009年，郑树森为一本反法轮功的书写了序言。其使用的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不安的。这来自一名有众多成果的肝脏外科医生，加上当前对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指责，令人高度警惕。（郑还因对其一篇国际肝脏论文中的器官来源撒谎导致撤稿而臭名昭着。）
中共最高的器官移植发言人黄洁夫在2001年也有同样的言论记录，他说：“反法轮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对待一小撮顽固的反动派时绝不可心软。”
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在2000年无法解释的快速增长，在2007年之后尽管司法处决人数下降，器官移植强劲增长，在押法轮功修炼者被做血液检查和器官检查，年轻维族男子的失踪及对维族政治犯的血液检查，器官移植官员参与反法轮功的运动，中囯（共）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些做出解释。相反，只是简单地用“荒谬”来予以否认。
鉴于黄洁夫现在在国际医疗论坛上提供了明显是伪造的数据，而在中国，使用不明来源的器官仍在继续，回答这些问题是当务之急。
不妨从国际医务人员突击检查医院，以及披露医院级别的器官移植数据——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开始。
（责任编辑：唐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