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北京着名的老红卫兵宋彬彬突然召集了一个文革道歉会，向她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在文革中遭受暴力迫害的教师们道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从该校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卞仲耘案，到整个文革的反思、对共产党、毛泽东的评说，尤其在网路上达到罕见的热烈程度。冲破了中共对文革议题的管制。焦点人物还是宋彬彬、卞仲耘。一个红卫兵暴力运动的标志，一个是这暴力最早的牺牲者。而和我们有关的则是宋彬彬学校的校友，后来成为红卫兵研究的知名学者王友琴，她的着作《文革受难者》是我们十年前出版的。因此，我们访问她，并组织了本专题，希望对这场风波作一个记录。有鉴于中共当局政治上的保守，相关讨论远远未到终了。我们深信，北京当政者，假如在文革评论上开倒车，中国政治的进步，便无期待可言。
编者按：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王友琴博士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知名学者，其着作《文革受难者》记载近七百名文革死难者的调查材料，也是第一个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宋彬彬正是该残暴事件的红卫兵负责人），多年来她和文革“否认派”争辩不休。宋彬彬指王友琴将“历史耻辱架”强加于她。
1966-8-18宋彬彬代表红卫兵向毛泽东献红袖章。（网路图片）
这张照片将作为一场罪恶的暴力运动的象征，永远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金钟：您是对文革红卫兵运动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我们开放出版社十年前出版您的着作《文革受难者》，广受重视，影响深远。尤其对于北京“红八月”暴行有迄今无人可及的调查记载，其中包括多所中学发生的学生打老师事件的史料。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事件骇人听闻。今天宋彬彬的道歉，涉及这个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王友琴：确实，宋彬彬道歉本月成为大话题。三年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
《“你们开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介绍北京外国语学校申小珂等八名红卫兵向校长程璧老师道歉。我认为他们的道歉是一种很道德的行为，尤其是在漫长的三十年里还没有人这样做。后来看到例如红卫兵领袖和高干子弟陈小鲁的道歉。没有人迫使他们这样做。因此这种道歉相当高尚，有助于认识文革历史。但是宋彬彬的情况不一样。和其他道歉的红卫兵不同，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
1966年8月，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接受红卫兵的袖章。（网路图片）
金钟：我知道一些你们之间的争论。
王友琴：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Carma Hinton作，2004，英文片名Morning Sun）中宋彬彬两次出场，强调说她在文革中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受谣言之害。电影中出现了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我的《受难者》网页上列出的九名受难者，是被这五个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其中两个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的。有三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电影上谈话，没有一个人为打死的人道歉。这个电影也根本不提红卫兵打死人。
二零零七年，宋彬彬获得她母校九十年校庆的“荣誉校友”。她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大照片挂出来炫耀。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写了公开信抗议，说她献的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的鲜血。宋彬彬不予理睬。从二零一零年开始，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发表文章和座谈记录。她的两篇署名文章标题是〈四十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和〈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他们指责我写的关于卞仲耘之死的文章是“故事”而不是“历史”。他们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故事不是历史》。
金钟：这我很清楚。也完全不能接受。你那样的调查记录，不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当然可以故事的形式来表述。作为出版者，十年来，我没有听到一个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意见，相反，都是好评。当然，细节的出入，那是在所难免。遗漏更不必说，我知道的文革死难者就有好多。我在大陆曾听过内部传达说，公安系统有统计，死人是一百七十多万。现在传说的数字更大。谁能否认？
王友琴：“否认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认文革受难者，因受到迫害、监禁、被杀害以及被迫自杀的人；第二，否认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认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残酷程度。直到半个月前，帮助宋彬彬最得力的《记忆》网刊，在去年最后一天的105期上，还有文章说，在上月去世的刘秀莹，生前曾经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一九七六年和她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谈话记录稿是假的。用这样死无对证的手法来攻击侮辱受难者家人造假，相当卑鄙。新年一月，宋彬彬突然转了个身，召开了两次“道歉会”，还请了媒体来报导。她从“否认派”变成了道歉者。这种扭转应该欢迎，但是十年来的假话还馀音袅袅没有停息。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原北京女附中一个小型会议室作道歉发言。左下是刘进。（网路图片）
金钟：在最近的讨论中，很多人也提到红八月五日，他们学校打死卞仲耘的经过。您认为基本情节的要点何在？
王友琴：在最近关于红卫兵道歉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大清楚。去年八月五日（那是卞仲耘被打死四十七年的日子）我做了一个在线访谈。结束后，录像师跟我说：“王老师，原来文革是这么可怕的呀。我原来以为，文革就是打击贪官污吏。”
金钟：是啊，事情过去得太久了。四十七年，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
王友琴：我给一个时间表：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六月初大学中学全面停课。此后大学停课五年闹革命。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广泛建立。八月，清华附中有三人在遭到红卫兵侮辱和殴打后“自杀”，两人死亡。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活活打死。其后还有一名校外饭店十九岁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打死。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番对话发表在报纸头版。八一八后，暴力全面升级，每日打死人的数字迅速上升，从一位数到两位数再到三位数，九月一日达到最高峰。两个多星期里，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运尸体的卡车和平板三轮不加遮盖地开过大街，尸体在火葬场里堆积起来，来不及焚烧。目击者说，那里的景象惨不忍睹。另外，按照红卫兵“通令”，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作为“阶级敌人”扫地出门“遣返”去农村，占北京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随着“革命大串连”活动展开（免费火车和食宿），红卫兵暴力也迅速在全国推广。
王友琴：我调查过两百多所学校。仅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就有六名校长和教员在八月被活活打死。在卞仲耘之后，是北京第三女中校长沙坪和语文教员韩静芳，第十五女中校长梁光琪，第四女中生物教员齐惠芹，北京第十女中语文教员孙迪。另外，我在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全国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对校长老师施行暴力迫害。可见，红卫兵暴力，不是个别案例也不是由“偏激”“失控”导致，而是通过组织、动员展开的大规模的暴力浪潮。后来把暴力的“斗争会”和“牛棚”这样的具体迫害方式推广到了每个地方，沿用了整个文革十年。而在社会改造方面，北京五十万间私人房子被全部没收，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开始拥有自己的房子。
金钟：宋彬彬的道歉，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的安全。并申明“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究竟她们对卞校长“遇难”，负有怎样的责任？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书里，有六百五十九名受难者，他们中有教师，校长，也有校工和因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被打死的人。感谢您出版了这本书并且设计了书的封面。书出版十年来，网际网路的普及，人们的信息比以前灵通，也能直接给我写信。十年来，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
首先，八月五日“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革委会预先组织的，而非自发的。而革委会没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刘进负责执掌学校，“斗争会”由她们决定并通知五名斗争对像。这一点很重要，没有这个斗争会，也就不会有红卫兵集体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我写书时不知道。还以为“斗争会”是有些人自发搞起来的。后来还知道了谁该进劳改队，也是由革委会决定的。那么，宋彬彬在女附中的所有暴力中的责任，就很明显了。
前年，我还看到了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戴过的红卫兵袖章，上面盖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公章。可见，那时，该校红卫兵的权力建制已经相当完备。
此外，十年来还了解到更多的受难者死亡时间，也更清楚地表明宋彬彬在天安门上向毛献红卫兵袖章在暴力全面升级中的作用。
金钟：您在调查文革罪行过程中，有一些什么遭遇？对您的书和文章有些什么反应？
王友琴：我做的文革受难者纪念网页在二零零一年上网，第二年就被封锁，直至今天。二零零四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有多名读者告诉我，他们在香港买了这本书，可是在回大陆时，被海关没收了。我也听说在内地出现了“盗版本”，有不同样式的版本。一位读者来信说，他买到《文革受难者》十五元，《墓碑》上下两册二十元。有一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前红卫兵特地送来一本盗版《文革受难者》给我。《文革受难者》写到两名受难者，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张辅仁老师和北师大第二附中的靳正宇老师，他们的大学同班同学看到了书，请我吃饭，还告诉我这个师范大学三十来人的班里还有一名受难者廉秀文，北京地安门中学的老师。这三名受难者的同学陈老师，是习近平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一九六六年，习近平正上六年级。陈老师告诉我，因为习近平的父亲的事，习近平在学校里被“斗争”，还被打过。
从二零零八年末开始，红卫兵中的一些“否认派”发表文章，否认《文革受难者》书中通过寻访写出的红卫兵暴行。希望这次关于“道歉”的讨论能帮助大家了解，究竟谁的是“故事”，谁的是“历史”。
金钟：这次道歉究竟会有多大效果？
王友琴：文革的残忍和野蛮，是千千万万中国人都经历过看到过的。如果不将这些野蛮和残忍记录下来，并加以谴责，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意味着历史可能重演。北京的报纸报导了宋彬彬的道歉会，这是一个开头，让普通人来了解这件事⋯⋯实际上，非常明显，宋彬彬式的回避受难者的道歉，连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也能看出问题。有人问：宋彬彬和刘进，只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怎么会有办公室？他们怎么会有“保护好校长和老师”的责任？他们在道歉些什么啊。他们太自我中心了，以为我们都是弱智者？
金钟：您觉得在中共官方对文革只作抽像否定的形势下，他们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
王友琴：红卫兵组织，在一九七八年已被取消。现在，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对文革暴行的全面的公开的认真的讨论。我希望，当局能开放对文革历史的讨论，让人们记载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受难者们，不论他们生前的地位高低；而且，对文革受难者的家属和在文革中遭到残害的人们，不但要向他们道歉，而且要给予经济补偿。用这两种方式，来使死者和生者得到安宁。虽然现在阻力还很大，但是我仍然乐观。“否认派”们不会赢。中国不是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但是中国有写历史的传统，通过书写历史来分辨是非善恶，来学习教训。
（时间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纽约／芝加哥）
──转自《开放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编者按：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王友琴博士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知名学者，其着作《文革受难者》记载近七百名文革死难者的调查材料，也是第一个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宋彬彬正是该残暴事件的红卫兵负责人），多年来她和文革“否认派”争辩不休。宋彬彬指王友琴将“历史耻辱架”强加于她。
1966-8-18宋彬彬代表红卫兵向毛泽东献红袖章。（网路图片）
这张照片将作为一场罪恶的暴力运动的象征，永远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金钟：您是对文革红卫兵运动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我们开放出版社十年前出版您的着作《文革受难者》，广受重视，影响深远。尤其对于北京“红八月”暴行有迄今无人可及的调查记载，其中包括多所中学发生的学生打老师事件的史料。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事件骇人听闻。今天宋彬彬的道歉，涉及这个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王友琴：确实，宋彬彬道歉本月成为大话题。三年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
《“你们开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介绍北京外国语学校申小珂等八名红卫兵向校长程璧老师道歉。我认为他们的道歉是一种很道德的行为，尤其是在漫长的三十年里还没有人这样做。后来看到例如红卫兵领袖和高干子弟陈小鲁的道歉。没有人迫使他们这样做。因此这种道歉相当高尚，有助于认识文革历史。但是宋彬彬的情况不一样。和其他道歉的红卫兵不同，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
1966年8月，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接受红卫兵的袖章。（网路图片）
着作被指责是故事，不是历史
金钟：我知道一些你们之间的争论。
王友琴：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Carma Hinton作，2004，英文片名Morning Sun）中宋彬彬两次出场，强调说她在文革中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受谣言之害。电影中出现了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我的《受难者》网页上列出的九名受难者，是被这五个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其中两个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的。有三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电影上谈话，没有一个人为打死的人道歉。这个电影也根本不提红卫兵打死人。
二零零七年，宋彬彬获得她母校九十年校庆的“荣誉校友”。她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大照片挂出来炫耀。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写了公开信抗议，说她献的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的鲜血。宋彬彬不予理睬。从二零一零年开始，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发表文章和座谈记录。她的两篇署名文章标题是〈四十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和〈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他们指责我写的关于卞仲耘之死的文章是“故事”而不是“历史”。他们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故事不是历史》。
金钟：这我很清楚。也完全不能接受。你那样的调查记录，不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当然可以故事的形式来表述。作为出版者，十年来，我没有听到一个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意见，相反，都是好评。当然，细节的出入，那是在所难免。遗漏更不必说，我知道的文革死难者就有好多。我在大陆曾听过内部传达说，公安系统有统计，死人是一百七十多万。现在传说的数字更大。谁能否认？
王友琴：“否认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认文革受难者，因受到迫害、监禁、被杀害以及被迫自杀的人；第二，否认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认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残酷程度。直到半个月前，帮助宋彬彬最得力的《记忆》网刊，在去年最后一天的105期上，还有文章说，在上月去世的刘秀莹，生前曾经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一九七六年和她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谈话记录稿是假的。用这样死无对证的手法来攻击侮辱受难者家人造假，相当卑鄙。新年一月，宋彬彬突然转了个身，召开了两次“道歉会”，还请了媒体来报导。她从“否认派”变成了道歉者。这种扭转应该欢迎，但是十年来的假话还馀音袅袅没有停息。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原北京女附中一个小型会议室作道歉发言。左下是刘进。（网路图片）
打死老师不是个案是有组织的暴力
金钟：在最近的讨论中，很多人也提到红八月五日，他们学校打死卞仲耘的经过。您认为基本情节的要点何在？
王友琴：在最近关于红卫兵道歉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大清楚。去年八月五日（那是卞仲耘被打死四十七年的日子）我做了一个在线访谈。结束后，录像师跟我说：“王老师，原来文革是这么可怕的呀。我原来以为，文革就是打击贪官污吏。”
金钟：是啊，事情过去得太久了。四十七年，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
王友琴：我给一个时间表：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六月初大学中学全面停课。此后大学停课五年闹革命。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广泛建立。八月，清华附中有三人在遭到红卫兵侮辱和殴打后“自杀”，两人死亡。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活活打死。其后还有一名校外饭店十九岁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打死。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番对话发表在报纸头版。八一八后，暴力全面升级，每日打死人的数字迅速上升，从一位数到两位数再到三位数，九月一日达到最高峰。两个多星期里，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运尸体的卡车和平板三轮不加遮盖地开过大街，尸体在火葬场里堆积起来，来不及焚烧。目击者说，那里的景象惨不忍睹。另外，按照红卫兵“通令”，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作为“阶级敌人”扫地出门“遣返”去农村，占北京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随着“革命大串连”活动展开（免费火车和食宿），红卫兵暴力也迅速在全国推广。
金钟：您调查过多少学校？
王友琴：我调查过两百多所学校。仅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就有六名校长和教员在八月被活活打死。在卞仲耘之后，是北京第三女中校长沙坪和语文教员韩静芳，第十五女中校长梁光琪，第四女中生物教员齐惠芹，北京第十女中语文教员孙迪。另外，我在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全国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对校长老师施行暴力迫害。可见，红卫兵暴力，不是个别案例也不是由“偏激”“失控”导致，而是通过组织、动员展开的大规模的暴力浪潮。后来把暴力的“斗争会”和“牛棚”这样的具体迫害方式推广到了每个地方，沿用了整个文革十年。而在社会改造方面，北京五十万间私人房子被全部没收，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开始拥有自己的房子。
宋彬彬是校红卫兵暴力的领导者
金钟：宋彬彬的道歉，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的安全。并申明“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究竟她们对卞校长“遇难”，负有怎样的责任？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书里，有六百五十九名受难者，他们中有教师，校长，也有校工和因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被打死的人。感谢您出版了这本书并且设计了书的封面。书出版十年来，网际网路的普及，人们的信息比以前灵通，也能直接给我写信。十年来，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
首先，八月五日“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革委会预先组织的，而非自发的。而革委会没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刘进负责执掌学校，“斗争会”由她们决定并通知五名斗争对像。这一点很重要，没有这个斗争会，也就不会有红卫兵集体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我写书时不知道。还以为“斗争会”是有些人自发搞起来的。后来还知道了谁该进劳改队，也是由革委会决定的。那么，宋彬彬在女附中的所有暴力中的责任，就很明显了。
前年，我还看到了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戴过的红卫兵袖章，上面盖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公章。可见，那时，该校红卫兵的权力建制已经相当完备。
此外，十年来还了解到更多的受难者死亡时间，也更清楚地表明宋彬彬在天安门上向毛献红卫兵袖章在暴力全面升级中的作用。
金钟：您在调查文革罪行过程中，有一些什么遭遇？对您的书和文章有些什么反应？
王友琴：我做的文革受难者纪念网页在二零零一年上网，第二年就被封锁，直至今天。二零零四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有多名读者告诉我，他们在香港买了这本书，可是在回大陆时，被海关没收了。我也听说在内地出现了“盗版本”，有不同样式的版本。一位读者来信说，他买到《文革受难者》十五元，《墓碑》上下两册二十元。有一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前红卫兵特地送来一本盗版《文革受难者》给我。《文革受难者》写到两名受难者，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张辅仁老师和北师大第二附中的靳正宇老师，他们的大学同班同学看到了书，请我吃饭，还告诉我这个师范大学三十来人的班里还有一名受难者廉秀文，北京地安门中学的老师。这三名受难者的同学陈老师，是习近平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一九六六年，习近平正上六年级。陈老师告诉我，因为习近平的父亲的事，习近平在学校里被“斗争”，还被打过。
从二零零八年末开始，红卫兵中的一些“否认派”发表文章，否认《文革受难者》书中通过寻访写出的红卫兵暴行。希望这次关于“道歉”的讨论能帮助大家了解，究竟谁的是“故事”，谁的是“历史”。
希望当局开放对文革历史的讨论
金钟：这次道歉究竟会有多大效果？
王友琴：文革的残忍和野蛮，是千千万万中国人都经历过看到过的。如果不将这些野蛮和残忍记录下来，并加以谴责，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意味着历史可能重演。北京的报纸报导了宋彬彬的道歉会，这是一个开头，让普通人来了解这件事⋯⋯实际上，非常明显，宋彬彬式的回避受难者的道歉，连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也能看出问题。有人问：宋彬彬和刘进，只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怎么会有办公室？他们怎么会有“保护好校长和老师”的责任？他们在道歉些什么啊。他们太自我中心了，以为我们都是弱智者？
金钟：您觉得在中共官方对文革只作抽像否定的形势下，他们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
王友琴：红卫兵组织，在一九七八年已被取消。现在，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对文革暴行的全面的公开的认真的讨论。我希望，当局能开放对文革历史的讨论，让人们记载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受难者们，不论他们生前的地位高低；而且，对文革受难者的家属和在文革中遭到残害的人们，不但要向他们道歉，而且要给予经济补偿。用这两种方式，来使死者和生者得到安宁。虽然现在阻力还很大，但是我仍然乐观。“否认派”们不会赢。中国不是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但是中国有写历史的传统，通过书写历史来分辨是非善恶，来学习教训。
（时间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纽约／芝加哥）
──转自《开放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