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17日讯】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却成了一场暴力血腥运动，毛泽东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一位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1949年中共建政后，1950年6月30日，公布所谓的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所谓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释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美国之音报导称，中共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藉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中宣称，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方法，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土改这一任务。
刘少奇在会上的话显示，土改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中共走和打击地主富农。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则称：“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随后，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毛泽东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报导称，中共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万个敌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仅苏南2,742个乡中，就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官员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官员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馀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官员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贫雇农，就不要紧。”
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四川成都人陶渭熊曾撰文，回忆发生在同村或邻村，自己在土改运动中的亲闻亲见：
文中说，1948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儿子回乡留守祖业。沈应伦是知识女性，对人热情随和，非常友善，受到乡亲赞誉。
1951年4月，沈应伦被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押回老家接受斗争，并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当时她家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
第二天，她被农会揪到斗争会场，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沈应伦解释，她1948年才回乡，她不是地主。而且1950年她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
但被中共挑动起仇恨的农民们不听她的辩解，用粗野下流话辱骂、恐吓她。一群人推搡她，搧她耳光，摸她脸……随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她被当场打翻在地，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晚去世。
另一户是曾当过小学校长的周寒宗，他被扣上地主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抓捕。土改时挨斗的厄运就落到他母亲和妻子身上。他老母是60多岁的小脚女人，站在15公分宽的高板凳上被批斗，摔断了腿脚，又被按着头跪在石板上批斗，因她交不出金银财宝上吊自杀了。
周寒宗的妻子则被捆着批斗，跪在瓦碴上斗，扯头发斗，扇耳光斗……她也上吊了！
在另一个村子里叫曹志廉的，他和二儿、三儿同一天被杀后，挨斗争的命运就落到了曹二嫂、曹三嫂和还没有出嫁的曹三姑身上。
她们被抓到乡公所关押，40度的大热天，被强迫只穿内衣内裤坐在石板上烙屁股，后来屁股上长满毒疮，溃烂化脓经久不愈。曹三姑被捆绑、吊打、跪瓦碴、扯头发、晒太阳、烙屁股、淋雨雪……1952年还被判刑，关押15年之后才被释放，回家不到一年就含恨去世。
作者称，像这样被斗挨整的妇女数不胜数，还有女子被强奸等等。
《黄花岗杂志》也曾刊登中共土改亲历者李鲁翁的文章，讲述从1946年∼1947年，中共在作者家乡进行“土改”，对所谓“地主”作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作者家乡地处山东省阳谷县最东边的一个古镇，是中共势力所盘踞的地区，中共“土改”开始的较早，始于1946年。
作者说，每次开“斗地主”会时，中共的“农民会”和“儿童团”都要到场，将会场包围。中共当地迫害所谓“地主”的刑场有3个：海会寺、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
杀人的方式是拉望蒋杆，东西方向各栽一根长杉木杆，顶端固定一根横杆，离地约8米，中间拴上滑车。行刑时，把受害人两个手腕从背后捆起，拴绳用滑车吊起，因自身重量，手掌被勒得乌黑，惨叫声不绝于耳。
随后，吊人的绳索被松开，人从空中坠下，体弱者即被摔死，未死者再吊起、摔下，如此反覆，直至死亡。
杀人时，中共还强迫其他所谓“地主”必须睁大眼睛看，看受刑者往往吓得大小便失禁，在场儿童吓得心惊肉跳。
除被摔死地主外，所有“地主”都被驱逐出当地，有的靠乞讨为生。
作者亲属所在的东阿县与阳谷县紧邻，当地不但用拉望蒋杆吊起所谓的地主进行迫害，还用皮鞭抽打，用正在点燃的旱烟袋锅烫，折磨够之后再摔死。其他酷刑还有挖坑把人活埋。
有的是全家两代或三代埋在一个坑里，对填土时往上爬的孩子，当头就是一铁锹。有的受害人经过批斗会折磨后，两只脚脖用绳子拴住，系在牛车后边，赶车拖行，车子往黄河边上赶，要把人扔到河里。当人拖至黄河边的时候，脸已被磨平，身体下边的骨头外露。
受害人被迫害致死后，心肝被挖走，更有甚者，批斗会后，奄奄一息的受害者也被活体取心肝拿回家下酒。
对女性受害人，中共则采用性侵犯式的酷刑，有的割掉耳朵、豁开嘴巴，有的割掉乳房，甚至往阴道里塞玉米芯，直至折磨至死。
而这些被中共残害的所谓“地主”，有的根本就没有雇工，是靠祖上留下的几亩土地、自种自吃。
作者的表姐只有40亩地、自种自吃，不幸被定为“地主”，被杀、被斗。而这些遭到惨无人道迫害致死的所谓地主，在当地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而在批斗会场上，首先站出来控诉这些人并不佃农，而是当地好逸恶劳的地痞无赖。
时政评论员横河说，中共土改杀人，分土地并不是目的，因为中共要利用集体化剥夺农民的土地，消灭地主阶级则是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
他说，土改过程中，广泛发生了吊打等酷刑现象，并非农民的自发行为，而是土改工作组执行的政策和鼓励的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早期土改比较温和，毛泽东极为不满，批评后，更换广东省领导，此后广东大开杀戒，每个乡都定出杀地主的指标，“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土改除了多达数百万的地主被直接杀戮，幸存的无一例外都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为中共此后几十年来，专政对像“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首，并累及后代子孙。
地主阶级被消灭以后，中国乡村自治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中共的统治一头扎到最底层，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失去了乡绅，农村失去了灵魂。自此，农村不再被人眷恋，衰落确实不可避免。连当今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根子也都可以追寻到土改。
中共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结束。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而土改时农民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中共随即又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将农民的土地收走。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中共暴力土改：“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1949年中共建政后，1950年6月30日，公布所谓的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所谓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释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美国之音报导称，中共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藉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中宣称，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方法，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土改这一任务。
刘少奇在会上的话显示，土改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中共走和打击地主富农。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则称：“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随后，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毛泽东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报导称，中共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万个敌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仅苏南2,742个乡中，就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官员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官员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馀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官员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贫雇农，就不要紧。”
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土改运动中地主女眷悲惨人生
四川成都人陶渭熊曾撰文，回忆发生在同村或邻村，自己在土改运动中的亲闻亲见：
文中说，1948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儿子回乡留守祖业。沈应伦是知识女性，对人热情随和，非常友善，受到乡亲赞誉。
1951年4月，沈应伦被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押回老家接受斗争，并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当时她家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
第二天，她被农会揪到斗争会场，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沈应伦解释，她1948年才回乡，她不是地主。而且1950年她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
但被中共挑动起仇恨的农民们不听她的辩解，用粗野下流话辱骂、恐吓她。一群人推搡她，搧她耳光，摸她脸……随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她被当场打翻在地，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晚去世。
另一户是曾当过小学校长的周寒宗，他被扣上地主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抓捕。土改时挨斗的厄运就落到他母亲和妻子身上。他老母是60多岁的小脚女人，站在15公分宽的高板凳上被批斗，摔断了腿脚，又被按着头跪在石板上批斗，因她交不出金银财宝上吊自杀了。
周寒宗的妻子则被捆着批斗，跪在瓦碴上斗，扯头发斗，扇耳光斗……她也上吊了！
在另一个村子里叫曹志廉的，他和二儿、三儿同一天被杀后，挨斗争的命运就落到了曹二嫂、曹三嫂和还没有出嫁的曹三姑身上。
她们被抓到乡公所关押，40度的大热天，被强迫只穿内衣内裤坐在石板上烙屁股，后来屁股上长满毒疮，溃烂化脓经久不愈。曹三姑被捆绑、吊打、跪瓦碴、扯头发、晒太阳、烙屁股、淋雨雪……1952年还被判刑，关押15年之后才被释放，回家不到一年就含恨去世。
作者称，像这样被斗挨整的妇女数不胜数，还有女子被强奸等等。
中共“土改”酷刑杀人
《黄花岗杂志》也曾刊登中共土改亲历者李鲁翁的文章，讲述从1946年∼1947年，中共在作者家乡进行“土改”，对所谓“地主”作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作者家乡地处山东省阳谷县最东边的一个古镇，是中共势力所盘踞的地区，中共“土改”开始的较早，始于1946年。
作者说，每次开“斗地主”会时，中共的“农民会”和“儿童团”都要到场，将会场包围。中共当地迫害所谓“地主”的刑场有3个：海会寺、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
杀人的方式是拉望蒋杆，东西方向各栽一根长杉木杆，顶端固定一根横杆，离地约8米，中间拴上滑车。行刑时，把受害人两个手腕从背后捆起，拴绳用滑车吊起，因自身重量，手掌被勒得乌黑，惨叫声不绝于耳。
随后，吊人的绳索被松开，人从空中坠下，体弱者即被摔死，未死者再吊起、摔下，如此反覆，直至死亡。
杀人时，中共还强迫其他所谓“地主”必须睁大眼睛看，看受刑者往往吓得大小便失禁，在场儿童吓得心惊肉跳。
除被摔死地主外，所有“地主”都被驱逐出当地，有的靠乞讨为生。
作者亲属所在的东阿县与阳谷县紧邻，当地不但用拉望蒋杆吊起所谓的地主进行迫害，还用皮鞭抽打，用正在点燃的旱烟袋锅烫，折磨够之后再摔死。其他酷刑还有挖坑把人活埋。
有的是全家两代或三代埋在一个坑里，对填土时往上爬的孩子，当头就是一铁锹。有的受害人经过批斗会折磨后，两只脚脖用绳子拴住，系在牛车后边，赶车拖行，车子往黄河边上赶，要把人扔到河里。当人拖至黄河边的时候，脸已被磨平，身体下边的骨头外露。
受害人被迫害致死后，心肝被挖走，更有甚者，批斗会后，奄奄一息的受害者也被活体取心肝拿回家下酒。
对女性受害人，中共则采用性侵犯式的酷刑，有的割掉耳朵、豁开嘴巴，有的割掉乳房，甚至往阴道里塞玉米芯，直至折磨至死。
而这些被中共残害的所谓“地主”，有的根本就没有雇工，是靠祖上留下的几亩土地、自种自吃。
作者的表姐只有40亩地、自种自吃，不幸被定为“地主”，被杀、被斗。而这些遭到惨无人道迫害致死的所谓地主，在当地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而在批斗会场上，首先站出来控诉这些人并不佃农，而是当地好逸恶劳的地痞无赖。
中共土改杀人的主要目的
时政评论员横河说，中共土改杀人，分土地并不是目的，因为中共要利用集体化剥夺农民的土地，消灭地主阶级则是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
他说，土改过程中，广泛发生了吊打等酷刑现象，并非农民的自发行为，而是土改工作组执行的政策和鼓励的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早期土改比较温和，毛泽东极为不满，批评后，更换广东省领导，此后广东大开杀戒，每个乡都定出杀地主的指标，“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土改除了多达数百万的地主被直接杀戮，幸存的无一例外都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为中共此后几十年来，专政对像“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首，并累及后代子孙。
地主阶级被消灭以后，中国乡村自治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中共的统治一头扎到最底层，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失去了乡绅，农村失去了灵魂。自此，农村不再被人眷恋，衰落确实不可避免。连当今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根子也都可以追寻到土改。
中共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结束。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而土改时农民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中共随即又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将农民的土地收走。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