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25日讯】2017年4月25日，是震惊世界的“4•25”事件发生18周年纪念日。王友群博士当年参与了“4•25”到中南海上访，并在“4•25”事件发生12天后，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近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旅居纽约的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
记者：王博士，您好！今年是“4•25”事件发生18周年，从台湾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4•25”事件，您能不能谈一谈当时您参与这一事件的有关情况？
王博士：18年前，作为中纪委监察部官员，我参加了“4•25”到中南海上访。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我第一次跟中纪委监察部领导面对面讲了法轮功真相，讲了3个多小时。当时，跟我谈话的有三位部长级官员，分别是：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由何勇跟我主谈。当时，何勇的基本观点是，法轮功的是非先不谈，作为一个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点来，这件事本身就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我则明确表示，我到这里来，是依法来反映意见，没有错。然后，谈了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当时中共最高当局对法轮功问题没有定性，没有表态。从始至终，我的三位老领导，都没有说法轮功的对与错，他们的全部重心集中在我不该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承认我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有任何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中共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在三位部长级高官面前，坚持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18年后的今天，回顾当时的情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法轮大法的伟大。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一个官本位社会，特别是在中共统治下，官本位被强化到了古今中外的最极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官大一级压死人！当时，我是一名副处级官员，何勇是正部长级官员，我跟他相差五级，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如果我把乌纱帽看得很重，面对何勇这样的高官，我只有吓的直哆嗦的份了，哪里还敢坚持自己没有错！是法轮大法，使我第一次有了2400多年前的中国哲人孟子讲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感觉！
18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全中国、全世界的每一个法轮功真修弟子都正念很足，都能和平、理性、坚韧的坚持真的，反对假的，坚持是的，反对非的，坚持正的，反对邪的，那么，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邪恶大迫害，可能不会发生。18年了，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走到今天，我深刻感受到正念正行是多么重要，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百分之百正念正行，就一定能一正压百邪！
记者：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核心决策人。这个决策跟“4•25”事件有什么关系？
王博士：正本必须清源。一件大事发生了，必须追它的源头。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源头就在1999年“4•25”事件当晚江泽民对法轮功问题的错误判断。
中南海是中共最高权力的中心，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这一事件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重大国际国内影响的事件。当天，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请三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进中南海反映情况。在了解有关情况后，全世界看到的结果有两个：第一，天津被非法抓捕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了；第二，中办国办信访局发出通告，中央没有禁止修炼法轮功。得知这两个结果后，当晚，聚焦在中南海西门和北门外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非常有秩序的撤离。事件应该说有了一个初步的解决。如果在此之后，中央最高层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采取像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允许法轮功学员合法修炼的正确对策，中国的历史走到今天，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道德升华，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举世尊重！
然而，就在“4•25”事件当晚，此前长达7年的时间里，对法轮功问题从未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研究的江泽民，一看到上万人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和北门外，把他吓坏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冷静的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而是想到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会不会威胁到他的权和利。因为他是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被某些人召进中南海的，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进中南海的，他随时都担心有人夺他的权。权迷心窍，权令智昏。“4•25”事件当晚，他就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正是在这封信中，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了“战胜法轮功”的谬论。这个谬论是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共610办公室，并要求它着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法轮功的理论依据，也是他在1999年7月20日作出迫害法轮功决策的理论依据，也是1999年“7•20”以来中共各级各类法院非法判决法轮功学员“有罪”的理论依据，也是18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所有言和行的理论依据。
记者：为什么说1999年“4•25”事件当晚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看法是谬论？
王博士：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讲：“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人。“4•25”事件发生后，作为最高层官员，第一，是“冷静”，第二，是不抱任何陈见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第三，是得出结论，作出决策。
“4•25”事件发生后，你首先要从表面看清楚这件事是个什么情况。“4•25”事件前和后，北京发生过各种群体性事件。比如，1967年，曾发生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红卫兵围堵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事件。据了解，当时在中南海墙外，红卫兵搭了7000多个棚子，安了500多个高音喇叭，树了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这一事件持续了1个多月。
“4•25”事件后，发生了中共组织的反对美国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示威游行活动。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讲过当时的情形：“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到大使馆，砸烂玻璃，扔燃烧瓶，捣毁汽车。在成都也是这样，他们烧了总领事的官邸，差一点冲进总领馆。”“大使馆被抗议者包围了，我们三四天都出不去。抗议者也包围了我们的官邸。一个晚上都有石头砸在房子上。我真正焦虑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会怎么样，他们在我们的官邸里。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中国抗议者扔石头，还爬墙，想进到官邸里。我很害怕，那天傍晚，他们撤到大院里的另一座楼里，这是美国新闻署的楼，窗户上有栏杆挡着。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在那座楼里，躲在桌子底下。”“我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想让他们帮帮我的家人，可他们不接电话。”事件过后，中共当局不得不赔偿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成都总领事馆的损失！
而我亲身参与的1999年的“4•25”事件，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和平、最理性、最有秩序、最安静祥和的请愿活动。由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严重失职，在天津发生防暴警察殴打、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的情况下，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到中南海的西门外和北门外，表达诉求。从当时的录相和照片中可以看的清清楚楚：法轮功学员都静静的站在马路边上，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演讲，没有大声喧哗，没有堵塞交通，更没有任何过激的暴力行动。到了晚上，得知朱镕基总理已妥善处理了当天的请愿事件后，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非常安静有序的撤离，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屑，甚至连警察扔的烟头都捡走了。
仅仅从表面上看，“4•25”事件跟此前此后北京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如果当时很冷静，就能看清这个不同，然后，他会进一步探究为什么会这样？不冷静如江泽民者，权欲埋葬理智，武断代替果断，冲动蛮干代替深谋远虑。当天晚上，他就得出了全盘否定法轮功的结论，并发誓要“战胜法轮功”。差之毫釐，谬之千里。基点错了，全盘都错了。
记者：对“4•25”事件发生的原因，您怎么看？
王博士：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4•25”事件？这个问题弄清楚，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18年的对与错，就一清二楚了。
内因是万事万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江泽民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拥有一切便利条件，及时了解和妥善处理法轮功问题。然而，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应该做、能够做的事，他却没有去做。尤其是，在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长时间接连不断给他写信反映法轮功的书籍被查禁等问题之后，他从未静下心来全面、深入、细致的对法轮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完全可以说，江泽民的严重失职，是“4•25”事件发生的最大内因，江泽民对“4•25”事件的发生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我经常讲一句话，对于客观存在的问题，作为公民，我反没反映，是我的责任；我反映了，作为领导，你管不管，是你的责任。这一点必须分清楚。1998年8月初，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李其华等21名法轮功学员，曾联名致信中央领导，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1998年8月底，中纪委监察部副局级官员葛秀兰等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信江泽民，也没引起江泽民的重视。1998年8月，我曾给江泽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寄信，还是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1998年11月22日，在北京一家宾馆与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共进午餐时，我曾亲手将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送到尉健行手上，仍然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
1998年5月23日，中国科学院的何祚庥违反中共对气功“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在北京电视台发表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攻击诬蔑法轮功的言论，迫使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北京电视台讲清法轮功真相。北京电视台本身就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教功录相带，就是由北京电视台制作并对外销售的，这个录相带的销售量是相当大的。在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北京电视台领导采取了适当的补救措施，这场由何祚庥挑起的风波被化解。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再次违反中共对气功“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在天津教育学院主办的《青少年博览》上，再次发表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攻击诬蔑法轮功的言论，迫使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天津教育学院讲清法轮功真相。到4月24日，发生了天津防暴警察殴打、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
直到“4•25”事件发生前，长达7年的时间里，无论法轮功学员给江泽民寄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真诚恳切的信，江泽民全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江泽民从未就法轮功问题做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江泽民有权力，有责任，应该管，却不管，最后迫使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中南海和平请愿，谁之过？
记者：“4•25”事件当晚江泽民提出“战胜法轮功”之后不久，您就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你为什么写这封信？
王博士：这就涉及到对法轮功的看法问题了。首先法轮功的传播完全是公开的。从1992年5月13日到1994年12月21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全国各地共办了56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北京，举办过13期法轮功学习班，其中，在第二炮兵礼堂办过4期，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办过1期。1994年5月14日、15日，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做了两场带功报告。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首发式，也是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举行的。
其次，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完全是公开的。当时，北京市的各大公园都有法轮功炼功点，所有这些炼功点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以我为例，我修炼法轮功，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下至中纪委监察部机关最基层的官员，尽人皆知。我经常利用工休时间在中纪委大院内的空地上、中纪委大礼堂、小礼堂、以及我的办公室炼功，我还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会的支持下，在中纪委小礼堂教一些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炼过法轮功。直到“4•25”事件发生前，没有一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说我炼法轮功有任何错！
第三，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命令。通常是家里某个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后，再传给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友，通过人传人、心传心，从长春传到北京，从北京传到全国，包括台、港、澳，再传到全世界的。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你不想修了，谁也不能强制你去修，那等于是在干坏事。谁能强制你转变你的心呢？”
第四，法轮功洪传于世的实际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法轮功的核心理念是“真、善、忍”三个字，它要求修炼者严格对照这三个字，向内修，向内找，不断去掉对个人名、利、情、色的执着，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更直白的说，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从做一个好人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做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更好的人。
从中共官方来说，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的功效做过调查，结论是充分肯定的。中共公安部专门从否定法轮功的前提出发，也对法轮功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结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部门以秘密方式深入调查、蒐集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这个调查的出发点对法轮功是不善的，是准备给法轮功罗织罪名的，是想整法轮功的。到1999年4月25日，这个调查持续了278天。结论是什么呢？仅从1999年4月22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真名实姓从北京机场入境，然后，又以真名实姓从北京机场出境来判断，结论只能是：法轮功不存在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没有任何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理由！
到1999年4月25日，我修炼法轮功近4年，这是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4年，我亲看到、亲耳听到许多法轮功学员修心重德的故事，很多都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甚至想都想不到的，一个修炼人会做的这么好！如果这个社会修炼法轮功的人越多，这个社会将会变成多么美好的一个社会。因此，当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向我传达江泽民发誓“战胜法轮功”的那封信、要求我写一份检讨书时，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其中谈到了法轮功的五大好处：一是法轮大法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二是法轮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三是法轮大法非常重视心性修炼，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四是法轮大法实行松散管理，不干涉国家政治；五是法轮大法促进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交流，客观上已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因素；六是法轮大法揭示了许许多多科学的奥秘，是真正超常的科学。18年后的今天看，当时我的看法完全正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记者：根据您上面的谈话，完全可以说，江泽民“4•25”事件当晚发誓“战胜法轮功”是完全错误，江泽民是怎样将这个谬论推向全国的呢？
王博士：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4•25”事件当晚，江泽民个人写一封信，谈一谈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不出中南海，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1999年4月27日，江泽民的这封信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的形式下发传达了。这是18年来，江泽民在法轮功问题上祸乱全中国、祸乱全世界的一个关键点。
首先，江泽民信中对法轮功的看法，是他个人在没有冷静下来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这个看法，没有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没有经过中共政治局讨论通过，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更没有经过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其次，法轮功问题当时是个什么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问题。不仅中共统治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有相当多的人在修炼，在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也有许多人在修炼，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许多人在修炼。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现象，任何一个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随随便便得出结论，随随便便作出决策。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即便按照中共自己宣称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要经过慎重调查，讨论，集体决策的。
然而，迷信“有权就有一切”的江泽民，自恃自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不管三七二十一，在“4•25”事件发生仅两天，就责令中央办公厅将他个人对法轮功的错误看法下发全党传达。江泽民就是通过这种独断专行的方式，将他对法轮功的错误判断强加给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强加给中共政治局，强加给中共中央委员会，强加给全体中共党员，强加给13亿中国人民的！
记者：江泽民对“4•25”事件的判断是错的，将他个人的错误判断推向全国，是错上加错。那么，对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18年的迫害，您怎么看？
王博士：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一句话：“多易必多难。”意思是说，当你刚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图简单，图省事，怕麻烦，草率、轻慢、马虎，将来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大麻烦。
江泽民是一步错，步步错，1999年“7•20”之后，则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了，到今天，则是罪恶滔天，万恶不赦了！18年来，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极尽邪恶之能事，疯狂迫害法轮功，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
如今18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仅没有如江泽民所愿的迅速“被战胜”，相反，顶着狂风暴雨，传播到了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外文，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内的一大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已经或正在遭到恶报。
目前，全世界已有21万法轮功学员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已有200多万不修炼法轮功的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彻底失败了，等待他的必将是比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大审判更震撼人心的北京大审判！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对目前中国的最高当政者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博士：江泽民经常装模作样的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是用来教训别人的，自己不在其中。我却要说，这句话用在江泽民身上最恰当不过了。1999年“4•25”事件以来，江泽民这根“最上梁”不正，中国大陆各级各类官员全都跟着不正，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全面危机。
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为了实现他的“中国梦”，发动了“反腐打虎战役”，跟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才在今天真正掌握大权，登上“习核心”的位置。习近平要想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要想不被江泽民的爪牙暗杀和政变，要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名垂青史的地位，必须像川普总统一样，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立即抓捕江泽民，彻底铲除中国内政外交的总祸根。
值此隆重纪念“4•25”事件发生18周年之际，我再次强烈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抓捕江泽民。上梁一正万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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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博士，您好！今年是“4•25”事件发生18周年，从台湾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4•25”事件，您能不能谈一谈当时您参与这一事件的有关情况？
王博士：18年前，作为中纪委监察部官员，我参加了“4•25”到中南海上访。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我第一次跟中纪委监察部领导面对面讲了法轮功真相，讲了3个多小时。当时，跟我谈话的有三位部长级官员，分别是：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由何勇跟我主谈。当时，何勇的基本观点是，法轮功的是非先不谈，作为一个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点来，这件事本身就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我则明确表示，我到这里来，是依法来反映意见，没有错。然后，谈了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当时中共最高当局对法轮功问题没有定性，没有表态。从始至终，我的三位老领导，都没有说法轮功的对与错，他们的全部重心集中在我不该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承认我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有任何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中共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在三位部长级高官面前，坚持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18年后的今天，回顾当时的情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法轮大法的伟大。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一个官本位社会，特别是在中共统治下，官本位被强化到了古今中外的最极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官大一级压死人！当时，我是一名副处级官员，何勇是正部长级官员，我跟他相差五级，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如果我把乌纱帽看得很重，面对何勇这样的高官，我只有吓的直哆嗦的份了，哪里还敢坚持自己没有错！是法轮大法，使我第一次有了2400多年前的中国哲人孟子讲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感觉！
18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全中国、全世界的每一个法轮功真修弟子都正念很足，都能和平、理性、坚韧的坚持真的，反对假的，坚持是的，反对非的，坚持正的，反对邪的，那么，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邪恶大迫害，可能不会发生。18年了，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走到今天，我深刻感受到正念正行是多么重要，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百分之百正念正行，就一定能一正压百邪！
记者：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核心决策人。这个决策跟“4•25”事件有什么关系？
王博士：正本必须清源。一件大事发生了，必须追它的源头。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源头就在1999年“4•25”事件当晚江泽民对法轮功问题的错误判断。
中南海是中共最高权力的中心，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这一事件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重大国际国内影响的事件。当天，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请三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进中南海反映情况。在了解有关情况后，全世界看到的结果有两个：第一，天津被非法抓捕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了；第二，中办国办信访局发出通告，中央没有禁止修炼法轮功。得知这两个结果后，当晚，聚焦在中南海西门和北门外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非常有秩序的撤离。事件应该说有了一个初步的解决。如果在此之后，中央最高层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采取像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允许法轮功学员合法修炼的正确对策，中国的历史走到今天，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道德升华，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举世尊重！
然而，就在“4•25”事件当晚，此前长达7年的时间里，对法轮功问题从未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研究的江泽民，一看到上万人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和北门外，把他吓坏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冷静的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而是想到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会不会威胁到他的权和利。因为他是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被某些人召进中南海的，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进中南海的，他随时都担心有人夺他的权。权迷心窍，权令智昏。“4•25”事件当晚，他就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正是在这封信中，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了“战胜法轮功”的谬论。这个谬论是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共610办公室，并要求它着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法轮功的理论依据，也是他在1999年7月20日作出迫害法轮功决策的理论依据，也是1999年“7•20”以来中共各级各类法院非法判决法轮功学员“有罪”的理论依据，也是18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所有言和行的理论依据。
记者：为什么说1999年“4•25”事件当晚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看法是谬论？
王博士：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讲：“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人。“4•25”事件发生后，作为最高层官员，第一，是“冷静”，第二，是不抱任何陈见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第三，是得出结论，作出决策。
“4•25”事件发生后，你首先要从表面看清楚这件事是个什么情况。“4•25”事件前和后，北京发生过各种群体性事件。比如，1967年，曾发生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红卫兵围堵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事件。据了解，当时在中南海墙外，红卫兵搭了7000多个棚子，安了500多个高音喇叭，树了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这一事件持续了1个多月。
“4•25”事件后，发生了中共组织的反对美国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示威游行活动。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讲过当时的情形：“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到大使馆，砸烂玻璃，扔燃烧瓶，捣毁汽车。在成都也是这样，他们烧了总领事的官邸，差一点冲进总领馆。”“大使馆被抗议者包围了，我们三四天都出不去。抗议者也包围了我们的官邸。一个晚上都有石头砸在房子上。我真正焦虑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会怎么样，他们在我们的官邸里。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中国抗议者扔石头，还爬墙，想进到官邸里。我很害怕，那天傍晚，他们撤到大院里的另一座楼里，这是美国新闻署的楼，窗户上有栏杆挡着。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在那座楼里，躲在桌子底下。”“我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想让他们帮帮我的家人，可他们不接电话。”事件过后，中共当局不得不赔偿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成都总领事馆的损失！
而我亲身参与的1999年的“4•25”事件，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和平、最理性、最有秩序、最安静祥和的请愿活动。由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严重失职，在天津发生防暴警察殴打、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的情况下，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到中南海的西门外和北门外，表达诉求。从当时的录相和照片中可以看的清清楚楚：法轮功学员都静静的站在马路边上，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演讲，没有大声喧哗，没有堵塞交通，更没有任何过激的暴力行动。到了晚上，得知朱镕基总理已妥善处理了当天的请愿事件后，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非常安静有序的撤离，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屑，甚至连警察扔的烟头都捡走了。
仅仅从表面上看，“4•25”事件跟此前此后北京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如果当时很冷静，就能看清这个不同，然后，他会进一步探究为什么会这样？不冷静如江泽民者，权欲埋葬理智，武断代替果断，冲动蛮干代替深谋远虑。当天晚上，他就得出了全盘否定法轮功的结论，并发誓要“战胜法轮功”。差之毫釐，谬之千里。基点错了，全盘都错了。
记者：对“4•25”事件发生的原因，您怎么看？
王博士：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4•25”事件？这个问题弄清楚，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18年的对与错，就一清二楚了。
内因是万事万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江泽民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拥有一切便利条件，及时了解和妥善处理法轮功问题。然而，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应该做、能够做的事，他却没有去做。尤其是，在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长时间接连不断给他写信反映法轮功的书籍被查禁等问题之后，他从未静下心来全面、深入、细致的对法轮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完全可以说，江泽民的严重失职，是“4•25”事件发生的最大内因，江泽民对“4•25”事件的发生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我经常讲一句话，对于客观存在的问题，作为公民，我反没反映，是我的责任；我反映了，作为领导，你管不管，是你的责任。这一点必须分清楚。1998年8月初，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李其华等21名法轮功学员，曾联名致信中央领导，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1998年8月底，中纪委监察部副局级官员葛秀兰等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信江泽民，也没引起江泽民的重视。1998年8月，我曾给江泽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寄信，还是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1998年11月22日，在北京一家宾馆与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共进午餐时，我曾亲手将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送到尉健行手上，仍然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
1998年5月23日，中国科学院的何祚庥违反中共对气功“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在北京电视台发表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攻击诬蔑法轮功的言论，迫使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北京电视台讲清法轮功真相。北京电视台本身就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教功录相带，就是由北京电视台制作并对外销售的，这个录相带的销售量是相当大的。在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北京电视台领导采取了适当的补救措施，这场由何祚庥挑起的风波被化解。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再次违反中共对气功“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在天津教育学院主办的《青少年博览》上，再次发表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攻击诬蔑法轮功的言论，迫使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天津教育学院讲清法轮功真相。到4月24日，发生了天津防暴警察殴打、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
直到“4•25”事件发生前，长达7年的时间里，无论法轮功学员给江泽民寄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真诚恳切的信，江泽民全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江泽民从未就法轮功问题做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江泽民有权力，有责任，应该管，却不管，最后迫使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中南海和平请愿，谁之过？
记者：“4•25”事件当晚江泽民提出“战胜法轮功”之后不久，您就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你为什么写这封信？
王博士：这就涉及到对法轮功的看法问题了。首先法轮功的传播完全是公开的。从1992年5月13日到1994年12月21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全国各地共办了56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北京，举办过13期法轮功学习班，其中，在第二炮兵礼堂办过4期，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办过1期。1994年5月14日、15日，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做了两场带功报告。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首发式，也是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举行的。
其次，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完全是公开的。当时，北京市的各大公园都有法轮功炼功点，所有这些炼功点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以我为例，我修炼法轮功，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下至中纪委监察部机关最基层的官员，尽人皆知。我经常利用工休时间在中纪委大院内的空地上、中纪委大礼堂、小礼堂、以及我的办公室炼功，我还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会的支持下，在中纪委小礼堂教一些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炼过法轮功。直到“4•25”事件发生前，没有一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说我炼法轮功有任何错！
第三，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命令。通常是家里某个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后，再传给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友，通过人传人、心传心，从长春传到北京，从北京传到全国，包括台、港、澳，再传到全世界的。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你不想修了，谁也不能强制你去修，那等于是在干坏事。谁能强制你转变你的心呢？”
第四，法轮功洪传于世的实际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法轮功的核心理念是“真、善、忍”三个字，它要求修炼者严格对照这三个字，向内修，向内找，不断去掉对个人名、利、情、色的执着，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更直白的说，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从做一个好人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做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更好的人。
从中共官方来说，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的功效做过调查，结论是充分肯定的。中共公安部专门从否定法轮功的前提出发，也对法轮功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结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部门以秘密方式深入调查、蒐集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这个调查的出发点对法轮功是不善的，是准备给法轮功罗织罪名的，是想整法轮功的。到1999年4月25日，这个调查持续了278天。结论是什么呢？仅从1999年4月22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真名实姓从北京机场入境，然后，又以真名实姓从北京机场出境来判断，结论只能是：法轮功不存在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没有任何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理由！
到1999年4月25日，我修炼法轮功近4年，这是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4年，我亲看到、亲耳听到许多法轮功学员修心重德的故事，很多都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甚至想都想不到的，一个修炼人会做的这么好！如果这个社会修炼法轮功的人越多，这个社会将会变成多么美好的一个社会。因此，当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向我传达江泽民发誓“战胜法轮功”的那封信、要求我写一份检讨书时，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其中谈到了法轮功的五大好处：一是法轮大法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二是法轮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三是法轮大法非常重视心性修炼，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四是法轮大法实行松散管理，不干涉国家政治；五是法轮大法促进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交流，客观上已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因素；六是法轮大法揭示了许许多多科学的奥秘，是真正超常的科学。18年后的今天看，当时我的看法完全正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记者：根据您上面的谈话，完全可以说，江泽民“4•25”事件当晚发誓“战胜法轮功”是完全错误，江泽民是怎样将这个谬论推向全国的呢？
王博士：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4•25”事件当晚，江泽民个人写一封信，谈一谈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不出中南海，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1999年4月27日，江泽民的这封信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的形式下发传达了。这是18年来，江泽民在法轮功问题上祸乱全中国、祸乱全世界的一个关键点。
首先，江泽民信中对法轮功的看法，是他个人在没有冷静下来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这个看法，没有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没有经过中共政治局讨论通过，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更没有经过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其次，法轮功问题当时是个什么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问题。不仅中共统治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有相当多的人在修炼，在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也有许多人在修炼，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许多人在修炼。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现象，任何一个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随随便便得出结论，随随便便作出决策。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即便按照中共自己宣称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要经过慎重调查，讨论，集体决策的。
然而，迷信“有权就有一切”的江泽民，自恃自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不管三七二十一，在“4•25”事件发生仅两天，就责令中央办公厅将他个人对法轮功的错误看法下发全党传达。江泽民就是通过这种独断专行的方式，将他对法轮功的错误判断强加给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强加给中共政治局，强加给中共中央委员会，强加给全体中共党员，强加给13亿中国人民的！
记者：江泽民对“4•25”事件的判断是错的，将他个人的错误判断推向全国，是错上加错。那么，对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18年的迫害，您怎么看？
王博士：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一句话：“多易必多难。”意思是说，当你刚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图简单，图省事，怕麻烦，草率、轻慢、马虎，将来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大麻烦。
江泽民是一步错，步步错，1999年“7•20”之后，则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了，到今天，则是罪恶滔天，万恶不赦了！18年来，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极尽邪恶之能事，疯狂迫害法轮功，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
如今18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仅没有如江泽民所愿的迅速“被战胜”，相反，顶着狂风暴雨，传播到了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外文，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内的一大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已经或正在遭到恶报。
目前，全世界已有21万法轮功学员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已有200多万不修炼法轮功的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彻底失败了，等待他的必将是比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大审判更震撼人心的北京大审判！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对目前中国的最高当政者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博士：江泽民经常装模作样的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是用来教训别人的，自己不在其中。我却要说，这句话用在江泽民身上最恰当不过了。1999年“4•25”事件以来，江泽民这根“最上梁”不正，中国大陆各级各类官员全都跟着不正，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全面危机。
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为了实现他的“中国梦”，发动了“反腐打虎战役”，跟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才在今天真正掌握大权，登上“习核心”的位置。习近平要想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要想不被江泽民的爪牙暗杀和政变，要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名垂青史的地位，必须像川普总统一样，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立即抓捕江泽民，彻底铲除中国内政外交的总祸根。
值此隆重纪念“4•25”事件发生18周年之际，我再次强烈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抓捕江泽民。上梁一正万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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