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26日讯】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4月25号发布最新年度调查报告，例举了记者和自由独立媒体面临着新危险和新威胁。其中，中国记者面临的新威胁，是中共通过信用评分系统，来压制在网络或社交媒体上发布批评意见的记者。
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4月25号发布最新年度调查报告，其中亚洲研究员王亚秋的文章指出，中共“计划将新闻工作者的财务信用，与他们的在线发布内容建立联系，这将会是一种尤其令人生畏的审查形式”。
中共正在全国推行“社会信用体系”，综合大量公共和私人数据，评估个人和企业的社会信用。这些数据也包括他们在网上行为，根据中共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规划纲要”，所谓在网上造谣传谣，进行欺诈，会被列入黑名单。
王亚秋的文章假设说，某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她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甚至这名记者要在淘宝上出售二手自行车，也会因为信用评分过低，买家不信任她，而退出交易。
目前“社会信用体系”还远远没有建成，但王亚秋假设的，记者会因发表官方不喜欢的消息而受到打压，却早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原《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自由撰稿人刘逸明，当年就因为报导深圳当地的敏感事件，导致生活遇到困难。
原《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刘逸明：“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是被打压的很厉害。警方三番五次的骚扰你，最后他们觉得这些方式都不管用，就只能是使出他们的杀手锏。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住，他就向房东施压，结果是你居无定所，三天两头的搬家，甚么事情也做不了，就只能是回老家了。”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因为关注当地农民维权，也一直受到打压。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今年被封堵的特别严重。人家就很奇怪的问，你电话为甚么这么难打？实际我就在家里头，它给人报的声音是线路忙，或者是无人接听。互联网不能联网，整个两会期间持续了20多天。包括网络公司的人都一起在捉弄我。最近又出现的就是把我的电子信箱给封了。”
对此，刘逸明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套评价体系本身。
刘逸明：“其实中国非常的需要这一评价体系，对记者的信誉进行评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让谁来当裁判？显然在一个缺少法治的社会，你让官方来当裁判显然是不合适的。”
而一旦大数据的“社会信用体系”建成，记者的网络言论直接影响到财务状况，又会带来甚么影响呢？
马晓明：“那这样的影响就是进一步箝制记者，使记者100%，甚至200%的驯服于政府的管控，为愚民宣传服务。”
但刘逸明认为，即使“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也未必能按照官方设想的那样。
刘逸明：“现在是，在很多事情的认识上面，官方和民间的标准并不一致。即使有的记者被官方评价很低，但是可能他在民间，民众对他的评价很高。官方评价比较高的记者，喜欢做一些假大空报导的记者，可能他们在民间的得分会比较低。所以说这个体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能够对从业者有多大的约束力？真的还不好讲。”
马晓明也认为，尽管中共一直在打压新闻自由，但仍有不少具有良知、职业道德的编辑记者、新闻从业人员出来报导事实，他相信这样的人以后也不会消失。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陈建铭
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4月25号发布最新年度调查报告，其中亚洲研究员王亚秋的文章指出，中共“计划将新闻工作者的财务信用，与他们的在线发布内容建立联系，这将会是一种尤其令人生畏的审查形式”。
中共正在全国推行“社会信用体系”，综合大量公共和私人数据，评估个人和企业的社会信用。这些数据也包括他们在网上行为，根据中共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规划纲要”，所谓在网上造谣传谣，进行欺诈，会被列入黑名单。
王亚秋的文章假设说，某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她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甚至这名记者要在淘宝上出售二手自行车，也会因为信用评分过低，买家不信任她，而退出交易。
目前“社会信用体系”还远远没有建成，但王亚秋假设的，记者会因发表官方不喜欢的消息而受到打压，却早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原《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自由撰稿人刘逸明，当年就因为报导深圳当地的敏感事件，导致生活遇到困难。
原《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刘逸明：“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是被打压的很厉害。警方三番五次的骚扰你，最后他们觉得这些方式都不管用，就只能是使出他们的杀手锏。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住，他就向房东施压，结果是你居无定所，三天两头的搬家，甚么事情也做不了，就只能是回老家了。”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因为关注当地农民维权，也一直受到打压。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今年被封堵的特别严重。人家就很奇怪的问，你电话为甚么这么难打？实际我就在家里头，它给人报的声音是线路忙，或者是无人接听。互联网不能联网，整个两会期间持续了20多天。包括网络公司的人都一起在捉弄我。最近又出现的就是把我的电子信箱给封了。”
对此，刘逸明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套评价体系本身。
刘逸明：“其实中国非常的需要这一评价体系，对记者的信誉进行评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让谁来当裁判？显然在一个缺少法治的社会，你让官方来当裁判显然是不合适的。”
而一旦大数据的“社会信用体系”建成，记者的网络言论直接影响到财务状况，又会带来甚么影响呢？
马晓明：“那这样的影响就是进一步箝制记者，使记者100%，甚至200%的驯服于政府的管控，为愚民宣传服务。”
但刘逸明认为，即使“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也未必能按照官方设想的那样。
刘逸明：“现在是，在很多事情的认识上面，官方和民间的标准并不一致。即使有的记者被官方评价很低，但是可能他在民间，民众对他的评价很高。官方评价比较高的记者，喜欢做一些假大空报导的记者，可能他们在民间的得分会比较低。所以说这个体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能够对从业者有多大的约束力？真的还不好讲。”
马晓明也认为，尽管中共一直在打压新闻自由，但仍有不少具有良知、职业道德的编辑记者、新闻从业人员出来报导事实，他相信这样的人以后也不会消失。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陈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