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派兵帮助朝鲜打败韩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将中共军队打回了“三八”线。此后，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呈对峙局面。最终双方同意谈判。
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主要敌人是苏联，因此不愿意将其大量部队长期陷在朝鲜半岛，且国内开始反战，而且其它国家也不再愿意派兵参加联合国军队；另一方面，中共和朝鲜损失巨大，也愿意求和。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历时两年，达成了停火协议。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走出中立区。（穆正新提供）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共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虏的“志愿军”战俘，但美国方面则根据自愿原则遣返。原来，在战争期间，许多中共军人寻找机会自愿投降联合国军，而且比例相当大。当时联合国军俘获的中共军人有两万一千馀人，其中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中共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据当时美军的战俘监管人员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共产党战俘们提出的最频繁的要求是：发给我们武器，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有资料表明这些反共中共战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编的前国民党军队官兵为主。根据《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的统计：在一万多名反共战俘中，三分之二的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但另外三分之一是属于“根红苗正”的。他们不愿被遣返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在军队中通过摧毁人的尊严而实行的种种洗脑等严酷政策，他们担心回国后会受到不公待遇。
仅有三分之一的战俘愿意回国大大出乎中共的预料。颜面顿失的中共遂指责这是联合国军强迫战俘去台湾。依照停战协定，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必须转移到中立国营区再度由中共派出代表进行“解释”，时间为90天。
中共方面坚持实行对战俘单个一对一的“解释”。据各国记者统计，单个解释的时间最短的为75分钟，最长的达到153分钟。在解释期间，中共解释代表与战俘反覆答问“你要去哪里”这同一个问题，甚至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违反解释规则的威胁性用语。有解释代表甚至说出了“台湾已经解放”这样的笑话。以至于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
为了促使战俘回国，中共解释代表甚至携带漂亮女子前往帐篷，每接见一个战俘，女子便说“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而有战俘则开玩笑般喊出“我要蓝平姐姐”。蓝平是江青以前的艺名。
按照规定，解释完毕后，战俘要从两扇门中选择一个离开账篷。中遣会主席印度代表以英语说明哪扇门对应遣返，但中方翻译则将“遣返”翻译成“愿意回去的”。有战俘不解“回去”二字究竟指回国还是回济州岛，大吼请求解释，而中共解释代表则要求印度主席禁止解释，若有联合国观察员解释，则被印度主席逐出帐篷。
90天解释期过后，仅有440名战俘回心转意，占总人数的3%。
不愿被遣返的中共战俘最终被送到了台湾，大多发展不错，至少善终。而那些相信了中共回到了中国的战俘，则“一入深渊苦似海”，不仅多次被审查，而且在历次运动中都成为了挨整的对像。
据悉，当年返回国的中共战俘分为两批次，一批是甄别时即自愿遣返者共6,670人，另一批则是解释之后回心转意者共440人。目前公开的资料涉及的基本是第一批战俘的下落，后一批人则下落不明。
第一批战俘在开城受到了夹道欢迎，到了国内就被关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原联合国军战俘管理处）。从1953年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战俘们不得不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但是归管处在党籍问题上较为宽大，到1954年2月，80%战俘被恢复了党团籍和军籍。
3月，高饶“反党”集团发生后，中央下发文件，要求中共战俘95%开除党团籍，表现好的，仅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于是大部分战俘被遣返回乡，成为坏分子。文革爆发后，大部分战俘再次受到严厉批斗，不少人受不了折磨而自尽。我在此仅举一例。
国内《读库》刊载的肖逢（注：四川江油人，父亲曾是江油县副县长，文革时惨死）撰写的《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一文，其中描写了他的舅舅、一个“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遭遇。
肖逢的舅舅年轻时曾在川军中当兵，1949年，其所在的部队向中共投降，后作为“志愿军”被派往朝鲜参战。在中共军中，舅舅被培养为入党积极份子，还有个相当于军士的职务。后来，在一次战役中，舅舅成为了联合国军的俘虏。
在战俘营中，舅舅属于坚定的回国派，拒绝文身刺上反共文字。他还是在停战后被遣返时举红旗的人之一。可等这些回国的战俘一过鸭绿江，办完交接，中共就将他们拉到山里的一个营地，挨个反覆检查。经过严厉检查，没有发现舅舅有任何变节行为，于是将其送回了江油，先是安排在渡口管理所，后做了养路工。同那些被遣送到农村的战友们相比，舅舅还是很幸运的。
然而，在随后的历次运动中，舅舅都成为了挨整的对像，无一幸免。他经常被“革命群众”要求当众脱衣服展示文身的刺青反共文字，因为很多中共战俘身上都有。有文字的，是可耻的“软骨头怕死鬼”，打！他脱了上衣，没有，那就脱裤子，脱的只剩内裤，还是没有，这更说明是派遣回来潜伏的特务，被打得更厉害。
就这样，舅舅被折磨了几十年。文革结束后，舅舅也曾要求落实政策，但却无果而终。
同肖逢的舅舅一样，回国的六千多名中共战俘在踏入国门的一刹那，命运就早已注定。也许，在历经磨难后，他们的内心还是钦羡当年明智选择不回国的战友吧！而那批下落不明的战俘们的命运大概更为凄惨。中共怎是“邪恶”二字可以道尽？！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主要敌人是苏联，因此不愿意将其大量部队长期陷在朝鲜半岛，且国内开始反战，而且其它国家也不再愿意派兵参加联合国军队；另一方面，中共和朝鲜损失巨大，也愿意求和。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历时两年，达成了停火协议。
中共大部分战俘不愿被遣返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走出中立区。（穆正新提供）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共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虏的“志愿军”战俘，但美国方面则根据自愿原则遣返。原来，在战争期间，许多中共军人寻找机会自愿投降联合国军，而且比例相当大。当时联合国军俘获的中共军人有两万一千馀人，其中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中共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据当时美军的战俘监管人员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共产党战俘们提出的最频繁的要求是：发给我们武器，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有资料表明这些反共中共战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编的前国民党军队官兵为主。根据《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的统计：在一万多名反共战俘中，三分之二的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但另外三分之一是属于“根红苗正”的。他们不愿被遣返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在军队中通过摧毁人的尊严而实行的种种洗脑等严酷政策，他们担心回国后会受到不公待遇。
中共威逼色诱战俘
仅有三分之一的战俘愿意回国大大出乎中共的预料。颜面顿失的中共遂指责这是联合国军强迫战俘去台湾。依照停战协定，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必须转移到中立国营区再度由中共派出代表进行“解释”，时间为90天。
中共方面坚持实行对战俘单个一对一的“解释”。据各国记者统计，单个解释的时间最短的为75分钟，最长的达到153分钟。在解释期间，中共解释代表与战俘反覆答问“你要去哪里”这同一个问题，甚至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违反解释规则的威胁性用语。有解释代表甚至说出了“台湾已经解放”这样的笑话。以至于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
为了促使战俘回国，中共解释代表甚至携带漂亮女子前往帐篷，每接见一个战俘，女子便说“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而有战俘则开玩笑般喊出“我要蓝平姐姐”。蓝平是江青以前的艺名。
按照规定，解释完毕后，战俘要从两扇门中选择一个离开账篷。中遣会主席印度代表以英语说明哪扇门对应遣返，但中方翻译则将“遣返”翻译成“愿意回去的”。有战俘不解“回去”二字究竟指回国还是回济州岛，大吼请求解释，而中共解释代表则要求印度主席禁止解释，若有联合国观察员解释，则被印度主席逐出帐篷。
90天解释期过后，仅有440名战俘回心转意，占总人数的3%。
战俘回国后“一入深渊苦似海”
不愿被遣返的中共战俘最终被送到了台湾，大多发展不错，至少善终。而那些相信了中共回到了中国的战俘，则“一入深渊苦似海”，不仅多次被审查，而且在历次运动中都成为了挨整的对像。
据悉，当年返回国的中共战俘分为两批次，一批是甄别时即自愿遣返者共6,670人，另一批则是解释之后回心转意者共440人。目前公开的资料涉及的基本是第一批战俘的下落，后一批人则下落不明。
第一批战俘在开城受到了夹道欢迎，到了国内就被关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原联合国军战俘管理处）。从1953年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战俘们不得不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但是归管处在党籍问题上较为宽大，到1954年2月，80%战俘被恢复了党团籍和军籍。
3月，高饶“反党”集团发生后，中央下发文件，要求中共战俘95%开除党团籍，表现好的，仅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于是大部分战俘被遣返回乡，成为坏分子。文革爆发后，大部分战俘再次受到严厉批斗，不少人受不了折磨而自尽。我在此仅举一例。
国内《读库》刊载的肖逢（注：四川江油人，父亲曾是江油县副县长，文革时惨死）撰写的《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一文，其中描写了他的舅舅、一个“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遭遇。
肖逢的舅舅年轻时曾在川军中当兵，1949年，其所在的部队向中共投降，后作为“志愿军”被派往朝鲜参战。在中共军中，舅舅被培养为入党积极份子，还有个相当于军士的职务。后来，在一次战役中，舅舅成为了联合国军的俘虏。
在战俘营中，舅舅属于坚定的回国派，拒绝文身刺上反共文字。他还是在停战后被遣返时举红旗的人之一。可等这些回国的战俘一过鸭绿江，办完交接，中共就将他们拉到山里的一个营地，挨个反覆检查。经过严厉检查，没有发现舅舅有任何变节行为，于是将其送回了江油，先是安排在渡口管理所，后做了养路工。同那些被遣送到农村的战友们相比，舅舅还是很幸运的。
然而，在随后的历次运动中，舅舅都成为了挨整的对像，无一幸免。他经常被“革命群众”要求当众脱衣服展示文身的刺青反共文字，因为很多中共战俘身上都有。有文字的，是可耻的“软骨头怕死鬼”，打！他脱了上衣，没有，那就脱裤子，脱的只剩内裤，还是没有，这更说明是派遣回来潜伏的特务，被打得更厉害。
就这样，舅舅被折磨了几十年。文革结束后，舅舅也曾要求落实政策，但却无果而终。
结语
同肖逢的舅舅一样，回国的六千多名中共战俘在踏入国门的一刹那，命运就早已注定。也许，在历经磨难后，他们的内心还是钦羡当年明智选择不回国的战友吧！而那批下落不明的战俘们的命运大概更为凄惨。中共怎是“邪恶”二字可以道尽？！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