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洋政府和中共统治时期，分别发生了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并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件。一个是“三一八惨案”，一个是“六四屠杀”。而事件发生后各方的反应，足以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哪个才是真正黑暗的社会。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当时军阀冯玉祥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大沽口守军炮击日本军舰，日本等国认为这违反了1900年签订的《辛丑合约》，于是对北洋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北京的学生和民众在中共和国民党的组织下，进入天安门抗议，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游行队伍最后进入了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示威者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彼时，段祺瑞不在政府内，正在开会的贾德耀等人则悄悄从侧门离开。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枪声响起后，示威者前逃后冲，秩序大乱。其后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拿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才导致开枪。《临时执政令》则认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惨案发生后统计，被打死的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150馀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为人们所熟悉的有北师大学生刘和珍。
“六四屠杀”则发生在1989年6月4日。4月15日，开明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许多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其后悼念活动转为要求中共政府控制通货膨胀，解决官员腐败，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期间，最多有一百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与示威活动。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希望通过与学生对话解决问题，而以邓小平、李鹏等为首的强硬派则决定采取武力解决。
5月20日，北京实施戒严。中共30万军队被调往北京。6月4日，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枪、清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六四前夕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2013年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在“六四”事件中，中共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是犯了“反人类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他并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
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而香港蘋果日报旗下《壹周刊》于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刊发的报导，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
毫无疑问，当年的民国北洋政府和今日的中共政府都对学生、对中国人犯下了杀人罪行。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惨案发生后，对于社会的强烈反应，民国政府与中共政府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媒体态度不同。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社会群情激愤，诸多媒体加入了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京报》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消息、评论和通电，其副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103篇。这无疑说明当时因为政治体制还是议会制，所以还有相当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允许媒体批评政府。
然而在“六四”惨案发生后，中共掌控下的所有媒体秉承其旨意，大肆宣传学生的暴行，宣传这是“反革命暴乱”，媒体的独立性和骨气荡然无存。显然，在一党专政下，独立和有骨气的媒体也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二、大学态度不同。不仅是媒体表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高校校长和教授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北洋政府。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是无法挽救的”。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公祭会上沉痛地表示：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可是在“六四”惨案后，北大等高校既无些许公开伤悼之意，反而秉承中共意旨，对教师和学生加以甄别，要求参与者写检讨，不让其上课，并将当年的毕业生大多发配到农村等。大学独立的精神和骨气同样不复存在。
三、“国会”态度不同。民国时期的国会虽然多数时候也是花瓶，但在惨案发生后，却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这表明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
而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呢？除了沉默就是附和，这样的“人大”是代表人民的吗？
四、政府首脑态度不同。时任临时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此外，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
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后来他生病时，医生曾建议他吃点肉食以增强体质，他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对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可中国人至今可曾看到哪个中共领导人对“六四”遇害者下跪？可曾看到哪个领导人发自内心的忏悔？除了推诿就是逃避，人性何在？
因为惨案，段祺瑞政府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很快倒台，因为“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就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而中共政权却仰仗其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欺骗手段，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但它所欠下的累累血债终将导致其覆亡。
而上述四个对比也说明，所谓的“旧”社会比所谓的“新”社会更具有法制和开放精神，更具有更多的自由，而真正黑暗的恰恰是口口声声为人民的中共治下的“新社会”。
还是后来着名的报人、曾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一语中的，“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这样的政权不要也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三一八惨案”与“六四屠杀”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当时军阀冯玉祥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大沽口守军炮击日本军舰，日本等国认为这违反了1900年签订的《辛丑合约》，于是对北洋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北京的学生和民众在中共和国民党的组织下，进入天安门抗议，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游行队伍最后进入了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示威者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彼时，段祺瑞不在政府内，正在开会的贾德耀等人则悄悄从侧门离开。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枪声响起后，示威者前逃后冲，秩序大乱。其后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拿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才导致开枪。《临时执政令》则认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惨案发生后统计，被打死的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150馀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为人们所熟悉的有北师大学生刘和珍。
“六四屠杀”则发生在1989年6月4日。4月15日，开明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许多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其后悼念活动转为要求中共政府控制通货膨胀，解决官员腐败，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期间，最多有一百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与示威活动。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希望通过与学生对话解决问题，而以邓小平、李鹏等为首的强硬派则决定采取武力解决。
5月20日，北京实施戒严。中共30万军队被调往北京。6月4日，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枪、清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六四前夕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2013年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在“六四”事件中，中共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是犯了“反人类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他并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
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而香港蘋果日报旗下《壹周刊》于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刊发的报导，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
毫无疑问，当年的民国北洋政府和今日的中共政府都对学生、对中国人犯下了杀人罪行。
惨案发生后的四大对比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惨案发生后，对于社会的强烈反应，民国政府与中共政府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媒体态度不同。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社会群情激愤，诸多媒体加入了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京报》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消息、评论和通电，其副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103篇。这无疑说明当时因为政治体制还是议会制，所以还有相当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允许媒体批评政府。
然而在“六四”惨案发生后，中共掌控下的所有媒体秉承其旨意，大肆宣传学生的暴行，宣传这是“反革命暴乱”，媒体的独立性和骨气荡然无存。显然，在一党专政下，独立和有骨气的媒体也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二、大学态度不同。不仅是媒体表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高校校长和教授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北洋政府。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是无法挽救的”。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公祭会上沉痛地表示：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可是在“六四”惨案后，北大等高校既无些许公开伤悼之意，反而秉承中共意旨，对教师和学生加以甄别，要求参与者写检讨，不让其上课，并将当年的毕业生大多发配到农村等。大学独立的精神和骨气同样不复存在。
三、“国会”态度不同。民国时期的国会虽然多数时候也是花瓶，但在惨案发生后，却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这表明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
而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呢？除了沉默就是附和，这样的“人大”是代表人民的吗？
四、政府首脑态度不同。时任临时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此外，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
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后来他生病时，医生曾建议他吃点肉食以增强体质，他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对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可中国人至今可曾看到哪个中共领导人对“六四”遇害者下跪？可曾看到哪个领导人发自内心的忏悔？除了推诿就是逃避，人性何在？
结语
因为惨案，段祺瑞政府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很快倒台，因为“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就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而中共政权却仰仗其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欺骗手段，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但它所欠下的累累血债终将导致其覆亡。
而上述四个对比也说明，所谓的“旧”社会比所谓的“新”社会更具有法制和开放精神，更具有更多的自由，而真正黑暗的恰恰是口口声声为人民的中共治下的“新社会”。
还是后来着名的报人、曾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一语中的，“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这样的政权不要也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