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大预计将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举行，届时该会议不但将成为中国人关注的一大议题，对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将产生极大影响。
19大的主要关注点大约有三个。第一点，是这次会议是否会依照过去二十年的惯例，推出一个新的最高权力接班人。如果没有，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将在五年后的中共20大继续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因而改变中共的政治生态。第二点，是政治局常委人选，这将决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共的基本政治走向。第三点，则是王岐山是去还是留。鉴于中共声称反腐将“永远在路上”，如果王岐山退休离开中共权力核心，则中共18大以来中纪委权力大幅度提升，和所谓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否能延续对中共党和中国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强力监督，就有了巨大的疑问。
当今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大体分为专制和民主两个类型。中国属于专制体制当无疑议。抛开价值观的区分，专制体制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拥有无上的权威，才能指挥体制高效运作。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基本趋势是去权威化的过程。至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已经日益丧失，因此体制崩坏运作失灵便无可避免。18大之后，北京寻求恢复体制效率，除了反腐之外，更重要的是恢复领袖的无上权威，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然而，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中国的专制体制，朝代初始往往是皇帝或者政体的最高权威控制体制，然后逐渐变成皇权和体制下的官员对峙，最后则变成体制控制皇帝。在朝代中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改革”局面，皇权采取措施，力图恢复体制运作的有效性。短期的效果，就是所谓“中兴”，但通常的情况是改革失败，继而各种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最后在一连串的“内忧”困扰下引来外患，导致最终灭亡。
从经济学角度看，各个朝代也同样经历了贫富相对均衡到贫富悬殊巨大的过程。每一朝代在经历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国家采取鼓励生产减少干预的“黄老之治”，然后社会分化加剧，官吏和豪族关系日趋紧密，贫富悬殊逐渐扩大，导致社会动荡越来越严重。
所谓中兴的改革，是最高掌权者意识到社会问题之后，试图限制官员和豪族利益扩张的举措。但因为这些措施往往需要通过专制官僚体制执行，结果，各种改革措施反而加剧了问题。
社会效率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有如社会基础的两只脚，两只脚需要分别迈进，整个社会才能逐步前进。社会公平，是以恐惧为核心的欲望，而效率是以欲望为核心的恐惧，这是一个阴阳太极图的画面。一旦阴阳失衡，社会崩溃便可能随时发生。
中共18大之后，北京最高当局的政策是限制官员和豪族的利益，希望能够缓解阴阳失衡的局面。然而，正如过去两千年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政策需要借由体制和官员来执行。当下的情况很明显，中南海正在面临体制性的全面“软抵抗”。中国的官员和社会豪族，对这种政策并不支持，甚至是极其反感，所以才有北京要求“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声嘶力竭。这实际上是一场最高权力和整个体制的较量。
因此，中共19大是一个巨大的关卡。这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北京既不愿意继续放纵官员和豪族的巧取豪夺，也不愿意把权力部分交还给社会民众。如果北京不能在体制之外寻找另外的支点，其在中国现有的这个动量系统之内，已经无法改变中国的未来走向。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19大的主要关注点大约有三个。第一点，是这次会议是否会依照过去二十年的惯例，推出一个新的最高权力接班人。如果没有，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将在五年后的中共20大继续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因而改变中共的政治生态。第二点，是政治局常委人选，这将决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共的基本政治走向。第三点，则是王岐山是去还是留。鉴于中共声称反腐将“永远在路上”，如果王岐山退休离开中共权力核心，则中共18大以来中纪委权力大幅度提升，和所谓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否能延续对中共党和中国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强力监督，就有了巨大的疑问。
当今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大体分为专制和民主两个类型。中国属于专制体制当无疑议。抛开价值观的区分，专制体制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拥有无上的权威，才能指挥体制高效运作。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基本趋势是去权威化的过程。至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已经日益丧失，因此体制崩坏运作失灵便无可避免。18大之后，北京寻求恢复体制效率，除了反腐之外，更重要的是恢复领袖的无上权威，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然而，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中国的专制体制，朝代初始往往是皇帝或者政体的最高权威控制体制，然后逐渐变成皇权和体制下的官员对峙，最后则变成体制控制皇帝。在朝代中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改革”局面，皇权采取措施，力图恢复体制运作的有效性。短期的效果，就是所谓“中兴”，但通常的情况是改革失败，继而各种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最后在一连串的“内忧”困扰下引来外患，导致最终灭亡。
从经济学角度看，各个朝代也同样经历了贫富相对均衡到贫富悬殊巨大的过程。每一朝代在经历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国家采取鼓励生产减少干预的“黄老之治”，然后社会分化加剧，官吏和豪族关系日趋紧密，贫富悬殊逐渐扩大，导致社会动荡越来越严重。
所谓中兴的改革，是最高掌权者意识到社会问题之后，试图限制官员和豪族利益扩张的举措。但因为这些措施往往需要通过专制官僚体制执行，结果，各种改革措施反而加剧了问题。
社会效率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有如社会基础的两只脚，两只脚需要分别迈进，整个社会才能逐步前进。社会公平，是以恐惧为核心的欲望，而效率是以欲望为核心的恐惧，这是一个阴阳太极图的画面。一旦阴阳失衡，社会崩溃便可能随时发生。
中共18大之后，北京最高当局的政策是限制官员和豪族的利益，希望能够缓解阴阳失衡的局面。然而，正如过去两千年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政策需要借由体制和官员来执行。当下的情况很明显，中南海正在面临体制性的全面“软抵抗”。中国的官员和社会豪族，对这种政策并不支持，甚至是极其反感，所以才有北京要求“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声嘶力竭。这实际上是一场最高权力和整个体制的较量。
因此，中共19大是一个巨大的关卡。这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北京既不愿意继续放纵官员和豪族的巧取豪夺，也不愿意把权力部分交还给社会民众。如果北京不能在体制之外寻找另外的支点，其在中国现有的这个动量系统之内，已经无法改变中国的未来走向。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