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软埋》在大陆引发风波。自去年出版后，这部涉及中共土改运动的作品，获得了媒体的普遍赞扬和读者的认可。该书被指“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美学的丰富性”，作者方方被誉为“严肃的良心作家”。而另一方面，左派对这部作品发起了文革式批判和攻击：“大毒草”、“严重的政治错误”、“美化地主阶级”等定性谩骂不断。还有人质问作协“还管不管创作导向”？
两极的迥异评价，折射出深刻的意识形态之争。今天，在自由浪潮席卷而来之际，在中共穷途末路之时，一部分左派人士仍然以“党性”为导向，以中共的标准左右一切、衡定一切，足见红色毒害之深。
《软埋》究竟是颠覆了历史，还是呈现了真相？土改以及中共的统治，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软埋》聚焦女主人翁丁子桃的经历，时间跨度五十多年。丁子桃原是乡绅儿媳，在“土改”运动中，她的娘家人被杀，婆家集体自杀和软埋（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变故之后，丁子桃失去了记忆，靠给别人做保姆为生。生活虽然安定下来，可是昔日的噩梦却始终缠绕于心。为了帮助她解开心结，丁子桃的儿子吴青林在探寻往事中发现，历史的真相令人震惊和痛苦。于是，吴青林选择逃避和遗忘。
据陆媒报导，丁子桃的原型，是方方一位朋友的母亲。“软埋”书名也源自她的故事。这位老太太患上老年痴呆症多年，但仍然多次明确地表达：我不要软埋！因此，在她去世后火葬时，方方的朋友为母亲准备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软埋”一词深深地触动了作家方方。她以文章“我们不要软埋”作为小说后记，其中提到了肉体的软埋和时间的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
小说关注的是一个丁子桃，而在现实中，成千上万个“丁子桃”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的人生因“土改”而改变。多少人，因为“党”发起的一场运动，失去了事业、亲人和家庭，失去了自尊、希望、甚至生命。
在丁子桃的记忆里，“软埋”代表着死亡和恐怖。因此她说：“我不要软埋。”而对于整个民族而言，拒绝软埋，则需要找寻和记录真相。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初期前后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土改消灭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摧毁了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九评共产党》指出，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土改时常常召开斗争会，把地主富农押上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则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被就地枪杀。
“美国之音”曾经发表《1949之后：土改何以要杀人？》，其中写：“在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馀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2013年7月30日，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作家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谭松认为，土改设立所谓的“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据他介绍，积极参与土改的地痞流氓，为了向地主逼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的手段，包括动用酷刑。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土改总共杀死了约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关于土改带来的创伤，方方写道：“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方方对媒体表示，历史学家、作家应当承担起记忆的责任。她说：“我的这部小说，只是想通过人的命运或那些导致命运转折的细微事件，来提醒人们，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谭松在2002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12个县市，访问了400多个土改亲历者，最后完成一部36万字的土改专访录。谭松表示，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说，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
中国摄影记者李振盛累积十万张照片，记录了从“四清”到“文革”的荒诞运动史。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文革后来发展到我的亲属家里发生被迫自杀的现象，包括我太太的父亲；后来又发展到我也被批斗了。当革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还能拥护它吗？我还能继续欢呼吗？所以，我记录的轨迹就更加深了。”
李振盛表示：“如果说我此生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
在过去的68年里，中共接连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为了巩固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整人，以党性泯灭人性。中共的统治史，充满了谎言和暴力，制造恐怖、悲剧和灾难。有人选择忘记，是为了逃避苦痛。然而，忘记并不能抹掉过去，也无法改变暴政的杀人本质。
几十年来，有许多学者、专家和普通的善良人，凭着勇气和毅力，拼接起无数的历史碎片。他们收集资料，走访证人，撰写着作，传送讯息。真相，收录在文字、数据、图片、绘画、电影和录像中。这些记录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付出了不为人知的代价。他们的努力实践，揭露邪恶，警醒世人。真相，不会随风而逝。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两极的迥异评价，折射出深刻的意识形态之争。今天，在自由浪潮席卷而来之际，在中共穷途末路之时，一部分左派人士仍然以“党性”为导向，以中共的标准左右一切、衡定一切，足见红色毒害之深。
《软埋》究竟是颠覆了历史，还是呈现了真相？土改以及中共的统治，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软埋》与软埋
《软埋》聚焦女主人翁丁子桃的经历，时间跨度五十多年。丁子桃原是乡绅儿媳，在“土改”运动中，她的娘家人被杀，婆家集体自杀和软埋（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变故之后，丁子桃失去了记忆，靠给别人做保姆为生。生活虽然安定下来，可是昔日的噩梦却始终缠绕于心。为了帮助她解开心结，丁子桃的儿子吴青林在探寻往事中发现，历史的真相令人震惊和痛苦。于是，吴青林选择逃避和遗忘。
据陆媒报导，丁子桃的原型，是方方一位朋友的母亲。“软埋”书名也源自她的故事。这位老太太患上老年痴呆症多年，但仍然多次明确地表达：我不要软埋！因此，在她去世后火葬时，方方的朋友为母亲准备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软埋”一词深深地触动了作家方方。她以文章“我们不要软埋”作为小说后记，其中提到了肉体的软埋和时间的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
小说关注的是一个丁子桃，而在现实中，成千上万个“丁子桃”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的人生因“土改”而改变。多少人，因为“党”发起的一场运动，失去了事业、亲人和家庭，失去了自尊、希望、甚至生命。
在丁子桃的记忆里，“软埋”代表着死亡和恐怖。因此她说：“我不要软埋。”而对于整个民族而言，拒绝软埋，则需要找寻和记录真相。
土改真相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初期前后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土改消灭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摧毁了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九评共产党》指出，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土改时常常召开斗争会，把地主富农押上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则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被就地枪杀。
“美国之音”曾经发表《1949之后：土改何以要杀人？》，其中写：“在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馀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2013年7月30日，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作家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谭松认为，土改设立所谓的“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据他介绍，积极参与土改的地痞流氓，为了向地主逼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的手段，包括动用酷刑。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土改总共杀死了约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关于土改带来的创伤，方方写道：“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记忆的责任
方方对媒体表示，历史学家、作家应当承担起记忆的责任。她说：“我的这部小说，只是想通过人的命运或那些导致命运转折的细微事件，来提醒人们，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谭松在2002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12个县市，访问了400多个土改亲历者，最后完成一部36万字的土改专访录。谭松表示，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说，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
中国摄影记者李振盛累积十万张照片，记录了从“四清”到“文革”的荒诞运动史。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文革后来发展到我的亲属家里发生被迫自杀的现象，包括我太太的父亲；后来又发展到我也被批斗了。当革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还能拥护它吗？我还能继续欢呼吗？所以，我记录的轨迹就更加深了。”
李振盛表示：“如果说我此生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
在过去的68年里，中共接连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为了巩固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整人，以党性泯灭人性。中共的统治史，充满了谎言和暴力，制造恐怖、悲剧和灾难。有人选择忘记，是为了逃避苦痛。然而，忘记并不能抹掉过去，也无法改变暴政的杀人本质。
几十年来，有许多学者、专家和普通的善良人，凭着勇气和毅力，拼接起无数的历史碎片。他们收集资料，走访证人，撰写着作，传送讯息。真相，收录在文字、数据、图片、绘画、电影和录像中。这些记录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付出了不为人知的代价。他们的努力实践，揭露邪恶，警醒世人。真相，不会随风而逝。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