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03日讯】 【今日点击】（2858-2）
提要
采访“六四”《天安门屠杀》作者杜斌先生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在这一集节目的上半部分跟大家分享了，我曾经与杜斌先生的采访的内容，那杜斌先生因为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且他是中国人在有关在西方媒体当中，拍摄新闻照片，据说他应该是最多的，被录用最多的；他同时又是一个电视片、纪录片的制作者，也是一个写书的人。所以在4年前他刚刚完成了，有关马三家在中共体制之下，这种劳教所对女性的那种残酷迫害的纪录片。所以他有着他非常独特的视角，有着他自己非常敏锐的，那种对问题认识的深刻和广度。那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年我采访杜斌先生，有关六四状况的下半部分。
杜斌先生：
因为这本书汇聚了24年来，我所能收集到的目击者见证者，以及所有能找到的，我已经都看了一下。这本书我觉得一、二百万字是不成问题的，我是核对主要的看，我觉得编辑这本书把我累坏了，但是还是比较开心，现在要开心的就是说这本书终于如愿出版，出版以后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是我做过的。叫这么一个名字，可能中共会觉得冒犯它了，因为它一直想努力回避开，天安门屠杀，天安门广场发生过屠杀的事情，它一直想回避。我觉得编辑这本书用这些亲历者目击者以及掌权者留下的这些文字，来编辑出这些东西来，它就是《天安门屠杀》，如果它不叫做《天安门屠杀》，它就不会有名字，它就不会有第二个名字，这就是真正的天安门屠杀。还有就是当时参与清场的士兵，他们写了一些东西，我通过其他一些渠道。 他们在六四的早晨，在广场上就亲眼见到了血肉模糊女学生的身体，当时我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士兵，就问他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他说，他想了一下说有没有死人，我没看见。后来我知道应该是在2012年6月分我知道，他告诉了别人，别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就说出来了，就是他看见了，但是别的不说，但是作为一个清场的人，他肯定说的不会是假话，这种事件他也不会去编造。
石涛先生：您提到这一点，其实我自己也有满深刻的记忆的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应该是6月5日还是6月6日，北京电视台报导的在新闻的节目当中。当时它用了一个词，就北京惯用的词，他讲说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没放一枪放两枪也叫没放一枪；放一千枪也叫没放一枪。这是北京人在描述相关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在残酷的这种环境之下，所特有的一种北京人的文化。而他在讲这件事情，在正经八百说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这样新闻词的时候，它的镜头，整个当时新闻片的镜头，位置是在纪念碑的第二层；然后第二层的花岗岩上，它把整个镜头往里推，我非常清楚是这么大的一个枪眼，这么大的一个枪眼，把整个石头打碎了，打成弧形弯状的坑。它的解说词就是说，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这就是我自己当时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杜彬先生：对，对，当时好像，我不记得了是哪个外国记者，好像是CNN还是哪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说中国政府把这个事情，六四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就带着这些外国记者去参观，参观天安门广场，说这个没有开枪。好像就是说，一个记者戴的是，手上戴的一个叫，就是一个手炼之类的，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它碎了，掉了一地，掉了一地说你看看：这个谎言的力量有多大，说我的手炼，那个珠子都掉了。
石涛先生：这件事情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您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说给相当多的朋友一个启示，我就不知道，透过您过去的经历，对现今的中共本身的政权，对现今的中共的领导人，面对六四这件事情，您是否还抱有希望呢？无论是平反还是怎么样？
杜斌先生：我非常反对用？“平反？”两个字，因为我就不能接受，说一个屠夫来给被杀的人平反，这怎么可能呢！你不可能要求刽子手帮你平反，它们没有资格，它们面临的一些，除了认罪没有第二条路。
石涛先生：在《天安门屠杀》这本书拿来之前，一个月之前，您推出了一个片子《小鬼头上的女人》。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您当时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懂得了一点，法轮功在中国，在今天中共统治之下，据说是不能碰的，谁碰谁死 ，有这么个说法，而您为什么敢有这样的勇气，把这样真实的一面拿出来呢？
杜斌先生：其实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简单，我是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到法轮功这一块，我也曾经多次告诉过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曾经劝告过我，说你不要碰法轮功，这个谁碰谁死。我说，我就笑了，我说：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信仰，他首先他是一个人；其次，她是一个女人；再其次，我们都是女人生的。我们如果能够忍受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人，你就不是一个女人生的人，那就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谓的人。其实我做的时候，我还是冒着风险，当然我有我的压力，说我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也有我的压力。但是有一些事情，做了就做了，你不做将来就会后悔，假如说，将来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孩子要有一天会问我说：爸爸，在你们那个时代，你都干了什么？我就可以很骄傲的告诉他，爸爸就做了这些东西，无愧于我自己，我就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坦荡荡的去做一件事情，没有什么隐瞒，我想任何人，任何一个政权，我们都毫无惧色，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这就是真相的力量。所以我做 《小鬼头上的女人》的时候，我的心情有的时候是难过，难过是因为我看到了 听到了她们的遭遇，这个愤怒，就是在一个女子劳教所，一些女警察竟然直接可以做一些凌辱女人的事情。就比方说：这个女人，这个女警察拿着电击棍，电击女人的乳房、电击生殖器、插进阴道里电击、往阴道里灌辣椒面，这些都是这些受害者自己说的。我觉得这能是一个人能干出来的吗？这是一个女人就干这样的事情，谁能接受！为什么中国的知识份子们要集体沉默，这点让我非常遗憾。我觉得我能够做一点事情，我就做一点事情，我也没有要推翻中共，也没有要颠覆这个政权，我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我就是要做一点人能够做的，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所以就在我的那本《天安门屠杀》的编辑这本书里面，我在我的编者的话，里面在最后的两句话是这样说的：至爱 至恨 至痛都要被看见，我们是人。其实我做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为了说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牲口。
石涛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也替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向您表示致谢。更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透过您的这本书，知道更多事情的本来面目。谢谢！
杜斌先生：谢谢，谢谢！
这集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相关链接： 【今日点击】采访“六四”《天安门屠杀》作者杜斌先生（上）
提要
采访“六四”《天安门屠杀》作者杜斌先生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在这一集节目的上半部分跟大家分享了，我曾经与杜斌先生的采访的内容，那杜斌先生因为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且他是中国人在有关在西方媒体当中，拍摄新闻照片，据说他应该是最多的，被录用最多的；他同时又是一个电视片、纪录片的制作者，也是一个写书的人。所以在4年前他刚刚完成了，有关马三家在中共体制之下，这种劳教所对女性的那种残酷迫害的纪录片。所以他有着他非常独特的视角，有着他自己非常敏锐的，那种对问题认识的深刻和广度。那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年我采访杜斌先生，有关六四状况的下半部分。
杜斌先生：
因为这本书汇聚了24年来，我所能收集到的目击者见证者，以及所有能找到的，我已经都看了一下。这本书我觉得一、二百万字是不成问题的，我是核对主要的看，我觉得编辑这本书把我累坏了，但是还是比较开心，现在要开心的就是说这本书终于如愿出版，出版以后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是我做过的。叫这么一个名字，可能中共会觉得冒犯它了，因为它一直想努力回避开，天安门屠杀，天安门广场发生过屠杀的事情，它一直想回避。我觉得编辑这本书用这些亲历者目击者以及掌权者留下的这些文字，来编辑出这些东西来，它就是《天安门屠杀》，如果它不叫做《天安门屠杀》，它就不会有名字，它就不会有第二个名字，这就是真正的天安门屠杀。还有就是当时参与清场的士兵，他们写了一些东西，我通过其他一些渠道。 他们在六四的早晨，在广场上就亲眼见到了血肉模糊女学生的身体，当时我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士兵，就问他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他说，他想了一下说有没有死人，我没看见。后来我知道应该是在2012年6月分我知道，他告诉了别人，别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就说出来了，就是他看见了，但是别的不说，但是作为一个清场的人，他肯定说的不会是假话，这种事件他也不会去编造。
石涛先生：您提到这一点，其实我自己也有满深刻的记忆的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应该是6月5日还是6月6日，北京电视台报导的在新闻的节目当中。当时它用了一个词，就北京惯用的词，他讲说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没放一枪放两枪也叫没放一枪；放一千枪也叫没放一枪。这是北京人在描述相关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在残酷的这种环境之下，所特有的一种北京人的文化。而他在讲这件事情，在正经八百说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这样新闻词的时候，它的镜头，整个当时新闻片的镜头，位置是在纪念碑的第二层；然后第二层的花岗岩上，它把整个镜头往里推，我非常清楚是这么大的一个枪眼，这么大的一个枪眼，把整个石头打碎了，打成弧形弯状的坑。它的解说词就是说，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这就是我自己当时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杜彬先生：对，对，当时好像，我不记得了是哪个外国记者，好像是CNN还是哪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说中国政府把这个事情，六四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就带着这些外国记者去参观，参观天安门广场，说这个没有开枪。好像就是说，一个记者戴的是，手上戴的一个叫，就是一个手炼之类的，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它碎了，掉了一地，掉了一地说你看看：这个谎言的力量有多大，说我的手炼，那个珠子都掉了。
石涛先生：这件事情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您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说给相当多的朋友一个启示，我就不知道，透过您过去的经历，对现今的中共本身的政权，对现今的中共的领导人，面对六四这件事情，您是否还抱有希望呢？无论是平反还是怎么样？
杜斌先生：我非常反对用？“平反？”两个字，因为我就不能接受，说一个屠夫来给被杀的人平反，这怎么可能呢！你不可能要求刽子手帮你平反，它们没有资格，它们面临的一些，除了认罪没有第二条路。
石涛先生：在《天安门屠杀》这本书拿来之前，一个月之前，您推出了一个片子《小鬼头上的女人》。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您当时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懂得了一点，法轮功在中国，在今天中共统治之下，据说是不能碰的，谁碰谁死 ，有这么个说法，而您为什么敢有这样的勇气，把这样真实的一面拿出来呢？
杜斌先生：其实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简单，我是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到法轮功这一块，我也曾经多次告诉过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曾经劝告过我，说你不要碰法轮功，这个谁碰谁死。我说，我就笑了，我说：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信仰，他首先他是一个人；其次，她是一个女人；再其次，我们都是女人生的。我们如果能够忍受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人，你就不是一个女人生的人，那就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谓的人。其实我做的时候，我还是冒着风险，当然我有我的压力，说我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也有我的压力。但是有一些事情，做了就做了，你不做将来就会后悔，假如说，将来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孩子要有一天会问我说：爸爸，在你们那个时代，你都干了什么？我就可以很骄傲的告诉他，爸爸就做了这些东西，无愧于我自己，我就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坦荡荡的去做一件事情，没有什么隐瞒，我想任何人，任何一个政权，我们都毫无惧色，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这就是真相的力量。所以我做 《小鬼头上的女人》的时候，我的心情有的时候是难过，难过是因为我看到了 听到了她们的遭遇，这个愤怒，就是在一个女子劳教所，一些女警察竟然直接可以做一些凌辱女人的事情。就比方说：这个女人，这个女警察拿着电击棍，电击女人的乳房、电击生殖器、插进阴道里电击、往阴道里灌辣椒面，这些都是这些受害者自己说的。我觉得这能是一个人能干出来的吗？这是一个女人就干这样的事情，谁能接受！为什么中国的知识份子们要集体沉默，这点让我非常遗憾。我觉得我能够做一点事情，我就做一点事情，我也没有要推翻中共，也没有要颠覆这个政权，我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我就是要做一点人能够做的，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所以就在我的那本《天安门屠杀》的编辑这本书里面，我在我的编者的话，里面在最后的两句话是这样说的：至爱 至恨 至痛都要被看见，我们是人。其实我做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为了说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牲口。
石涛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也替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向您表示致谢。更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透过您的这本书，知道更多事情的本来面目。谢谢！
杜斌先生：谢谢，谢谢！
这集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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