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亲人、亲情为要胁，是中共秘密警察逼迫异议人士就范常用的一招，也是非常卑鄙阴毒的一招。高律师在女儿上高中问题上的遭遇就是个例子。
2008年那会，中共打起了逼迫高律师与其合作，结成所谓“利益共同体”的算盘。北京秘密警察头子于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师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设计，他的官会越做越大，到时他们会拥有很多资源，“我们合作吧”。
那段时间，拦在高律师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即是女儿上高中的问题，周永康及其打手们将之视为终于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软肋。他们曾公开在高律师跟前调侃道：“老高有着他不同阶段的‘七寸’，过去是老太太（指我母亲），现在是俩孩子。”
“我们不可能永远悬而不决。”于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师谈话中肃然以道。
“我这里从来不存在悬而不决的问题，悬只在你们那里。只要我一家还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孩子们也还能正常地去上学，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愿意为他们苟活着。你若非要改变现状，而朝着你期望的方向的改变是没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么。”高律师也介面肃然道。
然而，高律师的决绝并没有使对方死心。为了最终达到让高律师与自己合作的目地，当局抛出了三大“诱饵”：一是要把高律师大哥家的一个儿子安排在公安系统；二是给高家批一个煤矿（那时段高律师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动批受煤矿开发，引起了给批个煤矿之说）；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学校，将来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办，可立即把全家户口转至北京（于泓源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是咱系统能办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师必须“填个表改变身份”。秘密警察孙荻在跟高律师提这个要求时往往会接着再加一句——“愿做官的话，警衔远在我和老于之上”。说完，他便死死的盯着高律师的眼睛。
谁知高律师依然不为所动。他提醒对方：“共产党政权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作为一个庞大而现实的存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组成他庞大系统的无疑都是中国人。作为个体，我不认为人人都无耻，个个都不光彩，但那里面绝不能有我，至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高律师多次跟当局强调：如果你们不从中作梗，我有条件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可秘密警察却蛮横的告诉他，“绝不”允许他自己解决，只能由政府来解决。说要将他的问题打包解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们会下档专门解决，给俩孩子安排最好的学校。他们多次来讲：“老高，政府的正式档都准备好了，你们附近的最好中学是十七中学，只要你一句话，不光他们的上学，今后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说白了，还是逼高律师入伙，成为“利益共同体”。
由于高律师始终拒绝“入伙”要求，女儿在北京上学的问题因为秘密警察的阻扰一直得不到解决，即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让女儿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学，结果仍是一筹莫展。试想，有秘密警察从中作梗，这个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呢。
到外地寻梦的期望破灭后，孙荻给高律师打来电话，说：“不要去外地折腾了，没有用的，回来吧，还是我们帮你解决吧，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候，幸得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帮助，高律师夫人耿和与两个孩子成功逃离中国抵达了美国。事情被秘密警察发现后，他们暴跳如雷，再次绑架了高律师。
接下来，两个孩子再次成了当局要胁威胁高律师的砝码。
一位秘密警察对他说，别以为逃出去就万事大吉了，“你也太小瞧共产党了。你不管逃到哪里，我们照样能找你事，说明了，没有我们的拳头构不到的地方。在国内，你们在我们手心上；在美国，她们同样在我们的手心上。你那俩孩子在国内，我们的手段只是小打小闹，说白了也就只是噁心噁心你们；你别以为到了美国就安全了，老高我明确地提醒你，你的两个孩子在美国能不能安全的事，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们的手段。我可以再给你明确一步，这俩孩子在国内，我们是不会要他们的命的，到了美国，我们不排除进一步的考虑。”这个秘密警察滔滔不绝说了半天，其中心内容无非就是他们要伤害高律师的两个孩子，且实现起来易如翻手，而避免这祸事的唯一途径就是高律师“成为我们或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谈话过程中，高律师至始至终不复一言。对方问：“怎么不说话呀？连儿女都不在乎，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德性。连儿女都不管的人就不配做人。”在他一再催促下，高律师只好回答他：“你们要施行伤害我俩孩子的壮举，我的表态并不是必经程式，听你的口气是易如翻手，也就是说你们不大会需要技术支援。我的确本不打算跟你说什么，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大，实在是因为你太卑下。其实，你给我喋喋不休讲了半天，如果我的俩孩子活在这世间，与你们政权的美好有碍，除掉他们就是了；而把除掉孩子的事非要事先说与他们的父亲，不管有多高尚的裹饰，究竟还是脱离不了卑鄙一途。”
高律师的话可能使他很惊异，他竟一脸诧愕地盯着他，足有三分钟。
秘密警察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明明是他们毫无人性可言，在拿孩子要胁威胁高律师，却说高律师不肯屈服就范是“连儿女都不管”，“不配做人”。要说不配做人，还有谁比卑鄙阴毒外加下流无赖如此的他们“不配做人”呢！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2008年那会，中共打起了逼迫高律师与其合作，结成所谓“利益共同体”的算盘。北京秘密警察头子于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师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设计，他的官会越做越大，到时他们会拥有很多资源，“我们合作吧”。
那段时间，拦在高律师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即是女儿上高中的问题，周永康及其打手们将之视为终于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软肋。他们曾公开在高律师跟前调侃道：“老高有着他不同阶段的‘七寸’，过去是老太太（指我母亲），现在是俩孩子。”
“我们不可能永远悬而不决。”于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师谈话中肃然以道。
“我这里从来不存在悬而不决的问题，悬只在你们那里。只要我一家还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孩子们也还能正常地去上学，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愿意为他们苟活着。你若非要改变现状，而朝着你期望的方向的改变是没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么。”高律师也介面肃然道。
然而，高律师的决绝并没有使对方死心。为了最终达到让高律师与自己合作的目地，当局抛出了三大“诱饵”：一是要把高律师大哥家的一个儿子安排在公安系统；二是给高家批一个煤矿（那时段高律师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动批受煤矿开发，引起了给批个煤矿之说）；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学校，将来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办，可立即把全家户口转至北京（于泓源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是咱系统能办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师必须“填个表改变身份”。秘密警察孙荻在跟高律师提这个要求时往往会接着再加一句——“愿做官的话，警衔远在我和老于之上”。说完，他便死死的盯着高律师的眼睛。
谁知高律师依然不为所动。他提醒对方：“共产党政权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作为一个庞大而现实的存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组成他庞大系统的无疑都是中国人。作为个体，我不认为人人都无耻，个个都不光彩，但那里面绝不能有我，至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高律师多次跟当局强调：如果你们不从中作梗，我有条件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可秘密警察却蛮横的告诉他，“绝不”允许他自己解决，只能由政府来解决。说要将他的问题打包解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们会下档专门解决，给俩孩子安排最好的学校。他们多次来讲：“老高，政府的正式档都准备好了，你们附近的最好中学是十七中学，只要你一句话，不光他们的上学，今后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说白了，还是逼高律师入伙，成为“利益共同体”。
由于高律师始终拒绝“入伙”要求，女儿在北京上学的问题因为秘密警察的阻扰一直得不到解决，即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让女儿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学，结果仍是一筹莫展。试想，有秘密警察从中作梗，这个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呢。
到外地寻梦的期望破灭后，孙荻给高律师打来电话，说：“不要去外地折腾了，没有用的，回来吧，还是我们帮你解决吧，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候，幸得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帮助，高律师夫人耿和与两个孩子成功逃离中国抵达了美国。事情被秘密警察发现后，他们暴跳如雷，再次绑架了高律师。
接下来，两个孩子再次成了当局要胁威胁高律师的砝码。
一位秘密警察对他说，别以为逃出去就万事大吉了，“你也太小瞧共产党了。你不管逃到哪里，我们照样能找你事，说明了，没有我们的拳头构不到的地方。在国内，你们在我们手心上；在美国，她们同样在我们的手心上。你那俩孩子在国内，我们的手段只是小打小闹，说白了也就只是噁心噁心你们；你别以为到了美国就安全了，老高我明确地提醒你，你的两个孩子在美国能不能安全的事，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们的手段。我可以再给你明确一步，这俩孩子在国内，我们是不会要他们的命的，到了美国，我们不排除进一步的考虑。”这个秘密警察滔滔不绝说了半天，其中心内容无非就是他们要伤害高律师的两个孩子，且实现起来易如翻手，而避免这祸事的唯一途径就是高律师“成为我们或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谈话过程中，高律师至始至终不复一言。对方问：“怎么不说话呀？连儿女都不在乎，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德性。连儿女都不管的人就不配做人。”在他一再催促下，高律师只好回答他：“你们要施行伤害我俩孩子的壮举，我的表态并不是必经程式，听你的口气是易如翻手，也就是说你们不大会需要技术支援。我的确本不打算跟你说什么，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大，实在是因为你太卑下。其实，你给我喋喋不休讲了半天，如果我的俩孩子活在这世间，与你们政权的美好有碍，除掉他们就是了；而把除掉孩子的事非要事先说与他们的父亲，不管有多高尚的裹饰，究竟还是脱离不了卑鄙一途。”
高律师的话可能使他很惊异，他竟一脸诧愕地盯着他，足有三分钟。
秘密警察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明明是他们毫无人性可言，在拿孩子要胁威胁高律师，却说高律师不肯屈服就范是“连儿女都不管”，“不配做人”。要说不配做人，还有谁比卑鄙阴毒外加下流无赖如此的他们“不配做人”呢！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