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1838年，山东堂邑县武家庄（现属山东冠县柳林镇），有一个叫武宗禹的汉子，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几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紧巴又不顺心，甚至给第三个刚出生的儿子起名的兴趣都没有了，“他在叔伯兄弟们中间排行老七，就叫武七吧”，武宗禹敷衍道。
长辈们的敷衍给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个不正式的名字，但武七从小就对读书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望，无奈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无力供读。八岁时，山东闹大灾荒，武七的父亲去世，一家人本已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后的日子，他常随母亲外出要饭。十五岁那年，武七到邻村的一个亲戚家当长工，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勤勤恳恳，挑水、割草、喂牲口、犁地、推碾子……什么粗笨的活儿都干。但换来的却是打骂，还没有工钱。“我收留你，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是莫大的恩惠了，还要什么工钱？”这是这个混蛋亲戚的理论。
武七两年后便离开这个亲戚雇主，到馆陶县东北薛店村大地主李廪生（外号李老辫）去打工。同样勤恳干活的武七，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更惨了。一个新年前的除夕，李老辫叫他去贴春联。因为不识字，他把本该贴到猪圈上的春联贴到了大门上。李老辫发现后大怒，不仅对武七一顿拳打脚踢，还罚他不准吃饭、睡觉。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武七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还是因为不识字，武七在李家打工，每年的工钱是十七吊，三年未预支过，也没有结过账。有一天，武七母亲病了，想借点钱回家探母。李老辫欺他不识字，拿出一份伪造的账本说：“某月某日你支取了几百文，又某日支用了几十文。总之，这年的工钱你已经用完了，在我这里没有存款了。”这一笔糊涂账在武七听来如晴天霹雳，他据理力争，李老辫当即恼羞成怒，反诬陷说武七是讹诈，叫来家奴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并推出大门不再理会。
遭到欺凌的武七在薛店村东头的一个破庙里沉睡过去。有人以为他失踪了，还有人以为他忧愤而死。三天后他却走出了破庙，似乎变得疯癫起来，嘴里嘟嘟噜噜念个不休：“扛活（即打工）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谁也不知道武七在破庙中的三天究竟想了些什么，那年，他21岁。从此，临清、馆陶、堂邑县等地街头多了一个衣衫褴褛、背着褡裢，手拿铜勺的乞丐。
武七一边讨饭，一边还到处吆喝：“出粪、铡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管钱多少。”他为了避免再次被欺骗，对自己的劳动明码标价，而且总是提前声明。这么做，全是为了赚钱，积攒起来“修个义学院”。
此外，他还玩杂耍——两手扶地，头向下，两腿挺直向上，来一个竖鼎，或者用手代脚在地上学蝎子爬，同时嘴里唱着说：“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修义学。”为了吸引别人的眼光，多赚取一点钱，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剃成了和尚头，只在额角上留一块短发，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唱着说：“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左边留，右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他还在地上爬，供孩子骑耍赚钱。他甚至当众吃蝎子、砖瓦等，以这种自虐的方式博取大家的好奇，得一点点赏钱。
有时候，他讨到了好一点的食物就转手卖出去，自己吃那些霉烂的和糟糠菜根等。有人劝他何苦这样呢？他答：“吃得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因为武七总是“义学”不离口，乡邻们都以为他得了“义学症”，所以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绰号，他却不以为然：“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31岁那年，母亲崔氏去世了，武七和两个哥哥分了家，分得三亩地，转手卖了120串钱，加上原来的100多吊钱，他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存起来放贷生息，为义学积攒更多的资金。多年的讨饭生活让他瞄准了一个人——馆陶县娄家头村的武进士娄峻岭，但娄峻岭笑他是个乞丐，不愿替他存钱放贷。
于是武七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在武进士门口跪了一天一夜，终于感动了娄峻岭。
钱可以生钱了，离办义学又近了一步，这更激发了武七讨饭、挣钱的热情。同时，他挣钱的渠道也不断拓宽。他走街串巷，接触的人很多，就给人家说媒，每撮合成一桩婚事就会得到一些喜钱。他还捡拾妇女做针线活遗弃的破布废缕，拈成线绳，或缠成线蛋卖。在别人看来，武七非常抠门，为了钱他可以不要尊严，不顾亲情，但有时他又非常大方，大方得令人吃惊。
1875年，鲁西北平原大旱，农民都种不上庄稼，饿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卖儿卖女。武训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40担高粱用于救济灾民。1885年夏，冠县城北张八寨张春和的母亲有病想吃肉。张春和外出十几年毫无音信，家里穷得连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买肉？儿媳妇竟然割自己的肉给婆婆吃。武七听闻，慷慨地赠送给她们十亩良田。
武训积攒的钱财越来越多，但娄峻岭却无法帮助他兴办义学，于是武训又把目光瞄准了堂邑县柳林镇的进士杨树坊。
1886年，武训把全部财产230多亩地和2800多吊钱交给杨树坊打理，并在杨树坊的帮助下一步步向理想迈进。有钱了，下面的任务就是选校址。杨树坊劝武七把义学就建在武家庄，却被他断然拒绝了。武七担心：“武家庄房舍狭小姑且不说，学校也有可能被武家的后代霸占，还是建在柳林镇吧，那里交通便利。”
1887年，柳林镇开明“地主”郭芬、穆云捐出3.87亩土地。这年冬天，武七筹建的第一所义学终于落成。为了这一天，他从21岁一直乞讨到50岁，其中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义学取名为“崇贤义塾”，共有瓦房20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加上四周的垣墙，共用去了4787吊钱，除了武七自己积存的2800吊钱，其馀都是杨树坊和当地士绅捐助的。
另外，武七230多亩学田每年地租收入368吊，除去交漕粮70吊，还盈馀290多吊，这些都作为义学的经费。有了学校，还要有老师啊！武七亲自到寿张县请来当时着名的文举人崔隼，又到聊城聘请了进士顾仲安。学生共有50多名，共分为经、蒙两个班。
开学那天，武七宴请老师，请来几名士绅作陪，他却一个人站在门口，等到进酒进菜的时候，他就向来客磕头致谢。杨树坊、崔隼等人请他入席，他却说：“我是乞丐，不识字，不敢与先生同席。”武七和学生一样分到一碗菜和几个馒头，他却悄悄地拿到外面换来几块新砖，自己仍然吃些残羹冷炙。
更让人感动的是，尽管有了足够的校舍，武七却不肯占用一个房间，自己仍然睡在走廊里。一天上午，武七发现太阳已经出来很高，学生都已到齐，老师崔隼却没来上课。他就悄悄走进崔隼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流泪。崔隼醒来，感到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懈怠。
有时候，他看见学生在教室内嬉戏打闹，或者有学生旷课，他就跪在学生面前，流着泪劝说：“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读书不用心，回家无脸见母亲。”
崇贤义塾的校风在武七的感召下非常之好，很快引起了县官府的注意。堂邑知县郭春煦到义学视察，发现武七的衣服破烂不堪，便给他十两银子，让他添置些衣服。开始他坚决不要，后来在知县的一再要求下只好收下，但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义学中。
第一所义学成功兴办起来，这仅仅是武七的一个开始，他仍然没有停止乞讨的脚步。
1890年，武七在馆陶县杨二庄和僧人了证师父创办了第二所义学。这一年，武七已经53岁了，有人劝他娶妻生子好养老，他却不在意：“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武七雅名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赏穿黄马褂。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1891年，武训在临清一带乞讨，发现穷人家失学的孩子特别多，就决定在临清创办第三处义学院。直到1895年年底，第三处义学院竣工，取名“御史巷义塾”（今山东省级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1896年春天，御史巷义塾终于开学。
59岁的武训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1896年4月，武训病倒了。他静静地躺在御史巷义塾的房檐下，不吃饭、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但他一听到学生的读书声脸上就会浮现出笑容。
4月23日，在御史巷义塾的房檐下，武训带着微笑走进另一个世界，《清史稿》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吏乡绅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发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泪如雨下。
清廷赐谥号“义学正”，授“乐善好施”匾额。
10年后（1906年），清廷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敬尊称为“义乞”、“乞圣”。
武训受到世人钦敬，近代许多名家题词。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影响深远。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然而，今天的国人，竟少有人知武训先生。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