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29日讯】1915年生于北京的郑念，父亲曾任北洋政府高官。文革中，她的家庭也陷入灾难。在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后，郑念被捕入狱，她狱外的女儿——上海电影制片厂着名演员郑梅萍，被人活活打死。狱中，她拒绝被释放，要求当局向她道歉。
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郑念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
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上海。
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个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
上述片段描述的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郑念还保持着名媛的生活方式。
郑念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着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然而，随着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动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郑念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着名演员的郑梅萍处境更糟，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
在臭名昭着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间，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份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份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
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份子：”这个落款了。
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然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之展现。
“文革”结束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
当代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回忆说：“1973至77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谖（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虽然去美国时已65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
以至于程乃珊感叹到：“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
郑念在《上海生死劫》一书写道：“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郑念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文：李文馨/责任编辑：赵云）
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郑念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
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上海。
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个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
上述片段描述的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郑念还保持着名媛的生活方式。
郑念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着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然而，随着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动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郑念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着名演员的郑梅萍处境更糟，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
在臭名昭着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间，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份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份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
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份子：”这个落款了。
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然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之展现。
“文革”结束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
当代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回忆说：“1973至77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谖（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虽然去美国时已65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
以至于程乃珊感叹到：“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
郑念在《上海生死劫》一书写道：“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郑念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文：李文馨/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