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7月15日讯】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中共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用恶毒的整人手段将众多知识份子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为中共争夺天下的165名空军军官，也没能逃过厄运。
据《往事微痕》文章称，当时中共发动大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承诺“说话是算数的”。叫大家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将几百万中国人以言定罪，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时间长达22年。
在“鸣放”之前，毛泽东就研究好了整治知识分子的陷阱，即所谓的“划极右标准”，其中包括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骨干分子、主谋分子；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意见），并积极主张这种意见的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严重、特别坚决的分子；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内部“规定”与“承诺”放在一起，显而易见毛泽东整人术之恶毒！
当时一夜之间，中共军队中数以万计的指战员、军人也变成了“右派分子”，仅原东北空军司、政、后，空二军、三军高炮师、团、空一师、空六师、空十六厂、防空高炮轮训大队、空军三航校、八航校、机务学校、25野战医院、兴城疗养院、陆军旅大守备二师……就有165名青年军官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这些人全被押送到锦州市前所果树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时间长达20多年。而这些青年军官中有三分之一人员经历过中共的几次重要战争，大部分是“抗美援朝”参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这165人中的王景华是中共的战斗英雄，肖方是少校政治处主任，杨骏棋是中共沈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另外，罗友桥、赵竹桥、余凯成、张景岩、王衍周、朱尔刚、郑全东、应成锵等人，都是北京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的应届大学生。他们完全可以出国深造，但为了“保卫祖国”而飞上蓝天，没有想到突然摔了下来，摔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贱民”。其中上海交通大学6位大学生是中共初建空军的主要力量，余凯成有着中共“教学模范、功臣、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的称号。
除此之外，有不少人是飞行教员、大队长、飞行员、地勤技术官员、航空专业理论教员、主任、系主任等，均在1958年4月下旬，在没有出席中共军队军事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接到“判决书”的，“判决书”显示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剥夺军衔，定为“右派分子”，降2-5级行政级别，长期劳动改造。定为“极右”的除“双开”外，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费，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此这165名空军军官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只剩下“修理地球”的劳动权。
在这种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的情况下，在那贫瘠的山沟里，这些空军军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改造”，很多人因为超强的劳动负荷留下了终身的病根。也有很多不堪忍受歧视、凌辱、精神折磨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进行反抗，因此被砸死、饿死、打死。其中有一个上吊自杀的叫汪庆凯，是空一师飞行员，他就因在大鸣、大放中说：“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够不够三百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各种折磨才上吊自杀。
这件事引起农场党委重视，并与汪庆凯的原飞行师联系，就举办了一个名为“忆苦思甜”展览会。于是把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英纳格手表、绸缎被褥、军官假日外出自做的呢子便服等说成是汪庆凯的，还说从前汪庆凯与母亲用破筐、碗、罐要饭当乞丐，藉以对比说明汪是“忘本变质”的“反党分子”。
当时，展览会讲解员按照事先编好的“解说词”调子，向全场工人、官员、农民工、孤儿、右派们宣讲：“汪庆凯自幼和母亲讨饭度日，共产党、毛主席培养他当了飞行员，全部费用折合黄金147斤。他在整风中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说农民生活苦……。他早已忘了本，过着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堕落成了右派。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杀威胁党组织，自绝于人民，顽抗到底……”号召大家要忆苦思甜，凡是右派要老老实实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空军这165名右派份子，一部分人是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又称“摘帽右派”，但不能回到原单位或户口所在的城镇，仍留在农场继续“改造”，1980年才真正“改正”。
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右派人员数字显示是55万，而据揭密报导是317万多人，其中右是143多万人，相当于55万的六倍，如果将受牵连的家属子女全算上，有更多的人受难。
据史料记载，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对内开始疯狂的政治运动，以“暴力革命”学说实行恐怖政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仅开展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文革等运动，还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三年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毛泽东的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记者欧阳静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毛泽东整人之术恶毒
据《往事微痕》文章称，当时中共发动大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承诺“说话是算数的”。叫大家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将几百万中国人以言定罪，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时间长达22年。
在“鸣放”之前，毛泽东就研究好了整治知识分子的陷阱，即所谓的“划极右标准”，其中包括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骨干分子、主谋分子；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意见），并积极主张这种意见的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严重、特别坚决的分子；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内部“规定”与“承诺”放在一起，显而易见毛泽东整人术之恶毒！
165名空军军官一夜之间成为“右派份子”
当时一夜之间，中共军队中数以万计的指战员、军人也变成了“右派分子”，仅原东北空军司、政、后，空二军、三军高炮师、团、空一师、空六师、空十六厂、防空高炮轮训大队、空军三航校、八航校、机务学校、25野战医院、兴城疗养院、陆军旅大守备二师……就有165名青年军官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这些人全被押送到锦州市前所果树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时间长达20多年。而这些青年军官中有三分之一人员经历过中共的几次重要战争，大部分是“抗美援朝”参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这165人中的王景华是中共的战斗英雄，肖方是少校政治处主任，杨骏棋是中共沈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另外，罗友桥、赵竹桥、余凯成、张景岩、王衍周、朱尔刚、郑全东、应成锵等人，都是北京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的应届大学生。他们完全可以出国深造，但为了“保卫祖国”而飞上蓝天，没有想到突然摔了下来，摔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贱民”。其中上海交通大学6位大学生是中共初建空军的主要力量，余凯成有着中共“教学模范、功臣、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的称号。
除此之外，有不少人是飞行教员、大队长、飞行员、地勤技术官员、航空专业理论教员、主任、系主任等，均在1958年4月下旬，在没有出席中共军队军事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接到“判决书”的，“判决书”显示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剥夺军衔，定为“右派分子”，降2-5级行政级别，长期劳动改造。定为“极右”的除“双开”外，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费，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此这165名空军军官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只剩下“修理地球”的劳动权。
在这种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的情况下，在那贫瘠的山沟里，这些空军军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改造”，很多人因为超强的劳动负荷留下了终身的病根。也有很多不堪忍受歧视、凌辱、精神折磨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进行反抗，因此被砸死、饿死、打死。其中有一个上吊自杀的叫汪庆凯，是空一师飞行员，他就因在大鸣、大放中说：“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够不够三百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各种折磨才上吊自杀。
这件事引起农场党委重视，并与汪庆凯的原飞行师联系，就举办了一个名为“忆苦思甜”展览会。于是把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英纳格手表、绸缎被褥、军官假日外出自做的呢子便服等说成是汪庆凯的，还说从前汪庆凯与母亲用破筐、碗、罐要饭当乞丐，藉以对比说明汪是“忘本变质”的“反党分子”。
当时，展览会讲解员按照事先编好的“解说词”调子，向全场工人、官员、农民工、孤儿、右派们宣讲：“汪庆凯自幼和母亲讨饭度日，共产党、毛主席培养他当了飞行员，全部费用折合黄金147斤。他在整风中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说农民生活苦……。他早已忘了本，过着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堕落成了右派。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杀威胁党组织，自绝于人民，顽抗到底……”号召大家要忆苦思甜，凡是右派要老老实实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空军这165名右派份子，一部分人是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又称“摘帽右派”，但不能回到原单位或户口所在的城镇，仍留在农场继续“改造”，1980年才真正“改正”。
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右派人员数字显示是55万，而据揭密报导是317万多人，其中右是143多万人，相当于55万的六倍，如果将受牵连的家属子女全算上，有更多的人受难。
据史料记载，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对内开始疯狂的政治运动，以“暴力革命”学说实行恐怖政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仅开展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文革等运动，还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三年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毛泽东的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记者欧阳静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