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了，你迄今痴心不改，总不肯放弃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结果如何？结果是一次次给我制造了些困难的过程，而你却一次次得到了失败的结果。
——高智晟
暴力打压虽是中共逼迫高律师屈服的主要手段（无论是野蛮疯狂的全天候监控和没完没了的暴力绑架，还是弃绝人伦的电击酷刑和背弃人道的野蛮囚禁，无疑都属于这个范畴），但与此同时，它也从未放弃过对高律师的物质利诱。不过，令秘密警察格外沮丧的是，不论他们开出的价码有多高，是多么诱人，高律师都始终不为所动，就像他始终不曾屈服于他们的暴力一样。
2008年，为了逼迫高律师与其合作，结成所谓“利益共同体”，北京秘密警察头子于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师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设计，他的官会越做越大，到时他们会拥有很多资源，“我们合作吧”。
那段时间，拦在高律师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即是女儿上高中的问题，周永康及其打手们将之视为终于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软肋。他们曾公开在高律师跟前调侃道：“老高有着他不同阶段的‘七寸’，过去是老太太（指我母亲），现在是俩孩子。”
“我们不可能永远悬而不决。”于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师谈话中肃然以道。
“我这里从来不存在悬而不决的问题，悬只在你们那里。只要我一家还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孩子们也还能正常地去上学，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愿意为他们苟活着。你若非要改变现状，而朝着你期望的方向的改变是没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么。”高律师也介面肃然道。
然而，高律师的决绝并没有使对方死心。为了最终达到让高律师与自己合作的目地，当局抛出了三大“诱饵”：一是要把高律师大哥家的一个儿子安排在公安系统；二是给高家批一个煤矿（那时段高律师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动批受煤矿开发，引起了给批个煤矿之说）；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学校，将来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办，可立即把全家户口转至北京（于泓源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是咱系统能办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师必须“填个表改变身份”。秘密警察孙荻在跟高律师提这个要求时往往会接着再加一句——“愿做官的话，警衔远在我和老于之上”。说完，他便死死的盯着高律师的眼睛。
谁知高律师依然不为所动。他提醒对方：“共产党政权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作为一个庞大而现实的存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组成他庞大系统的无疑都是中国人。作为个体，我不认为人人都无耻，个个都不光彩，但那里面绝不能有我，至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高律师多次跟当局强调：如果你们不从中作梗，我有条件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可秘密警察却蛮横的告诉他，“绝不”允许他自己解决，只能由政府来解决。说要将他的问题打包解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们会下档专门解决，给俩孩子安排最好的学校。他们多次来讲：“老高，政府的正式档都准备好了，你们附近的最好中学是十七中学，只要你一句话，不光他们的上学，今后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说白了，还是逼高律师入伙，成为“利益共同体”。
由于高律师始终拒绝“入伙”要求，女儿在北京上学的问题因为秘密警察的阻扰一直得不到解决，即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让女儿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学，结果仍是一筹莫展。试想，有秘密警察从中作梗，这个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呢。
到外地寻梦的期望破灭后，孙荻给高律师打来电话，说：“不要去外地折腾了，没有用的，回来吧，还是我们帮你解决吧，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的。”但高律师仍是不予理睬。
到了2010年，于泓源又故伎重演，不过这一回，他给高律师开出了更可观的价码。他对高律师说：“哎，老高，跟你沟通是不困难的，人很直，脑瓜儿也不怎么笨。别斗了，没有前途的。换身分，只须换个身分，而且是秘密地换个身分，换了身分后两条路：一条是留在国内，你继续做你的英雄，继续嚷嚷下去，骂共产党，继续待在原来的圈子里，我的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和你接触；我们给你建立一个帐号，设国内还是国外由你定，保障你有足够的钱用。另一条是改变了身分到国外，我们以强制扭送出境的名义把你送到泰国，然后你肯定有办法到美国；在外边给你设个帐号，我们会定期把钱打入你的帐户，可以具体确定个数位，对于解决你的问题代价，上面是有个授权范围的。每月小几十万美元的杠杠我这就能答应，太狮子大张口的标准我只能向上争取，但钱不是个问题，因为你是个大家伙，值得花大价钱，我会定期派人跟你接触。老高，活得现实一点，现在很多人都在给我们干，我是说在国外。今天就咱俩，改变身分的事就咱俩知道，连我的娘老子都不会让他们知道的，往境外送的具体过程我是外行，这方面的负责人我也带来了。老高，这次我可没有给你留后路，而且我可以给你说明了，我连自己的后路也没有留下，我是给上面大领导打了保票的。”
于一口气说了有四十多分钟。他看着高律师，在点烟的过程中都抬眼继续看着。
高律师则告诉他：“老于你不应当用一个赌徒的心理来处理并不属于你我个人之间的事，你别说我说得难听；官在我眼里犹若敝屣，却被你宝爱如命。你总以为我的命控扼在你的手里，就会成了你手里的玩偶。这几年你常有这种得意，而且每次稳操胜算的得意忘形于色，终于时至今日你还是处在像以往一样的筹算过程中，总以为设个不大智商的局，即可以所向披靡。实在是大谬不然，这次也不会例外，你还是会以失败告终。而我，未想着这种过程中我会是个胜利者，但我仍会保住一些东西的，比如我再次会活着回到亲人中间，这一点你改变不了，你背靠的政权也改变不了。这么多年了，你迄今痴心不改，总不肯放弃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结果如何？结果是一次次给我制造了些困难的过程，而你却一次次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你应该不会忘记，2007 年7、8 月份的一个夜里，你们将我绑架到昌平，你说了什么？你当时说你‘用陕西同志的办法’（指酷刑）一定能使我乖乖地就范。结果怎么样？”
就这样，高律师再次决绝的回绝了秘密警察的利诱！（待续）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高智晟
暴力打压虽是中共逼迫高律师屈服的主要手段（无论是野蛮疯狂的全天候监控和没完没了的暴力绑架，还是弃绝人伦的电击酷刑和背弃人道的野蛮囚禁，无疑都属于这个范畴），但与此同时，它也从未放弃过对高律师的物质利诱。不过，令秘密警察格外沮丧的是，不论他们开出的价码有多高，是多么诱人，高律师都始终不为所动，就像他始终不曾屈服于他们的暴力一样。
2008年，为了逼迫高律师与其合作，结成所谓“利益共同体”，北京秘密警察头子于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师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设计，他的官会越做越大，到时他们会拥有很多资源，“我们合作吧”。
那段时间，拦在高律师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即是女儿上高中的问题，周永康及其打手们将之视为终于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软肋。他们曾公开在高律师跟前调侃道：“老高有着他不同阶段的‘七寸’，过去是老太太（指我母亲），现在是俩孩子。”
“我们不可能永远悬而不决。”于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师谈话中肃然以道。
“我这里从来不存在悬而不决的问题，悬只在你们那里。只要我一家还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孩子们也还能正常地去上学，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愿意为他们苟活着。你若非要改变现状，而朝着你期望的方向的改变是没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么。”高律师也介面肃然道。
然而，高律师的决绝并没有使对方死心。为了最终达到让高律师与自己合作的目地，当局抛出了三大“诱饵”：一是要把高律师大哥家的一个儿子安排在公安系统；二是给高家批一个煤矿（那时段高律师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动批受煤矿开发，引起了给批个煤矿之说）；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学校，将来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办，可立即把全家户口转至北京（于泓源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是咱系统能办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师必须“填个表改变身份”。秘密警察孙荻在跟高律师提这个要求时往往会接着再加一句——“愿做官的话，警衔远在我和老于之上”。说完，他便死死的盯着高律师的眼睛。
谁知高律师依然不为所动。他提醒对方：“共产党政权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作为一个庞大而现实的存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组成他庞大系统的无疑都是中国人。作为个体，我不认为人人都无耻，个个都不光彩，但那里面绝不能有我，至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高律师多次跟当局强调：如果你们不从中作梗，我有条件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可秘密警察却蛮横的告诉他，“绝不”允许他自己解决，只能由政府来解决。说要将他的问题打包解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们会下档专门解决，给俩孩子安排最好的学校。他们多次来讲：“老高，政府的正式档都准备好了，你们附近的最好中学是十七中学，只要你一句话，不光他们的上学，今后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说白了，还是逼高律师入伙，成为“利益共同体”。
由于高律师始终拒绝“入伙”要求，女儿在北京上学的问题因为秘密警察的阻扰一直得不到解决，即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让女儿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学，结果仍是一筹莫展。试想，有秘密警察从中作梗，这个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呢。
到外地寻梦的期望破灭后，孙荻给高律师打来电话，说：“不要去外地折腾了，没有用的，回来吧，还是我们帮你解决吧，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的。”但高律师仍是不予理睬。
到了2010年，于泓源又故伎重演，不过这一回，他给高律师开出了更可观的价码。他对高律师说：“哎，老高，跟你沟通是不困难的，人很直，脑瓜儿也不怎么笨。别斗了，没有前途的。换身分，只须换个身分，而且是秘密地换个身分，换了身分后两条路：一条是留在国内，你继续做你的英雄，继续嚷嚷下去，骂共产党，继续待在原来的圈子里，我的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和你接触；我们给你建立一个帐号，设国内还是国外由你定，保障你有足够的钱用。另一条是改变了身分到国外，我们以强制扭送出境的名义把你送到泰国，然后你肯定有办法到美国；在外边给你设个帐号，我们会定期把钱打入你的帐户，可以具体确定个数位，对于解决你的问题代价，上面是有个授权范围的。每月小几十万美元的杠杠我这就能答应，太狮子大张口的标准我只能向上争取，但钱不是个问题，因为你是个大家伙，值得花大价钱，我会定期派人跟你接触。老高，活得现实一点，现在很多人都在给我们干，我是说在国外。今天就咱俩，改变身分的事就咱俩知道，连我的娘老子都不会让他们知道的，往境外送的具体过程我是外行，这方面的负责人我也带来了。老高，这次我可没有给你留后路，而且我可以给你说明了，我连自己的后路也没有留下，我是给上面大领导打了保票的。”
于一口气说了有四十多分钟。他看着高律师，在点烟的过程中都抬眼继续看着。
高律师则告诉他：“老于你不应当用一个赌徒的心理来处理并不属于你我个人之间的事，你别说我说得难听；官在我眼里犹若敝屣，却被你宝爱如命。你总以为我的命控扼在你的手里，就会成了你手里的玩偶。这几年你常有这种得意，而且每次稳操胜算的得意忘形于色，终于时至今日你还是处在像以往一样的筹算过程中，总以为设个不大智商的局，即可以所向披靡。实在是大谬不然，这次也不会例外，你还是会以失败告终。而我，未想着这种过程中我会是个胜利者，但我仍会保住一些东西的，比如我再次会活着回到亲人中间，这一点你改变不了，你背靠的政权也改变不了。这么多年了，你迄今痴心不改，总不肯放弃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结果如何？结果是一次次给我制造了些困难的过程，而你却一次次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你应该不会忘记，2007 年7、8 月份的一个夜里，你们将我绑架到昌平，你说了什么？你当时说你‘用陕西同志的办法’（指酷刑）一定能使我乖乖地就范。结果怎么样？”
就这样，高律师再次决绝的回绝了秘密警察的利诱！（待续）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