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消极抗日、配合日本打击国军的史实不断被曝光。原中共领袖王明曾披露毛泽东当时的真实心态：打不过日本，不如和日本一起打蒋，还可以分到一大块地盘。毛还向王明当面表态：“我不怕当民族叛徒！”
1942年1月17日，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大使见面时，汪向日本大使重光葵表示，蒋介石不听从汪的号召，投入英美阵营，丧失了走向“中日和平”的机会，令汪很“伤心”。
在二次大战中，是与德意日站在一起，还是加入英美战线，这是各方面临的选择。汪精卫所谓的“和平”，就是要选择前者。
当时，与汪精卫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毛泽东。
据王明的《中共50年》一书回忆，1940年10月的一个夜里，主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王明，发现毛泽东要发表一篇《论德意日苏的联盟》的社论，主张在国际舞台上贯彻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
王明马上到毛泽东的窑洞质问毛。毛的回答是：“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末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王明问错在哪里。毛回答：“反正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186─188页）
书中说，最后毛泽东还是不顾王明的反对，在《新中华报》发表了这篇社论。
王明接着写道：“接踵而来的事件说明毛泽东这个无原则的政治冒险家和阴谋家发表宣传德意日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文章，绝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所追求的目的在于掩盖他的亲日民族叛卖路线，同时利用这一口号作为藉口，来为他对部队所下的停止抗日军事行动的命令和加剧国内军事行动的做法作辩护。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可是当时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都不会相信毛泽东能成为‘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共产党搞什么阴谋来反对他们，以企图把他们诱入陷阱。”
王明认为，1955年毛泽东藉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当年饶漱石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抓了起来，“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
有关毛泽东和汪伪政府的秘密谈判，从伪政府大员周佛海的日记中也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1943年3月2日，周佛海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713页）
毛泽东的这种亲日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之后。
据中共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1961年1月24日晚上，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一行时，日本客人一见面就道歉：“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
毛泽东却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460─461页）
如此看来，中共当年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也就容易理解了。
（桓宇整理/责任编辑：明轩）
1942年1月17日，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大使见面时，汪向日本大使重光葵表示，蒋介石不听从汪的号召，投入英美阵营，丧失了走向“中日和平”的机会，令汪很“伤心”。
在二次大战中，是与德意日站在一起，还是加入英美战线，这是各方面临的选择。汪精卫所谓的“和平”，就是要选择前者。
当时，与汪精卫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毛泽东。
据王明的《中共50年》一书回忆，1940年10月的一个夜里，主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王明，发现毛泽东要发表一篇《论德意日苏的联盟》的社论，主张在国际舞台上贯彻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
王明马上到毛泽东的窑洞质问毛。毛的回答是：“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末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王明问错在哪里。毛回答：“反正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186─188页）
书中说，最后毛泽东还是不顾王明的反对，在《新中华报》发表了这篇社论。
王明接着写道：“接踵而来的事件说明毛泽东这个无原则的政治冒险家和阴谋家发表宣传德意日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文章，绝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所追求的目的在于掩盖他的亲日民族叛卖路线，同时利用这一口号作为藉口，来为他对部队所下的停止抗日军事行动的命令和加剧国内军事行动的做法作辩护。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可是当时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都不会相信毛泽东能成为‘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共产党搞什么阴谋来反对他们，以企图把他们诱入陷阱。”
王明认为，1955年毛泽东藉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当年饶漱石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抓了起来，“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
有关毛泽东和汪伪政府的秘密谈判，从伪政府大员周佛海的日记中也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1943年3月2日，周佛海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713页）
毛泽东的这种亲日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之后。
据中共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1961年1月24日晚上，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一行时，日本客人一见面就道歉：“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
毛泽东却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460─461页）
如此看来，中共当年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也就容易理解了。
（桓宇整理/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