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般人都知道有个“胡风冤案”，知道这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制造的第一起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胡风曾写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充满对毛泽东倾吐不尽的崇拜之情：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这首为毛泽东及红色政权高唱赞歌诗叫“时间开始了”，当时被称为“开国之绝唱”。
胡风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死在他所崇拜的“伟人”手里……
“胡风集团”文字狱的前奏
1. 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2月，上海崑崙影业公司拍制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演。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到场，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来了。参加观看的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夫人约有百馀人，场面热烈。毛泽东和江青未到。
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2月26日，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赞扬之声不绝于耳，有的观众当场在影院感动得流了泪。北京的很多报纸都发表了影照与观后感。
江青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朱德审片的情况，并指出《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曾是周恩来年轻时代的同学，周恩来、朱德一捧场，全国的报刊都在吹捧这部电影。江青的汇报和“这样下去，文化领域的错误泛乱成灾，管理大权旁落”的分析，毛泽东听进去了，表示可以看看影片。于是江青下令中国电影公司华北管理处调片子给毛泽东。看后，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
1951年5月20日，毛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称：“《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如果承认或容忍对这种“丑恶行为”的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中国历史、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把反动宣传认为是正当的宣传”。 毛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着作），就丧失了判断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为了证明毛泽东撰写社论观点的正确性，1951年6月，《人民日报》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由李进（江青）负责，到山东武训家乡实地调查。江青写的《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通过毛泽东的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武训的历史完全被颠倒：一个行乞兴办义学的贫苦农民，被歪曲成了大债主、大地主。武训早已去世，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挖墓鞭尸的事情。但《武训传》的编剧、导演、演员、包括写影评的、发表观感的、宣传《武训传》的报纸编辑等人，全部代武训受过，统统受批判，写检讨。
2. 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
1953年5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它有价值的参考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先写信给《文艺报》，问能否对俞平伯这种权威学者的观点进行批评，没有答覆。后来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李、蓝文章主要是批评俞伯平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
9月中旬，江青拿着《文史哲》第九期到人民日报社，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李、蓝的文章。当时总编辑邓拓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碍难同意，建议请示中宣部，请《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后来《文艺报》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都转载了此文。
一年以后，即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文，长达近600字，将驳俞平伯的这两篇文章下发给二十多人，要求阅读，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馀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并说，“《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伯平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正文之后，毛泽东又加了一段话：“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此信的信封上，毛泽东亲笔注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等“诸位同志阅。退毛泽东。”
11月14日，《南方日报》转载了冯雪峰的检讨，毛泽东看到这篇检讨作了批注。冯检讨：“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毛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该说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冯检讨：“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旁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检讨：“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
从1954年10月16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11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
随着批判深入，又转向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受过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胡风写三十万言书
在广为开展对胡适派思想批判的时候，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全国性批判也开始了。1955年1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观点上，胡风同中共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周扬等人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争论已久。
中共建政后，这些分歧争论依然存在。周扬时任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化艺术，有机会接近毛泽东。他把同胡风的矛盾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他个人的意见。如果毛泽东接受，就会成为中央领导的权威指示。
在中宣部发出批判胡风《报告》的前3年，1952年9月到12月，文艺界就已经开展整风，由周扬主持，先后开了4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随后，《文艺报》在1953年第2期、第3期，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2月25日，参加座谈会的青年作家张中晓写信给毛泽东，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他感到压抑和苦恼。
对林默涵、何其芳两文中的观点，胡风认为无法接受， 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写出长达27万字称30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逐一作了反驳。绕过周扬，胡风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胡风报告分三部分，集中对以周扬为中心的文艺方面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2]
10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12月8日，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发言稿事先经毛泽东看过，并作过些修改。发言中专有一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批评胡风关于《文艺报》宣传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定性不断升级：从反党到反革命
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修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1月15日毛泽东审阅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报告，批语改成：“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向中央送报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时，加写：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于是1月到5月，文艺界集中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许多文章、发言断章取义地上线上纲，肆意指责谩骂。
1955年4月，舒芜为了交代和胡风的关系，交出了40年代胡风写给他的几十封私信。周扬要求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写按语，按语和材料在5月13日《人民日报》上登出。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集团的全部情况。”
胡风和与他观点相同的几个人被定为“反党集团”。
5月13日之后，全国性的“胡风集团分子”大搜捕开始。第二天上海紧跟，接着形成全国性运动，各地“胡风分子”几乎全部被捕。第一个被捕的是牛汉。5月16日，胡风在家被拘捕。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胡风（因胡是全国人大代表，须人大常委会批准）。先逮捕后批准，这为以后几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开了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先例。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修改按语和结束语，把胡风称为“反革命”，指出：“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倒台的。”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
此后发表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共写了17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着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它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这里，毛泽东把自己比做汉景帝，把周扬、林默涵、何其芳比做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功臣晁错，胡风同周扬等人的争论，不再是文艺理论问题，而是吴王刘濞藉口清君侧，篡夺皇权，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在按语里说：“他们是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3]
毛泽东把同意胡风文艺理论观点的作家、记者、朋友、在胡风主办的刊物发表作品的、和胡风通过信哪怕是一封信的、见过一次面的，统统冠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叛徒”的罪名，组织批判斗争，把胡风以及和他通讯的2100馀人统统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大多数人被投进监狱，判处徒刑。受牵连的有几万人之多，他们长期受到歧视和各种极其不公的对待。这是中共建政后首次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关死为止”
1965年11月，北京市中级（一说高级）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而此时胡风已被监禁了十年六个月。1969年他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失去自由的胡风，曾不得已以绝食与自残等方式抗争，要求召开记者会，按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等等。
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思想？而这种“罪行”又上不了台面。法院在逮捕他十年半之后，宣布判他十四年徒刑时，曾经“依法”告诉他：他有权上诉、可以请辩护人。当时胡风说：“判我十四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解，只是心安理不得。”
1956年11月27日，在中共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罗瑞卿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
文革中，胡风和夫人梅志由军管部门派人押送，转到四川庐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处孤零零的小屋。在那里夫妇还能生活在一起，一年多后，两人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一度单独囚禁。
1969年5月，十四年刑期已满，胡风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答覆是：“关死为止”。
周扬“被揪出来”，让胡风揭发
文革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毛泽东支持下，她“率领群众”又把周扬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关进了北京郊区秦城监狱。
当时胡风正在四川省劳改农场服刑。他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说：“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然后管教干部就给他一张报纸，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胡风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说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一篇这样大批判文章能得出结论的。像这样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胡风没有落井下石，而且以德报怨。
其他参与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反右时却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反胡风运动的指挥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也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批斗。
撤销判决与平反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 1978年底，撤销了对胡风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胡风。此时胡风身心都已备受摧残。
1979年，胡风对非法判决提出申诉。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的《通知》，有保留地承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虽然宣布“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但并不彻底。
曾经整过胡风，后来自己又被整的周扬，此时也平反复出。为了给胡风平反，周扬奔走于各个相关机构。拿到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看望胡风和夫人梅志，把平反的消息告诉他们。
最后的官方悼词
1985年6月8日，被中共称为“中国现代文艺家、着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的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但胡风的家人对1980年并不彻底的平反、尤其是当时的官方悼词不服，胡风遗体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下葬。
经家人力争，1986年1月，中共公开撤消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悼词中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此后中宣部起草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发了为胡风平反《补充通知》（全部撤销了1980年结论中三个政治性结论）以征求意见。然而，由于1986年底出现政局动荡，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部长易人，《补充通知》延后到1988年发出。至此，胡风冤案终于彻底平反。而胡风已过世三年。
胡风冤案，牵连了上万（一说十万）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定为“成员”的2100多人，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中共党员32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处理的61人。胡风集团冤案，从1955年发起批判、定性到1988年彻底平反，其中经过许多复杂曲折过程，胡风夫妇和大批知识分子遭受了巨大苦难。
评述：
胡风入狱之后，精神就出现疯癫状态。据和他同在一个监牢的犯人回忆：“当时听队里的卫生员悄悄讲，胡风在和毛主席说话。他说：‘毛主席，我没反对过你，心都可以掏出来看……’”
长达近30年的监狱生涯中，胡风始终怀抱着对中共望眼欲穿，甚至感恩戴德的心态，希望中共为其平反昭雪。正是这种不觉醒使他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注释
[1] 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2] 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页。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胡风曾写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充满对毛泽东倾吐不尽的崇拜之情：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这首为毛泽东及红色政权高唱赞歌诗叫“时间开始了”，当时被称为“开国之绝唱”。
胡风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死在他所崇拜的“伟人”手里……
“胡风集团”文字狱的前奏
1. 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2月，上海崑崙影业公司拍制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演。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到场，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来了。参加观看的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夫人约有百馀人，场面热烈。毛泽东和江青未到。
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2月26日，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赞扬之声不绝于耳，有的观众当场在影院感动得流了泪。北京的很多报纸都发表了影照与观后感。
江青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朱德审片的情况，并指出《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曾是周恩来年轻时代的同学，周恩来、朱德一捧场，全国的报刊都在吹捧这部电影。江青的汇报和“这样下去，文化领域的错误泛乱成灾，管理大权旁落”的分析，毛泽东听进去了，表示可以看看影片。于是江青下令中国电影公司华北管理处调片子给毛泽东。看后，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
1951年5月20日，毛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称：“《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如果承认或容忍对这种“丑恶行为”的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中国历史、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把反动宣传认为是正当的宣传”。 毛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着作），就丧失了判断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为了证明毛泽东撰写社论观点的正确性，1951年6月，《人民日报》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由李进（江青）负责，到山东武训家乡实地调查。江青写的《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通过毛泽东的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武训的历史完全被颠倒：一个行乞兴办义学的贫苦农民，被歪曲成了大债主、大地主。武训早已去世，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挖墓鞭尸的事情。但《武训传》的编剧、导演、演员、包括写影评的、发表观感的、宣传《武训传》的报纸编辑等人，全部代武训受过，统统受批判，写检讨。
2. 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
1953年5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它有价值的参考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先写信给《文艺报》，问能否对俞平伯这种权威学者的观点进行批评，没有答覆。后来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李、蓝文章主要是批评俞伯平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
9月中旬，江青拿着《文史哲》第九期到人民日报社，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李、蓝的文章。当时总编辑邓拓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碍难同意，建议请示中宣部，请《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后来《文艺报》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都转载了此文。
一年以后，即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文，长达近600字，将驳俞平伯的这两篇文章下发给二十多人，要求阅读，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馀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并说，“《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伯平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正文之后，毛泽东又加了一段话：“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此信的信封上，毛泽东亲笔注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等“诸位同志阅。退毛泽东。”
11月14日，《南方日报》转载了冯雪峰的检讨，毛泽东看到这篇检讨作了批注。冯检讨：“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毛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该说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冯检讨：“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旁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检讨：“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
从1954年10月16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11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
随着批判深入，又转向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受过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胡风写三十万言书
在广为开展对胡适派思想批判的时候，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全国性批判也开始了。1955年1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观点上，胡风同中共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周扬等人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争论已久。
中共建政后，这些分歧争论依然存在。周扬时任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化艺术，有机会接近毛泽东。他把同胡风的矛盾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他个人的意见。如果毛泽东接受，就会成为中央领导的权威指示。
在中宣部发出批判胡风《报告》的前3年，1952年9月到12月，文艺界就已经开展整风，由周扬主持，先后开了4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随后，《文艺报》在1953年第2期、第3期，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2月25日，参加座谈会的青年作家张中晓写信给毛泽东，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他感到压抑和苦恼。
对林默涵、何其芳两文中的观点，胡风认为无法接受， 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写出长达27万字称30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逐一作了反驳。绕过周扬，胡风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胡风报告分三部分，集中对以周扬为中心的文艺方面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2]
10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12月8日，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发言稿事先经毛泽东看过，并作过些修改。发言中专有一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批评胡风关于《文艺报》宣传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定性不断升级：从反党到反革命
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修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1月15日毛泽东审阅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报告，批语改成：“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向中央送报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时，加写：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于是1月到5月，文艺界集中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许多文章、发言断章取义地上线上纲，肆意指责谩骂。
1955年4月，舒芜为了交代和胡风的关系，交出了40年代胡风写给他的几十封私信。周扬要求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写按语，按语和材料在5月13日《人民日报》上登出。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集团的全部情况。”
胡风和与他观点相同的几个人被定为“反党集团”。
5月13日之后，全国性的“胡风集团分子”大搜捕开始。第二天上海紧跟，接着形成全国性运动，各地“胡风分子”几乎全部被捕。第一个被捕的是牛汉。5月16日，胡风在家被拘捕。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胡风（因胡是全国人大代表，须人大常委会批准）。先逮捕后批准，这为以后几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开了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先例。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修改按语和结束语，把胡风称为“反革命”，指出：“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倒台的。”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
此后发表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共写了17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着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它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这里，毛泽东把自己比做汉景帝，把周扬、林默涵、何其芳比做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功臣晁错，胡风同周扬等人的争论，不再是文艺理论问题，而是吴王刘濞藉口清君侧，篡夺皇权，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在按语里说：“他们是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3]
毛泽东把同意胡风文艺理论观点的作家、记者、朋友、在胡风主办的刊物发表作品的、和胡风通过信哪怕是一封信的、见过一次面的，统统冠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叛徒”的罪名，组织批判斗争，把胡风以及和他通讯的2100馀人统统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大多数人被投进监狱，判处徒刑。受牵连的有几万人之多，他们长期受到歧视和各种极其不公的对待。这是中共建政后首次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关死为止”
1965年11月，北京市中级（一说高级）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而此时胡风已被监禁了十年六个月。1969年他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失去自由的胡风，曾不得已以绝食与自残等方式抗争，要求召开记者会，按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等等。
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思想？而这种“罪行”又上不了台面。法院在逮捕他十年半之后，宣布判他十四年徒刑时，曾经“依法”告诉他：他有权上诉、可以请辩护人。当时胡风说：“判我十四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解，只是心安理不得。”
1956年11月27日，在中共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罗瑞卿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
文革中，胡风和夫人梅志由军管部门派人押送，转到四川庐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处孤零零的小屋。在那里夫妇还能生活在一起，一年多后，两人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一度单独囚禁。
1969年5月，十四年刑期已满，胡风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答覆是：“关死为止”。
周扬“被揪出来”，让胡风揭发
文革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毛泽东支持下，她“率领群众”又把周扬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关进了北京郊区秦城监狱。
当时胡风正在四川省劳改农场服刑。他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说：“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然后管教干部就给他一张报纸，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胡风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说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一篇这样大批判文章能得出结论的。像这样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胡风没有落井下石，而且以德报怨。
其他参与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反右时却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反胡风运动的指挥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也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批斗。
撤销判决与平反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 1978年底，撤销了对胡风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胡风。此时胡风身心都已备受摧残。
1979年，胡风对非法判决提出申诉。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的《通知》，有保留地承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虽然宣布“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但并不彻底。
曾经整过胡风，后来自己又被整的周扬，此时也平反复出。为了给胡风平反，周扬奔走于各个相关机构。拿到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看望胡风和夫人梅志，把平反的消息告诉他们。
最后的官方悼词
1985年6月8日，被中共称为“中国现代文艺家、着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的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但胡风的家人对1980年并不彻底的平反、尤其是当时的官方悼词不服，胡风遗体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下葬。
经家人力争，1986年1月，中共公开撤消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悼词中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此后中宣部起草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发了为胡风平反《补充通知》（全部撤销了1980年结论中三个政治性结论）以征求意见。然而，由于1986年底出现政局动荡，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部长易人，《补充通知》延后到1988年发出。至此，胡风冤案终于彻底平反。而胡风已过世三年。
胡风冤案，牵连了上万（一说十万）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定为“成员”的2100多人，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中共党员32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处理的61人。胡风集团冤案，从1955年发起批判、定性到1988年彻底平反，其中经过许多复杂曲折过程，胡风夫妇和大批知识分子遭受了巨大苦难。
评述：
胡风入狱之后，精神就出现疯癫状态。据和他同在一个监牢的犯人回忆：“当时听队里的卫生员悄悄讲，胡风在和毛主席说话。他说：‘毛主席，我没反对过你，心都可以掏出来看……’”
长达近30年的监狱生涯中，胡风始终怀抱着对中共望眼欲穿，甚至感恩戴德的心态，希望中共为其平反昭雪。正是这种不觉醒使他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注释
[1] 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2] 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页。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