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8月24日讯】备受关注的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都是1996年的“严打”运动中催生的重大冤案。然而，在那之前还有过更为严厉的一次“严打”，处决人数至少两万四千人，这就是始于1983年的中共第一次“严打”运动。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我们就来回顾83“严打”。
20世纪80年代，在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大陆出现了被法学界称为“犯罪井喷”的现象。一方面，人民公社在80年代初解体，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脱离了军事化人身控制的农民，开始了第一波进城就业。另一方面，文革后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城市本身还有大量待就业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刚结束的十年文革纵容人们暴力打砸抢，严刑批斗逼供，随意杀戮所谓坏分子，彻底破坏了传统道德，扭曲了人们的观念，废掉了法制。
整个中国社会人心躁动，文革中成长的年轻一代犯罪率高升，据当时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作案成员总数的70%。抢劫、强奸、盗窃等刑事犯罪事件多发。公安部向邓小平建议：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大的战役”。
1983年8月25号中共做出了“严打”的决定。9月2号，全国人大决定修改法院组织法，将部分死刑覆核权正式下放到地方各省高院。
当年还是十几岁少年的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健，亲眼看到过“严打”的阵仗——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围观枪决……全国城乡又被鼓动起一波群众运动。
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健：“那时候我经常在公安局门口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景象。从白天到晚上，抓捕的车非常之多。街道都组织要检举揭发。抓的人非常多，有的正常的据我知道，有些邻居女生就是因为像现在跳个交际舞，有正常的谈恋爱的关系，可能都会被打成流氓罪。”
在从重从快的原则下，很多罪不当死的人被处决，冤案更是无法避免。梁政昌老人的儿子梁雄当年22岁，因口角打架被拘留15天，“严打”开始后被押送刑场枪决，尸体充公，器官被盗。75岁的老人上访25年，得到的回答是：岂止你儿子一个，83年“严打”冤死几十万！
张健：“当时抓捕的时候的确也是有指标的，很多都是屈死的。应该是有多少坏人抓多少坏人，但是在中共的逻辑当中，它首先要制造出坏人，或者它认为在每一个分局的辖区内，按照人口比例就应该产生出这样的坏人，然后将这个指标去分配给各地派出所。很多，非常之多人可能就是因为道德的问题，或者就是因为你得罪了邻居，得罪了上级，或者大家看你平时思想比较另类，可能穿的比较时髦一点，都可能给你扣上各式各样的帽子。”
83“严打”被中共党史资料称为“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当局分三大阶段实施，一直持续到87年1月进入尾声。不过中共没有公布整体处决人数，至今只公布了第一阶段，逮捕了102万7千人，判死刑两万四千人。
而“严打”并没有起到预期的“预防犯罪，加强法制”的作用。
张健：“83年严打之后，很多人都是送到了大西北。然后到了90年代的时候很多从大西北又回来了。那些人的确也给内地造成了很大治安的问题。因为其实那些人，就是被判十年八年的，都不是犯罪分子。国家公检法的机器就把这些有冤屈的人刻意打上了罪犯的标识，让他们变成了犯罪分子。结果他们回城之后就拿着一个刑满释放证，出路、谋生都没有。”
有大陆律师指出，“严打”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词汇。不过中共之后还在1996年、2001年、2010年进行了“严打”，催生了包括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在内的重大冤案。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20世纪80年代，在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大陆出现了被法学界称为“犯罪井喷”的现象。一方面，人民公社在80年代初解体，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脱离了军事化人身控制的农民，开始了第一波进城就业。另一方面，文革后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城市本身还有大量待就业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刚结束的十年文革纵容人们暴力打砸抢，严刑批斗逼供，随意杀戮所谓坏分子，彻底破坏了传统道德，扭曲了人们的观念，废掉了法制。
整个中国社会人心躁动，文革中成长的年轻一代犯罪率高升，据当时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作案成员总数的70%。抢劫、强奸、盗窃等刑事犯罪事件多发。公安部向邓小平建议：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大的战役”。
1983年8月25号中共做出了“严打”的决定。9月2号，全国人大决定修改法院组织法，将部分死刑覆核权正式下放到地方各省高院。
当年还是十几岁少年的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健，亲眼看到过“严打”的阵仗——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围观枪决……全国城乡又被鼓动起一波群众运动。
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健：“那时候我经常在公安局门口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景象。从白天到晚上，抓捕的车非常之多。街道都组织要检举揭发。抓的人非常多，有的正常的据我知道，有些邻居女生就是因为像现在跳个交际舞，有正常的谈恋爱的关系，可能都会被打成流氓罪。”
在从重从快的原则下，很多罪不当死的人被处决，冤案更是无法避免。梁政昌老人的儿子梁雄当年22岁，因口角打架被拘留15天，“严打”开始后被押送刑场枪决，尸体充公，器官被盗。75岁的老人上访25年，得到的回答是：岂止你儿子一个，83年“严打”冤死几十万！
张健：“当时抓捕的时候的确也是有指标的，很多都是屈死的。应该是有多少坏人抓多少坏人，但是在中共的逻辑当中，它首先要制造出坏人，或者它认为在每一个分局的辖区内，按照人口比例就应该产生出这样的坏人，然后将这个指标去分配给各地派出所。很多，非常之多人可能就是因为道德的问题，或者就是因为你得罪了邻居，得罪了上级，或者大家看你平时思想比较另类，可能穿的比较时髦一点，都可能给你扣上各式各样的帽子。”
83“严打”被中共党史资料称为“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当局分三大阶段实施，一直持续到87年1月进入尾声。不过中共没有公布整体处决人数，至今只公布了第一阶段，逮捕了102万7千人，判死刑两万四千人。
而“严打”并没有起到预期的“预防犯罪，加强法制”的作用。
张健：“83年严打之后，很多人都是送到了大西北。然后到了90年代的时候很多从大西北又回来了。那些人的确也给内地造成了很大治安的问题。因为其实那些人，就是被判十年八年的，都不是犯罪分子。国家公检法的机器就把这些有冤屈的人刻意打上了罪犯的标识，让他们变成了犯罪分子。结果他们回城之后就拿着一个刑满释放证，出路、谋生都没有。”
有大陆律师指出，“严打”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词汇。不过中共之后还在1996年、2001年、2010年进行了“严打”，催生了包括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在内的重大冤案。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