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编者按：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发明和试验了一套整人模式，为中共建政后如何掌控国家、箝制民众的思想，如何改造人性使之绝对臣服，积累了大量经验。例如，霸占话语权宣传洗脑、“引蛇出洞”、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欺骗诈供、恐吓利诱、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现身说法”、检举揭发、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拉更多的人卷入运动充当共犯和替罪羊、不断制造恐怖升级、先杀灵魂再杀肉体、采取激烈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后平反道歉、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篡改历史……等等。这些经验成为中共历次运动的样本，在其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反覆使用，日趋精细完备。
逃亡苏联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延安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延安整风是由毛泽东发起、操纵的，最终实现了他的预期目的：用毛泽东思想代替马列主义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共产国际手中夺取绝对领导权。
延安整风开创了中共以后历次运动的模式，运动中所采用的学习、反省、考试、坦白、检讨、揭露、批斗、挑动群众斗群众、隔离、审查、甄别等方式成为中共历次运动的样板沿用至今，上演了一幕幕人间闹剧、悲剧和惨剧，形成中共党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延安整风将毛泽东定于一尊、捧上神坛，以毛泽东思想为所有人的思想、言行的指南，将人驯化为中共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的馀孽至今尚存。
延安整风运动最恐怖的一幕，莫过于扩大到全党的整肃──“抢救运动”，它最后演变成一场群体灭绝的杀戮。
1943年4月3日，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称整风运动升级到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
4月28日，中共政治局开会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
“四三决定”刚传达时，中共号召参加整风的所有人大胆说话，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评领导，揭露错误。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大会，那些知识分子干部受到鼓舞，在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特权思想”，有的人甚至在会场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结果他们一个个都跌入早已为其设计好的陷阱，成了“反革命”、“特务分子”。
开始时，这些“反革命”、“特务分子”在批斗中只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拒不承认是“反革命”、“特务”。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中共采用了诸多酷刑手段：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有的长达两个星期。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使受审者神志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
手段之二：刑讯逼供。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曾采用坐老虎凳、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五花捆绑、吊梁鞭打、拳打脚踢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载：县、区委书记都亲自上阵殴打被审人员，县书记打人有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
手段之三：饿饭。不给吃饭，或在饭里加盐，不给水喝。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设“特字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手段之四：心理恐吓。如，假枪毙。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贞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逼迫承认河南省委是“红旗党”，遭他拒绝，就被拉到刑场假枪毙。
整人者还发明了被称作“雷公劈豆腐”的整人模式，就是先集中迫害比较软弱的人，然后再打击那些坚强的人。许多受刑者在极大的心理和肉体伤害下，精神失常。
薄一波在196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亲眼看到的“抢救”惨状：“有一件使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6、7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4月12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被屈打成招的张克勤在会上作坦白报告，编造了自己当特务的过程。康生作大会动员报告，号召被抢救者向张克勤学习。会后，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造成声势，强迫延安各机关、学校党员干部进行坦白。截至7月9日，有450人坦白。
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之后，有12个人上台作了“坦白”。彭真在会上发言说，延安各机关敌情严重，内奸、特务不要错过时机，应主动出来交代特务身分，争取宽大处理。许多与会者吓得面色苍白，会场气氛恐怖。
8月15日，中共颁布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肯定审干肃奸工作取得的“成绩”。宣称此次审干乃“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是首长负责任，自己动手。[2]会后，抢救运动愈演愈烈，迅速遍及陕甘宁边区。
中央直属机关成为“抢救”重点。中央办公厅当时有60馀名工作人员，这些人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占70％。中共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人中有170人被打成特务，以致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中断。
延安抗大总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干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时任校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中央党校第三部几乎集中了当时在延安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是“抢救”的重中之重，由彭真领导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最后整体被打入另册。
绥德师范是“抢救”运动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9天控诉坦白大会，在会上自动坦白者280馀人，被揭发者190馀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而行政学院除了一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过半数人也都是“特务”。
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抢救”过。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到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有4万多人，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至1944一年内，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一万五千人。”加之整风中整死的人数，被迫害人数难以统计。（未完待续）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3。
[2]同[1]，页465。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编者按：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发明和试验了一套整人模式，为中共建政后如何掌控国家、箝制民众的思想，如何改造人性使之绝对臣服，积累了大量经验。例如，霸占话语权宣传洗脑、“引蛇出洞”、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欺骗诈供、恐吓利诱、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现身说法”、检举揭发、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拉更多的人卷入运动充当共犯和替罪羊、不断制造恐怖升级、先杀灵魂再杀肉体、采取激烈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后平反道歉、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篡改历史……等等。这些经验成为中共历次运动的样本，在其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反覆使用，日趋精细完备。
逃亡苏联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延安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延安整风是由毛泽东发起、操纵的，最终实现了他的预期目的：用毛泽东思想代替马列主义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共产国际手中夺取绝对领导权。
延安整风开创了中共以后历次运动的模式，运动中所采用的学习、反省、考试、坦白、检讨、揭露、批斗、挑动群众斗群众、隔离、审查、甄别等方式成为中共历次运动的样板沿用至今，上演了一幕幕人间闹剧、悲剧和惨剧，形成中共党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延安整风将毛泽东定于一尊、捧上神坛，以毛泽东思想为所有人的思想、言行的指南，将人驯化为中共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的馀孽至今尚存。
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抢救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最恐怖的一幕，莫过于扩大到全党的整肃──“抢救运动”，它最后演变成一场群体灭绝的杀戮。
“引蛇出洞”
1943年4月3日，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称整风运动升级到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
4月28日，中共政治局开会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
“四三决定”刚传达时，中共号召参加整风的所有人大胆说话，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评领导，揭露错误。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大会，那些知识分子干部受到鼓舞，在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特权思想”，有的人甚至在会场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结果他们一个个都跌入早已为其设计好的陷阱，成了“反革命”、“特务分子”。
精神和肉体的酷刑交替进行
开始时，这些“反革命”、“特务分子”在批斗中只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拒不承认是“反革命”、“特务”。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中共采用了诸多酷刑手段：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有的长达两个星期。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使受审者神志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
手段之二：刑讯逼供。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曾采用坐老虎凳、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五花捆绑、吊梁鞭打、拳打脚踢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载：县、区委书记都亲自上阵殴打被审人员，县书记打人有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
手段之三：饿饭。不给吃饭，或在饭里加盐，不给水喝。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设“特字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手段之四：心理恐吓。如，假枪毙。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贞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逼迫承认河南省委是“红旗党”，遭他拒绝，就被拉到刑场假枪毙。
整人者还发明了被称作“雷公劈豆腐”的整人模式，就是先集中迫害比较软弱的人，然后再打击那些坚强的人。许多受刑者在极大的心理和肉体伤害下，精神失常。
薄一波在196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亲眼看到的“抢救”惨状：“有一件使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6、7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抢救”高潮：成千上万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
4月12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被屈打成招的张克勤在会上作坦白报告，编造了自己当特务的过程。康生作大会动员报告，号召被抢救者向张克勤学习。会后，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造成声势，强迫延安各机关、学校党员干部进行坦白。截至7月9日，有450人坦白。
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之后，有12个人上台作了“坦白”。彭真在会上发言说，延安各机关敌情严重，内奸、特务不要错过时机，应主动出来交代特务身分，争取宽大处理。许多与会者吓得面色苍白，会场气氛恐怖。
8月15日，中共颁布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肯定审干肃奸工作取得的“成绩”。宣称此次审干乃“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是首长负责任，自己动手。[2]会后，抢救运动愈演愈烈，迅速遍及陕甘宁边区。
中央直属机关成为“抢救”重点。中央办公厅当时有60馀名工作人员，这些人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占70％。中共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人中有170人被打成特务，以致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中断。
延安抗大总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干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时任校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中央党校第三部几乎集中了当时在延安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是“抢救”的重中之重，由彭真领导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最后整体被打入另册。
绥德师范是“抢救”运动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9天控诉坦白大会，在会上自动坦白者280馀人，被揭发者190馀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而行政学院除了一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过半数人也都是“特务”。
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抢救”过。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到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有4万多人，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至1944一年内，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一万五千人。”加之整风中整死的人数，被迫害人数难以统计。（未完待续）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3。
[2]同[1]，页465。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