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编者按：以发起运动的方式整人、杀人，是中共的“发明”，源于1930年的肃反AB团。当时不仅在中国，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也前所未有。就连苏共党魁斯大林，也是在中共杀AB团之后大受启发，大开杀戒，开始对苏联大清洗。因而有研究者说，毛泽东杀AB团运动，使斯大林学到了怎样彻底消灭所有他不信任的人。称斯大林为老师的毛泽东，也做了一回斯大林的“老师”。
肃反AB团是中共内部杀戮的开端，直接为各根据地肃反运动的乱打、乱杀开了先例。中央苏区累计有10万红军在肃反中被自己人屠杀。
根据中共党内的各种文献，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亦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周恩来，为了“贯彻”来自共产国际所谓“反右倾”的指示，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正是周恩来的错误定性，使 “AB团肃反运动”上升为中共中央的决策。
凭空发起 无反肃反
AB团，全称“AB反赤团”， 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AB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内的反共者在江西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1926年底成立，1927年4月就解散了。
1930年，中共在江西苏区发起肃反AB团的中共内部大清洗，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作为过来人的中共老将，也不能不“惨然一叹”。而后来中共自己的调查证实，这个在国民党都早已不存在的反共团体，在中共从来都未曾有过。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进驻吉安城，听说中共赣西南特委有AB团组织，毛不问情报来源，大做文章。1930年10月14日，毛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近来赣西南党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的领导”；并说赣西南“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是AB团富农所充塞”；为了“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绝不能挽救这一危机”。[1]
11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省行委，信中提到红军所需的油、盐、米的供应，省行委不能及时送到。当时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是李文林。毛认为李文林是有意破坏红军作战，11月底，在宁都县的黄陂，毛泽东下令把李文林当成AB团嫌疑犯抓了起来。
李文林是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始人，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回吉水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任中共赣南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先后领导组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曾率部攻克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以东固为中心的根据地；1930年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到上海见过李立三，回来后任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他和当地干部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等做法不认同，抵制过毛。
李文林被逮捕后，毛于12月3日起草了《总前委致省行委信》：“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分子给以全部扑灭。”他把前委与行委的平行关系擅自改为上下级关系，还说：“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酷刑逼供 屈打成招
12月7日下午3时，26岁的李韶九举着毛泽东授予的“尚方宝剑”，带着一连兵，来到省行委所在地富田，命令武装士兵将省行委机关包围，率十馀人闯入省行委办公室，将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以及各方面负责人李白芳、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周冕等一一逮捕，挨个刑讯逼供。段良弼不承认自己是AB团。李韶九命令士兵脱去他的衣服，让其裸身跪地，然后用香烧身，身体烧得体无完肤，两个大手指也被打断了，人残废了。
李韶九办案，不招供不停刑。据当时的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受审者熬不过酷刑，只好乱供，AB团越打越多。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关押的丈夫，也被李韶九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酷刑。不仅“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对她们还有专门的刑法：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身无片纱；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毛泽东在他后来写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把这些屈打成招的供词拿来当做他打AB团的证据，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杀人狂潮
12月9日，李韶九根据乱供的名单又抓了25人，还没来得及审问，就赶上国军空袭，慌乱之中，李韶九下令，将这25人绑赴郊外，一律枪杀了。
从12月7日晚至12日晚，富田事变之前的5天时间里，李韶九对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机关120多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先后拉出去处决了40馀人。机关内外异常恐怖。中共萧克上将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打杀AB团的运动，他回忆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句话，就把他们抓起来，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都承认了，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几十个。当时的江西卷起了杀人狂潮。”
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使用的刑罚计有120多种之多，坐轿子、坐飞机、猴子牵缰、剖腹剜心、铁丝穿睪丸等等。数万人丧生。
在严刑逼供下，逼出了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第一次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武力反抗
李韶九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二十军抓AB团。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李韶九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刘敌说他是“AB团”成员时，刘敌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刘敌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刘敌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藉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2] 12月12日，刘敌带领一营官兵包围了李韶九驻地，李韶九闻讯逃走。他们缴了李韶九带来的一个连士兵的械，释放了被李韶九当AB团关押的70馀名干部，离开驻地。这就是所谓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当晚，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被捕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展示了满身伤痕，控诉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政治路线，“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愤怒的士兵们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他们公开打出反毛泽东的旗帜，到处张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和“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的标语。张贴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中，指责毛泽东有“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江西省委发出通告，称毛“极其奸猾，个人意识极差，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他个人工具利用”。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当红一方面军一部赶来镇压时，红二十军3000多人，带上1000多件武器过了赣江。（未完待续）
注释：
[1]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4、315、319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编者按：以发起运动的方式整人、杀人，是中共的“发明”，源于1930年的肃反AB团。当时不仅在中国，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也前所未有。就连苏共党魁斯大林，也是在中共杀AB团之后大受启发，大开杀戒，开始对苏联大清洗。因而有研究者说，毛泽东杀AB团运动，使斯大林学到了怎样彻底消灭所有他不信任的人。称斯大林为老师的毛泽东，也做了一回斯大林的“老师”。
肃反AB团是中共内部杀戮的开端，直接为各根据地肃反运动的乱打、乱杀开了先例。中央苏区累计有10万红军在肃反中被自己人屠杀。
根据中共党内的各种文献，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亦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周恩来，为了“贯彻”来自共产国际所谓“反右倾”的指示，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正是周恩来的错误定性，使 “AB团肃反运动”上升为中共中央的决策。
凭空发起 无反肃反
AB团，全称“AB反赤团”， 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AB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内的反共者在江西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1926年底成立，1927年4月就解散了。
1930年，中共在江西苏区发起肃反AB团的中共内部大清洗，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作为过来人的中共老将，也不能不“惨然一叹”。而后来中共自己的调查证实，这个在国民党都早已不存在的反共团体，在中共从来都未曾有过。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进驻吉安城，听说中共赣西南特委有AB团组织，毛不问情报来源，大做文章。1930年10月14日，毛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近来赣西南党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的领导”；并说赣西南“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是AB团富农所充塞”；为了“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绝不能挽救这一危机”。[1]
11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省行委，信中提到红军所需的油、盐、米的供应，省行委不能及时送到。当时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是李文林。毛认为李文林是有意破坏红军作战，11月底，在宁都县的黄陂，毛泽东下令把李文林当成AB团嫌疑犯抓了起来。
李文林是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始人，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回吉水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任中共赣南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先后领导组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曾率部攻克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以东固为中心的根据地；1930年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到上海见过李立三，回来后任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他和当地干部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等做法不认同，抵制过毛。
李文林被逮捕后，毛于12月3日起草了《总前委致省行委信》：“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分子给以全部扑灭。”他把前委与行委的平行关系擅自改为上下级关系，还说：“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酷刑逼供 屈打成招
12月7日下午3时，26岁的李韶九举着毛泽东授予的“尚方宝剑”，带着一连兵，来到省行委所在地富田，命令武装士兵将省行委机关包围，率十馀人闯入省行委办公室，将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以及各方面负责人李白芳、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周冕等一一逮捕，挨个刑讯逼供。段良弼不承认自己是AB团。李韶九命令士兵脱去他的衣服，让其裸身跪地，然后用香烧身，身体烧得体无完肤，两个大手指也被打断了，人残废了。
李韶九办案，不招供不停刑。据当时的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受审者熬不过酷刑，只好乱供，AB团越打越多。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关押的丈夫，也被李韶九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酷刑。不仅“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对她们还有专门的刑法：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身无片纱；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毛泽东在他后来写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把这些屈打成招的供词拿来当做他打AB团的证据，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杀人狂潮
12月9日，李韶九根据乱供的名单又抓了25人，还没来得及审问，就赶上国军空袭，慌乱之中，李韶九下令，将这25人绑赴郊外，一律枪杀了。
从12月7日晚至12日晚，富田事变之前的5天时间里，李韶九对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机关120多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先后拉出去处决了40馀人。机关内外异常恐怖。中共萧克上将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打杀AB团的运动，他回忆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句话，就把他们抓起来，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都承认了，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几十个。当时的江西卷起了杀人狂潮。”
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使用的刑罚计有120多种之多，坐轿子、坐飞机、猴子牵缰、剖腹剜心、铁丝穿睪丸等等。数万人丧生。
在严刑逼供下，逼出了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第一次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武力反抗
李韶九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二十军抓AB团。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李韶九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刘敌说他是“AB团”成员时，刘敌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刘敌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刘敌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藉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2] 12月12日，刘敌带领一营官兵包围了李韶九驻地，李韶九闻讯逃走。他们缴了李韶九带来的一个连士兵的械，释放了被李韶九当AB团关押的70馀名干部，离开驻地。这就是所谓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当晚，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被捕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展示了满身伤痕，控诉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政治路线，“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愤怒的士兵们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他们公开打出反毛泽东的旗帜，到处张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和“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的标语。张贴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中，指责毛泽东有“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江西省委发出通告，称毛“极其奸猾，个人意识极差，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他个人工具利用”。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当红一方面军一部赶来镇压时，红二十军3000多人，带上1000多件武器过了赣江。（未完待续）
注释：
[1]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4、315、319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