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0月10日讯】1951年5月，中共镇反运动已杀人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但是，杀戮并没有停止。“三反五反”运动又席卷全国。我们来走进“五反”运动中，一度被中共称为“朋友”的、民营资本家的命运。
1952年2月8号，中国“船王”卢作孚突然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举国震惊。
卢作孚是着名的爱国实业家，他在抗战初期的危急关头，率领自己创办的民生公司船队，进行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民族工业的命脉。1950年，他拒绝去台湾，离开香港回到北京，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一直和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1951年周恩来还希望卢作孚担任交通部负责工作。
但到1952年2月却风云突变。2月8号，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批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卢作孚和公司的公股代表之前在北京出差时，曾互请吃饭，看戏等，此时竟然被当作所谓“腐蚀国家干部”的证据，而卢作孚平时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也上台揭批他。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当晚，卢作孚就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然而，在当时新华社内参的一篇关于卢作孚自杀的报导里，却加上了“畏罪”二字。
不过，卢作孚还仅仅是一个缩影。当时镇反运动刚刚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又开始横扫全国【括号里的不需要配音，插入历史影片24秒—36秒“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报复的斗争”，民营资本家成为打击对象，个人尊严、资产、事业等各方面都备受羞辱。
以上海为例，除了对资本家没日没夜的批斗，还要逼税。“五反”之一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资本家交纳1951年度所得税，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很多资本家因此被迫携家人一同自杀，跳楼成为最常见的自杀手段。据称，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曾经天天问下属“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而据上海从52年1月25号到4月1号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撰文记述:“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
然而，在中共建政前夕，民营资本家曾一度被当成“朋友”。1949年9月，共产党邀集一些资产阶级盟友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此后在建政初期，中共在经济建设上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协助，毛泽东也曾经在1950年6月中共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
而中共建政将近三年以后，“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暴力土改收走了农村的土地；“镇反”“肃反”运动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杀人。之后，民营资本家也没能逃脱厄运。“五反”运动使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业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据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反”、“五反”运动有20万人自杀。
编辑/尚燕 后制/陈建铭
1952年2月8号，中国“船王”卢作孚突然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举国震惊。
卢作孚是着名的爱国实业家，他在抗战初期的危急关头，率领自己创办的民生公司船队，进行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民族工业的命脉。1950年，他拒绝去台湾，离开香港回到北京，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一直和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1951年周恩来还希望卢作孚担任交通部负责工作。
但到1952年2月却风云突变。2月8号，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批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卢作孚和公司的公股代表之前在北京出差时，曾互请吃饭，看戏等，此时竟然被当作所谓“腐蚀国家干部”的证据，而卢作孚平时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也上台揭批他。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当晚，卢作孚就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然而，在当时新华社内参的一篇关于卢作孚自杀的报导里，却加上了“畏罪”二字。
不过，卢作孚还仅仅是一个缩影。当时镇反运动刚刚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又开始横扫全国【括号里的不需要配音，插入历史影片24秒—36秒“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报复的斗争”，民营资本家成为打击对象，个人尊严、资产、事业等各方面都备受羞辱。
以上海为例，除了对资本家没日没夜的批斗，还要逼税。“五反”之一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资本家交纳1951年度所得税，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很多资本家因此被迫携家人一同自杀，跳楼成为最常见的自杀手段。据称，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曾经天天问下属“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而据上海从52年1月25号到4月1号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撰文记述:“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
然而，在中共建政前夕，民营资本家曾一度被当成“朋友”。1949年9月，共产党邀集一些资产阶级盟友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此后在建政初期，中共在经济建设上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协助，毛泽东也曾经在1950年6月中共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
而中共建政将近三年以后，“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暴力土改收走了农村的土地；“镇反”“肃反”运动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杀人。之后，民营资本家也没能逃脱厄运。“五反”运动使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业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据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反”、“五反”运动有20万人自杀。
编辑/尚燕 后制/陈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