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很多人都可以说上至少一个与其有关的故事，比如三顾茅庐、隆中对、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空城计、七擒七纵，等等，其“羽扇纶巾、神机妙算、诚信忠义、死而后已”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有宋人如此评价道：“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辉耀在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却在一千多年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难安。1966年文革爆发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后，又冲向社会，开始“破四旧”。“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的结果是：许多珍贵文物毁于此时，许多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学人被打倒、被迫害致死。
与诸葛亮有关的历史遗迹自然也没有躲过这场浩劫。据海外学者丁抒披露，诸葛亮出山前曾“躬耕于南阳”，当时也是需要有人帮工的，所以受中共“阶级分析”思想影响的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的阎长贵说：“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有了这样的定性，各地红卫兵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行动：南阳诸葛亮的草庐被砸烂，成都武侯祠被砸；诸葛亮离世后葬在定军山，陕西勉县的红卫兵因找不到其葬身处，便砸毁了山上的“古定军山”碑。呜呼哀哉！
不知是否是巧合，几个月后，给诸葛亮定性的阎长贵因送错一封信，很快成了阶下囚。
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农民家庭的阎长贵，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其后师从《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关锋学习。因其1962年写的一篇短文受到了毛的欣赏，他在1966年被调到钓鱼台国宾馆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后来他听说，调他的人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的领导戚本禹。
由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地位，加上她又是“第一夫人”，写给江青的信越来越多，有时每天多达两千多封，甚至要用麻袋装才行，于是中共成立了“中央文革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负责人。阎长贵很卖力，并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1967年1月，阎长贵又被调去当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虽然江青有不少要求，但在阎长贵眼中，江青还是有些能力的，至少做报告不要别人起草，发言稿是自己准备提纲。
不久后，赏识阎长贵的关锋倒台，江青并没有因此将阎调走，反而将其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组长。然而，一个多月后，他就被莫名免职。
1968年1月9日，在阎长贵升任江青第一任秘书整一年的时候，阎长贵被隔离审查。2014年6月大陆的《时代周报》刊登了对阎长贵的采访，详细披露了他此时和以后的经历。
根据采访，阎长贵被查是因为他在1967年底的一天，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来自一个女演员。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在信中，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1949年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其写信的目地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
不知深浅的阎长贵将信转给了江青，并附上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其有什么关系。
江青看了信勃然大怒，第二天就把阎长贵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他为何要把这封信给她看。自此之后，江青改变了对阎的态度，一个星期不按铃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发文件。
很快，阎长贵被江青下令将工作移交给杨银禄，他被送到了警卫连。起初，阎长贵并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做研究。大概在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阎被指责为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阎十分害怕。
又过了十多天，陈伯达、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受到如此高规格对待，阎长贵的脑袋都大了，他只能连连点头表示“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阎按照他的口授，给其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阎长贵被关到了秦城监狱。据其回忆，他一进去，就有人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登记后，换上了黑色的囚服。换好后，监管向他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阎说知道。
阎长贵住的是一间单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
他后来才知道，就在当天深夜，他还被“抄家”，有关部门到其妻子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当时其妻子和孩子是从山东农村来北京看病的，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家属探亲宿舍。此次“抄家”，虽然利用了阎写给妻子的那封信，但其他一无所获。而在“抄家”后，他的妻子孩子连夜由警卫部队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招待所软禁起来，一关就是几个月。到了5月麦收前，在其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们送回山东老家。
在老家，阎长贵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限制。大孩子13岁，初中没读完就被赶出学校，被勒令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掘地、挖沟，什么都得干。让阎长贵感动的是，他的妻子不管怎么难，都没有与他离婚，而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在家人受歧视的岁月里，在监狱中的阎长贵的日子也不好过，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很长时间连看书、看报都不可以。为了打发时间，他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1、2、3、4、5……他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反覆背诵熟悉的毛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等。
坐了七年多监狱后，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阎长贵宣布决定释放他，但要送他去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到了农场后，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很快，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一家人得以团聚。短暂的团聚后，父母回了山东老家，妻儿则和他在农场安了家。
同年11月，北京来人宣布对阎长贵的结论：一、妄图用假材料（指其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此二人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都是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不认同的阎长贵违心的签了字，之后，他被农场安排去学校教书。1979年9月，中共给其“平反”，他被调回《红旗》杂志社。
在很多人看来，被认为是老实人的阎长贵被莫名关在监狱里近八年，其后又被强迫去农场劳动，其遭遇是那么荒诞——仅仅是因为一封信被送错。显然，直接的罪责都在江青和中共身上。然而，在那个年月被裹挟着参与文革的阎长贵，难道真的清清白白吗？诸葛亮身后的遭遇又是谁的罪责呢？所谓种何种因得何种果，古往今来从没有差之毫厘。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辉耀在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却在一千多年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难安。1966年文革爆发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后，又冲向社会，开始“破四旧”。“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的结果是：许多珍贵文物毁于此时，许多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学人被打倒、被迫害致死。
与诸葛亮有关的历史遗迹自然也没有躲过这场浩劫。据海外学者丁抒披露，诸葛亮出山前曾“躬耕于南阳”，当时也是需要有人帮工的，所以受中共“阶级分析”思想影响的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的阎长贵说：“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有了这样的定性，各地红卫兵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行动：南阳诸葛亮的草庐被砸烂，成都武侯祠被砸；诸葛亮离世后葬在定军山，陕西勉县的红卫兵因找不到其葬身处，便砸毁了山上的“古定军山”碑。呜呼哀哉！
不知是否是巧合，几个月后，给诸葛亮定性的阎长贵因送错一封信，很快成了阶下囚。
成为江青秘书
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农民家庭的阎长贵，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其后师从《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关锋学习。因其1962年写的一篇短文受到了毛的欣赏，他在1966年被调到钓鱼台国宾馆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后来他听说，调他的人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的领导戚本禹。
由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地位，加上她又是“第一夫人”，写给江青的信越来越多，有时每天多达两千多封，甚至要用麻袋装才行，于是中共成立了“中央文革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负责人。阎长贵很卖力，并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1967年1月，阎长贵又被调去当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虽然江青有不少要求，但在阎长贵眼中，江青还是有些能力的，至少做报告不要别人起草，发言稿是自己准备提纲。
不久后，赏识阎长贵的关锋倒台，江青并没有因此将阎调走，反而将其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组长。然而，一个多月后，他就被莫名免职。
惹怒江青
1968年1月9日，在阎长贵升任江青第一任秘书整一年的时候，阎长贵被隔离审查。2014年6月大陆的《时代周报》刊登了对阎长贵的采访，详细披露了他此时和以后的经历。
根据采访，阎长贵被查是因为他在1967年底的一天，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来自一个女演员。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在信中，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1949年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其写信的目地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
不知深浅的阎长贵将信转给了江青，并附上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其有什么关系。
江青看了信勃然大怒，第二天就把阎长贵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他为何要把这封信给她看。自此之后，江青改变了对阎的态度，一个星期不按铃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发文件。
很快，阎长贵被江青下令将工作移交给杨银禄，他被送到了警卫连。起初，阎长贵并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做研究。大概在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阎被指责为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阎十分害怕。
又过了十多天，陈伯达、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受到如此高规格对待，阎长贵的脑袋都大了，他只能连连点头表示“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阎按照他的口授，给其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莫名被关监狱近八年 家人受歧视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阎长贵被关到了秦城监狱。据其回忆，他一进去，就有人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登记后，换上了黑色的囚服。换好后，监管向他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阎说知道。
阎长贵住的是一间单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
他后来才知道，就在当天深夜，他还被“抄家”，有关部门到其妻子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当时其妻子和孩子是从山东农村来北京看病的，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家属探亲宿舍。此次“抄家”，虽然利用了阎写给妻子的那封信，但其他一无所获。而在“抄家”后，他的妻子孩子连夜由警卫部队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招待所软禁起来，一关就是几个月。到了5月麦收前，在其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们送回山东老家。
在老家，阎长贵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限制。大孩子13岁，初中没读完就被赶出学校，被勒令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掘地、挖沟，什么都得干。让阎长贵感动的是，他的妻子不管怎么难，都没有与他离婚，而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在家人受歧视的岁月里，在监狱中的阎长贵的日子也不好过，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很长时间连看书、看报都不可以。为了打发时间，他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1、2、3、4、5……他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反覆背诵熟悉的毛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等。
从监狱到农场劳动
坐了七年多监狱后，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阎长贵宣布决定释放他，但要送他去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到了农场后，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很快，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一家人得以团聚。短暂的团聚后，父母回了山东老家，妻儿则和他在农场安了家。
同年11月，北京来人宣布对阎长贵的结论：一、妄图用假材料（指其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此二人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都是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不认同的阎长贵违心的签了字，之后，他被农场安排去学校教书。1979年9月，中共给其“平反”，他被调回《红旗》杂志社。
结语
在很多人看来，被认为是老实人的阎长贵被莫名关在监狱里近八年，其后又被强迫去农场劳动，其遭遇是那么荒诞——仅仅是因为一封信被送错。显然，直接的罪责都在江青和中共身上。然而，在那个年月被裹挟着参与文革的阎长贵，难道真的清清白白吗？诸葛亮身后的遭遇又是谁的罪责呢？所谓种何种因得何种果，古往今来从没有差之毫厘。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