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年来，中纪委书记已经换了4任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换成江泽民的亲信吴官正。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换成江泽民的亲信贺国强。2012年4月10日江泽民的亲信薄熙来被抓之后，江泽民的黑恶势力开始由盛转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纪委书记换成了江泽民黑恶势力的大克星王歧山；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换成了习近平信任的您。衷心的希望您通过我的亲身经历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协助习近平一举拿下江泽民，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千秋伟业。
赵乐际先生：
您好！
目前，信神敬神的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北京与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中国国家席习近平会面。这是东西方两国大国首脑在北京的首次会面。这次会面的地点首选在中共党魁毛泽东当政27年不敢踏足半步的明清皇宫——“紫禁城”。川普是个敢做敢为的人，习近平也是个敢做敢为的人，这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会面，很可能开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纪元。
2012年2月6日，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时，发生了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2012年4月10日，我在监狱听到了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立案查处的消息。2015年1月22日，我从北京机场离境飞抵美国纽约。来美国之前，我将我办理出国护照、赴美签证等情况，在我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的信中，讲的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我来美国是得到习近平默许的。来美国将近3年，我见证了美国总统川普超越一万个不可能入主白宫的奇迹，同时，也见证了习近平将440只省（部）级及以上的“大老虎”关进铁笼子的奇迹。东西方的这两个历史性人物彼此欣赏，关系超乎寻常。这两个强人联手，很可能做成一些有权、有钱、有学问、有名望的人过去不敢想更不敢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1999年5月7日，作为一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同时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本着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写了一封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7位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就法轮功问题向江泽民讲了真话。但是，江泽民听不进真话，也不愿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意孤行，非要迫害法轮功不可。自1999年7月20日起，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以天塌地陷之势，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我亲历了这场迫害的全过程。历史的发展已充分证明18年前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2017年7月20日，我在美国纽约写了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法轮大法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正道大法》，在大纪元新闻网、新唐人电视台网站、希望之声网站公开发表。致江泽民的信是我修炼法轮功4年之后对法轮功问题做的一个总结。致习近平的信则是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18年之后，我对法轮功问题做的又一个总结。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完全是出于妒忌，担心学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会威胁到他的权和利的结果。1999年“7.20”之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待我修炼法轮功的态度可以代表当时绝大多数中共最高层领导对待法轮功的态度。我是从1995年5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上至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下至中纪委法规室全体官员，尽人皆知。至1999年7月19日，中纪委监察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位官员反对我修炼法轮功。
我从修炼法轮功的第一天起，就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我经常利用工休时间在中纪委大楼前的空地上炼功，有时在中纪委小礼堂炼功，有时在中纪委大礼堂炼功，有时在我的办公室炼功。我曾经教时任中纪委法规室党总支书记欧桂英炼过法轮功。欧桂英修炼法轮功之后，身心受益，1998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我还把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等送给时任中纪委法规室主任干以胜看过。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因为对我的人品和能力的赏识，时任中纪委常委傅杰正式通过中纪委干部室调我做他的秘书。时任中纪委法规室主任干以胜对我的人品和能力也很赏识，不惜得罪傅杰，坚持将我留在了中纪委法规室。之后，干以胜将我推荐给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我成为尉健行一系列重要讲话的撰稿人之一。
中共最重视的权力是军权。对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的反腐败，不是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绝对信任的人是不可能参与其中的。1998年7月的一天，中共政治局作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的决策，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由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任组长，尉健行任副组长。当天下午，尉健行主持召开中纪委常委会，我列席了这次常委会。会后，由我执笔起草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的通知。紧接着，我参与了尉健行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决策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的起草。当时，我正在修炼法轮功，能够参与这项涉及最高核心机密的工作，也充分证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修炼法轮功是完全认同的。
1998年11月22日左右，我在北京一家宾馆和尉健行共进午餐时，亲手将我写的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和10多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的《海外学子的心声》送到尉健行手上。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差了一次，被安排到东北、西南、西北做调研。有这样一次难得的出差机会，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暂时摆脱一下北京中央机关沉闷的工作，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了。但是，在我出差的第一站黑龙江、出差的第三天，就被尉健行所有重要文字的把关人、时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紧急召回北京，参与中纪委领导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研讨会上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审查研讨会的议程时，发现竟然没有中纪委领导发言，而中纪委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重建的。胡锦涛指示必须有中纪委领导出席并发言。胡锦涛发话之后，我立即被召回。中纪委监察部有一千多人，笔杆子也不少。仅此一件事，足见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是多么信任和器重！正是在这次回北京期间，我给尉健行送了上述3份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材料。当时，我跟尉健行讲，现在全国有8000多万人学炼法轮功，我给您的信，请您务必好好看一看，希望能引起您的高度重视。尉健行接过信后，连忙说：“好，我一定看。”
1999年4月16日，第一次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我参加了两位中纪委领导讲话的起草工作。一是分管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的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的主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个工作刚结束，接到我的岳父病危住院的消息，我立即请假和妻子赶回武汉。岳父当时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处于弥留之际。在我回武汉的第三天，我又被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紧急召回北京，参与尉健行在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起草。当时，岳父气若游丝，但头脑是清醒的，他劝我还是以工作为重，他能见我一面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得不独自一人赶回北京。刚到北京不久，岳父就去世了。4月16日当天，尉健行跟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我也参与其中。此时，距离震惊世界的“4.25”事件发生不到10天！也就是说，直到“4.25”事件发生前夕，我都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最信任的人之一。
在我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里，我还参与了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夏赞忠，时任中纪委常委傅杰，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武连元等领导讲话或文稿的起草工作。执笔撰写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文章，《求是》杂志特约专题文章，《党建研究》特约专题文章，中纪委办公厅通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中的有关文章等。我执笔起草的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的答覆，被作为样本在中纪委监察部机关传阅。我随有关领导到湖北湖南调研后写成的调研报告《关于改制企业的监督问题》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后来成为中央最高层决策的重要参考。我还多次参与中纪委全会的有关文字工作。
在我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里，作为中央检查组成员，我参加了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人事部、民航总局的检查工作。虽然我只是个处级官员，但是，因为我代表中纪委，这些部的部长副部长都得跟我汇报工作。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小组成员。199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党内监督条例》以来所有相关的重要文件全部交由我保管。为起草这个条例，我参与了在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与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和部分在职省（部）级官员的座谈，其中包括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不久前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等，由我整理了部分座谈记录。起草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徐青，起草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虞云耀就江泽民对待前中纪委书记乔石领导起草的一个力度比较大的《党内监督条例》稿的态度交换意见时，我也在场。1996年春，到北京玉泉山访问中共元老薄一波时，共去了4个人，一位部级官员，两位局级官员，一位处级官员，这个处级官员就是我。回到机关后，由我执笔起草了“薄一波访谈录”。1997年，在北京饭店，我参加了跟美国监察代表团的工作会谈。
在修炼法轮功的4年里，我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关于反腐败的一些重要法规的起草工作。比如，1997年1月中纪委第八次全会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奉尉健行之命从京西宾馆回到中纪委机关，由我执笔起草了此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若干规定》的第一稿。这个法规是1997年中纪委监察部反腐败的重中之重，对于尉健行在中共十五大上晋陞中共政治局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我还参与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释义》、《
在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里，作为一名在中共最高层工作的党政官员，我完全可以“以权谋钱”，只要我愿意，就有人主动把大把大把的钞票送到我家里来，但我自觉做到了不贪1分钱的财。我有一个亲戚专程从武汉到北京要我给他女儿安排工作，又是送钱，又是送金戒指。我坚决不要，他放下钱和金戒指就走人。第二天，我到邮局把钱寄给他女儿，我妻子回武汉过新年时，我又让妻子将金戒指当面还给他女儿。有个地方纪委的官员到我办公室送礼，我一再婉言谢绝，对方执意要送。我说这个礼无论如何不能收。对方说，这都是些土特产，我们去了许多部门，那里的官员都收下来。实在相持不下，最后，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这个礼我绝对不能收。直到这时，对方才没有再坚持。我也完全可以“以权谋色”，只要我愿意笑纳，就会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但我自觉做到了不好半分的色。在“钱”和“色”这两个当代中国官场最大的问题上，毫不夸张的说，我按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要求做到了最好！
我博士毕业分配到中纪委工作时，住集体宿舍，我和一个叫何潇的大学本科生住一间，房间小到仅能放下两张床，加一个走道。1995年，我妻子和儿子调到北京来，同住的大学生下基层锻炼，我们一家人在集体宿舍凑合了大半年。下基层锻炼的大学生回来后，我们一家人没有地方住，被临时安排到附近的宾馆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中纪委给我分了两小间房子，是与另一对夫妻合住。1998年中纪委分配住房时，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我可以分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的大三室一厅，也可以分到位于海淀区北医三院附近的两室两厅，也可以分到位于东城区和平里崭新的两室一厅，但是，我按照李洪志师父“先他后我”的要求，选了一个很旧、楼层很高、朝向西北的两室一厅。
我当时了解到，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的身体素质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不是排在最后一名，也是倒数第几名，每年的医药费开支非常大。我修炼法轮功4年多，没有花中纪委监察部1分钱医药费，身体状况良好。根据我的亲身实践和我听到、看到的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我向中纪委监察部工会主席介绍了法轮功，并建议在中纪委监察部机关教职工炼法轮功。1998年夏，经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领导批准，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会的支持下，我在中纪委大礼堂内教一些职工炼过法轮功。教功的广告就贴在中纪委大楼一楼的公告栏和中纪委食堂的门口，进出中纪委大楼和中纪委食堂的所有中纪委官员都能看到。炼功用的大录音机就是中纪委监察部工会提供的。我参加中纪委常委会的时候，胸前就戴着一枚法轮章，没有一位中纪委领导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我跟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到外地出差，无论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炼法轮功。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在湖北的东湖宾馆，在株洲的炎帝广场，在上海的西郊宾馆，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在山东的泰山之滨，在北戴河的海滩上，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到处都留下了我学法炼功的身影。
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事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法轮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理智健全的最高领导人，他一定不会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得出结论，而是会在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出正确的决策。比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人在修炼？这些人修炼后的效果如何？中纪委是中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大机关之一，中纪委有没有人修炼法轮功？如果当时江泽民能够静下心来，认真了解一下我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再进一步了解其他中央和国家机关法轮功学员真实的修炼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他绝对不可能得出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来。但是，江泽民没有这样做，一看到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请愿，把他吓坏了，生怕学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会威胁到他个人的权和利，当天晚上，便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提出要“战胜法轮功”。
这是江泽民个人对法轮功的错误认识，既没有经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也没有经中共政治局讨论通过，更没有经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如果这个错误认识只局限在中南海这个范围之内，还不可能铸成大错。但是，一想到那么多人虔诚的相信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一想到那么多人手捧一本《转法轮》在专心致志的读，江泽民就感到有无数的利针在扎他的心。几天之后，他责成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将他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下发到全党传达。江泽民就是这样通过严重违反中共组织纪律的方式，将他个人对法轮功的错误认识强加给全党的。1999年6月7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出成立中央解决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任组长，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任副组长，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任副组长，然后，就法轮功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1999年6月10日，中央解决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的办事机构——中央610办公室正式成立。610办公室具体负责对法轮功问题展开调查。怎么调查呢？就是按照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结论去找证据，凡是说“法轮大法好”的人和事，尽管是大量的、普遍的、感人至深的，一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凡是说“法轮大法不好”的人和事，尽管全是假的，一律如获至宝，统统安在法轮功头上。1999年“7.20”之后中共媒体上攻击、谩骂、抹黑法轮功的东西都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经历过当时中共所有媒体开足马力24小时昼夜不停对法轮功狂轰乱炸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阵势就象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样。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尉健行曾在中纪委全会上说“王友群把我搞的在中央抬不起头来”。实际上，不是王友群，而是江泽民的邪乎劲把尉健行打懵了。1999年“7.20”当天，我就被“隔离审查”了。查来查去，王友群除了在法轮功这一个问题上与江泽民持相反看法外，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没有1分钱的经济问题，在男女关系上没有任何违反道德和法律的问题，相反，是一个学习勤奋、工作认真、生活简朴的人。
在当时高压恐怖的政治气候下，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尉健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我进行了保护：第一，虽然我是在江泽民那里挂了号的人，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抓的第一个典型，但是，我一直没有被任何媒体公开点名批判。第二，据公安局的人对我讲，中共最高层“就是否对王友群判刑的问题”有过不同意见。如果确有其事，那肯定是在尉健行的坚决反对下作罢的。第三，我只受到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职六种。我没有受到这六种处分中的任何一种，对我的行政处理是“辞退”。辞退是行政处理的一种方式，不是行政处分。这种党纪政纪处分的极端不平衡性表明：尉健行在处理我时，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迫于江泽民的压力，不得不开除我的党籍；另一方面，我修炼法轮功各方面确实表现非常好，不想给予我任何行政处分。
1999年7月20日之后，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的处理，是特定政治气候下的产物，是完全错误的。2004年2月中旬起，我开始依法申诉：我先是向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胡锦涛等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宋平、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叶选平、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刘丽英、傅杰、彭吉龙13位前中共政治局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胡锦涛当政时的“太上皇”、原中共党魁江泽民申诉。在江泽民的邪气笼罩中国大陆之际，由于江泽民带头违反宪法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江泽民以下所有这些中共官员全都把宪法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当成了摆设。我依法申诉后只收到过一个答覆：2004年7月22日，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贾育林告知，我的申诉正在研究之中。到2008年7月11日我被迫害坐牢之日，长达1449天的时间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的申诉竟然没有研究出任何结果来！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证明：当初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转眼18年过去了。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18年，我被迫害18年，同时反迫害18年。关于我反迫害的具体情况，在我2015年1月22日到美国之前，在我寄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刘明波，中纪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陈浩的挂号信中，讲的一清二楚。到美国后的近3年里，我又写了大量文章，在大纪元新闻网、新唐人电视台网站、希望之声网站上发表。新唐人电视台还专门拍摄了一个访谈节目《细语人生——一个中纪委人的人生故事》（一、二、三集）。在这些文章和电视节目中，我以铁的事实对江泽民及其死党迫害法轮功的滔天大罪进行了揭露。
18年来，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使用手段之邪恶，造成的恶果之严重，在全世界的影响之坏，超越古今中外，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的邪恶”，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然而，魔高一尺，道高千丈。对神的信仰和敬畏是打不垮的，对“真、善、忍”的信仰和敬畏是打不垮的。18年来，顶着江泽民掀起的狂风巨浪，法轮功洪传到了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0种外文，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李洪志先生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党派、国界、职业、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敬仰和推崇。全世界已有21万法轮功学员实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全世界已有252万不修炼法轮功的民众签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早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臭不可闻的一堆垃圾，就等着最后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18年来，中纪委书记已经换了4任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换成江泽民的亲信吴官正。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换成江泽民的亲信贺国强。2012年4月10日江泽民的亲信薄熙来被抓之后，江泽民的黑恶势力开始由盛转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纪委书记换成了江泽民黑恶势力的大克星王歧山；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换成了习近平信任的您。
18年来，法轮功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至今为止，除中国大陆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取缔法轮功，更没有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的。这场持续18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到了最后划句号的时候了。继续听任江泽民的残馀势力迫害法轮功，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犯罪，就是对14亿海内外炎黄子孙犯罪，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犯罪，就是对全人类犯罪。
王歧山协助习近平反腐打虎，打掉了江泽民利益集团的440只大老虎，已经为最后拿下当代中国内政外交的总祸根，当代中国最大的大老虎、老老虎、老虎王江泽民扫清了障碍。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您的手上。衷心的希望您通过我的亲身经历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协助习近平一举拿下江泽民，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千秋伟业。
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厚颜无耻流氓相，奴颜卑膝奴才样；智勇双全英雄汉，铲除奸邪着华章。”江泽民就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流氓；泯灭良知、跟着江泽民跑的就是一帮奴颜卑膝的奴才。这些人现在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如果习近平想学唐太宗、康熙大帝，希望您能成为辅助他的忠臣良将，为彻底铲除江泽民黑恶势力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王友群
2017年11月8日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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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明轩）
赵乐际先生：
您好！
目前，信神敬神的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北京与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中国国家席习近平会面。这是东西方两国大国首脑在北京的首次会面。这次会面的地点首选在中共党魁毛泽东当政27年不敢踏足半步的明清皇宫——“紫禁城”。川普是个敢做敢为的人，习近平也是个敢做敢为的人，这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会面，很可能开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纪元。
2012年2月6日，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时，发生了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2012年4月10日，我在监狱听到了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立案查处的消息。2015年1月22日，我从北京机场离境飞抵美国纽约。来美国之前，我将我办理出国护照、赴美签证等情况，在我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的信中，讲的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我来美国是得到习近平默许的。来美国将近3年，我见证了美国总统川普超越一万个不可能入主白宫的奇迹，同时，也见证了习近平将440只省（部）级及以上的“大老虎”关进铁笼子的奇迹。东西方的这两个历史性人物彼此欣赏，关系超乎寻常。这两个强人联手，很可能做成一些有权、有钱、有学问、有名望的人过去不敢想更不敢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1999年5月7日，作为一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同时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本着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写了一封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7位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就法轮功问题向江泽民讲了真话。但是，江泽民听不进真话，也不愿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意孤行，非要迫害法轮功不可。自1999年7月20日起，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以天塌地陷之势，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我亲历了这场迫害的全过程。历史的发展已充分证明18年前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2017年7月20日，我在美国纽约写了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法轮大法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正道大法》，在大纪元新闻网、新唐人电视台网站、希望之声网站公开发表。致江泽民的信是我修炼法轮功4年之后对法轮功问题做的一个总结。致习近平的信则是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18年之后，我对法轮功问题做的又一个总结。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完全是出于妒忌，担心学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会威胁到他的权和利的结果。1999年“7.20”之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待我修炼法轮功的态度可以代表当时绝大多数中共最高层领导对待法轮功的态度。我是从1995年5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上至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下至中纪委法规室全体官员，尽人皆知。至1999年7月19日，中纪委监察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位官员反对我修炼法轮功。
我从修炼法轮功的第一天起，就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我经常利用工休时间在中纪委大楼前的空地上炼功，有时在中纪委小礼堂炼功，有时在中纪委大礼堂炼功，有时在我的办公室炼功。我曾经教时任中纪委法规室党总支书记欧桂英炼过法轮功。欧桂英修炼法轮功之后，身心受益，1998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我还把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等送给时任中纪委法规室主任干以胜看过。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因为对我的人品和能力的赏识，时任中纪委常委傅杰正式通过中纪委干部室调我做他的秘书。时任中纪委法规室主任干以胜对我的人品和能力也很赏识，不惜得罪傅杰，坚持将我留在了中纪委法规室。之后，干以胜将我推荐给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我成为尉健行一系列重要讲话的撰稿人之一。
中共最重视的权力是军权。对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的反腐败，不是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绝对信任的人是不可能参与其中的。1998年7月的一天，中共政治局作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的决策，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由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任组长，尉健行任副组长。当天下午，尉健行主持召开中纪委常委会，我列席了这次常委会。会后，由我执笔起草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的通知。紧接着，我参与了尉健行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决策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的起草。当时，我正在修炼法轮功，能够参与这项涉及最高核心机密的工作，也充分证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修炼法轮功是完全认同的。
1998年11月22日左右，我在北京一家宾馆和尉健行共进午餐时，亲手将我写的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和10多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的《海外学子的心声》送到尉健行手上。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差了一次，被安排到东北、西南、西北做调研。有这样一次难得的出差机会，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暂时摆脱一下北京中央机关沉闷的工作，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了。但是，在我出差的第一站黑龙江、出差的第三天，就被尉健行所有重要文字的把关人、时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紧急召回北京，参与中纪委领导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研讨会上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审查研讨会的议程时，发现竟然没有中纪委领导发言，而中纪委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重建的。胡锦涛指示必须有中纪委领导出席并发言。胡锦涛发话之后，我立即被召回。中纪委监察部有一千多人，笔杆子也不少。仅此一件事，足见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是多么信任和器重！正是在这次回北京期间，我给尉健行送了上述3份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材料。当时，我跟尉健行讲，现在全国有8000多万人学炼法轮功，我给您的信，请您务必好好看一看，希望能引起您的高度重视。尉健行接过信后，连忙说：“好，我一定看。”
1999年4月16日，第一次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我参加了两位中纪委领导讲话的起草工作。一是分管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的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的主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个工作刚结束，接到我的岳父病危住院的消息，我立即请假和妻子赶回武汉。岳父当时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处于弥留之际。在我回武汉的第三天，我又被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紧急召回北京，参与尉健行在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起草。当时，岳父气若游丝，但头脑是清醒的，他劝我还是以工作为重，他能见我一面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得不独自一人赶回北京。刚到北京不久，岳父就去世了。4月16日当天，尉健行跟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我也参与其中。此时，距离震惊世界的“4.25”事件发生不到10天！也就是说，直到“4.25”事件发生前夕，我都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最信任的人之一。
在我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里，我还参与了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夏赞忠，时任中纪委常委傅杰，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武连元等领导讲话或文稿的起草工作。执笔撰写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文章，《求是》杂志特约专题文章，《党建研究》特约专题文章，中纪委办公厅通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中的有关文章等。我执笔起草的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的答覆，被作为样本在中纪委监察部机关传阅。我随有关领导到湖北湖南调研后写成的调研报告《关于改制企业的监督问题》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后来成为中央最高层决策的重要参考。我还多次参与中纪委全会的有关文字工作。
在我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里，作为中央检查组成员，我参加了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人事部、民航总局的检查工作。虽然我只是个处级官员，但是，因为我代表中纪委，这些部的部长副部长都得跟我汇报工作。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小组成员。199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党内监督条例》以来所有相关的重要文件全部交由我保管。为起草这个条例，我参与了在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与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和部分在职省（部）级官员的座谈，其中包括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不久前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等，由我整理了部分座谈记录。起草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徐青，起草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虞云耀就江泽民对待前中纪委书记乔石领导起草的一个力度比较大的《党内监督条例》稿的态度交换意见时，我也在场。1996年春，到北京玉泉山访问中共元老薄一波时，共去了4个人，一位部级官员，两位局级官员，一位处级官员，这个处级官员就是我。回到机关后，由我执笔起草了“薄一波访谈录”。1997年，在北京饭店，我参加了跟美国监察代表团的工作会谈。
在修炼法轮功的4年里，我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关于反腐败的一些重要法规的起草工作。比如，1997年1月中纪委第八次全会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奉尉健行之命从京西宾馆回到中纪委机关，由我执笔起草了此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若干规定》的第一稿。这个法规是1997年中纪委监察部反腐败的重中之重，对于尉健行在中共十五大上晋陞中共政治局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我还参与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释义》、《
在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里，作为一名在中共最高层工作的党政官员，我完全可以“以权谋钱”，只要我愿意，就有人主动把大把大把的钞票送到我家里来，但我自觉做到了不贪1分钱的财。我有一个亲戚专程从武汉到北京要我给他女儿安排工作，又是送钱，又是送金戒指。我坚决不要，他放下钱和金戒指就走人。第二天，我到邮局把钱寄给他女儿，我妻子回武汉过新年时，我又让妻子将金戒指当面还给他女儿。有个地方纪委的官员到我办公室送礼，我一再婉言谢绝，对方执意要送。我说这个礼无论如何不能收。对方说，这都是些土特产，我们去了许多部门，那里的官员都收下来。实在相持不下，最后，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这个礼我绝对不能收。直到这时，对方才没有再坚持。我也完全可以“以权谋色”，只要我愿意笑纳，就会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但我自觉做到了不好半分的色。在“钱”和“色”这两个当代中国官场最大的问题上，毫不夸张的说，我按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要求做到了最好！
我博士毕业分配到中纪委工作时，住集体宿舍，我和一个叫何潇的大学本科生住一间，房间小到仅能放下两张床，加一个走道。1995年，我妻子和儿子调到北京来，同住的大学生下基层锻炼，我们一家人在集体宿舍凑合了大半年。下基层锻炼的大学生回来后，我们一家人没有地方住，被临时安排到附近的宾馆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中纪委给我分了两小间房子，是与另一对夫妻合住。1998年中纪委分配住房时，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我可以分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的大三室一厅，也可以分到位于海淀区北医三院附近的两室两厅，也可以分到位于东城区和平里崭新的两室一厅，但是，我按照李洪志师父“先他后我”的要求，选了一个很旧、楼层很高、朝向西北的两室一厅。
我当时了解到，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的身体素质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不是排在最后一名，也是倒数第几名，每年的医药费开支非常大。我修炼法轮功4年多，没有花中纪委监察部1分钱医药费，身体状况良好。根据我的亲身实践和我听到、看到的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我向中纪委监察部工会主席介绍了法轮功，并建议在中纪委监察部机关教职工炼法轮功。1998年夏，经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领导批准，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会的支持下，我在中纪委大礼堂内教一些职工炼过法轮功。教功的广告就贴在中纪委大楼一楼的公告栏和中纪委食堂的门口，进出中纪委大楼和中纪委食堂的所有中纪委官员都能看到。炼功用的大录音机就是中纪委监察部工会提供的。我参加中纪委常委会的时候，胸前就戴着一枚法轮章，没有一位中纪委领导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我跟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到外地出差，无论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炼法轮功。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在湖北的东湖宾馆，在株洲的炎帝广场，在上海的西郊宾馆，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在山东的泰山之滨，在北戴河的海滩上，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到处都留下了我学法炼功的身影。
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事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法轮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理智健全的最高领导人，他一定不会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得出结论，而是会在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出正确的决策。比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人在修炼？这些人修炼后的效果如何？中纪委是中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大机关之一，中纪委有没有人修炼法轮功？如果当时江泽民能够静下心来，认真了解一下我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再进一步了解其他中央和国家机关法轮功学员真实的修炼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他绝对不可能得出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来。但是，江泽民没有这样做，一看到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请愿，把他吓坏了，生怕学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会威胁到他个人的权和利，当天晚上，便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提出要“战胜法轮功”。
这是江泽民个人对法轮功的错误认识，既没有经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也没有经中共政治局讨论通过，更没有经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如果这个错误认识只局限在中南海这个范围之内，还不可能铸成大错。但是，一想到那么多人虔诚的相信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一想到那么多人手捧一本《转法轮》在专心致志的读，江泽民就感到有无数的利针在扎他的心。几天之后，他责成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将他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下发到全党传达。江泽民就是这样通过严重违反中共组织纪律的方式，将他个人对法轮功的错误认识强加给全党的。1999年6月7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出成立中央解决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任组长，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任副组长，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任副组长，然后，就法轮功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1999年6月10日，中央解决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的办事机构——中央610办公室正式成立。610办公室具体负责对法轮功问题展开调查。怎么调查呢？就是按照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结论去找证据，凡是说“法轮大法好”的人和事，尽管是大量的、普遍的、感人至深的，一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凡是说“法轮大法不好”的人和事，尽管全是假的，一律如获至宝，统统安在法轮功头上。1999年“7.20”之后中共媒体上攻击、谩骂、抹黑法轮功的东西都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经历过当时中共所有媒体开足马力24小时昼夜不停对法轮功狂轰乱炸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阵势就象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样。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尉健行曾在中纪委全会上说“王友群把我搞的在中央抬不起头来”。实际上，不是王友群，而是江泽民的邪乎劲把尉健行打懵了。1999年“7.20”当天，我就被“隔离审查”了。查来查去，王友群除了在法轮功这一个问题上与江泽民持相反看法外，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没有1分钱的经济问题，在男女关系上没有任何违反道德和法律的问题，相反，是一个学习勤奋、工作认真、生活简朴的人。
在当时高压恐怖的政治气候下，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尉健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我进行了保护：第一，虽然我是在江泽民那里挂了号的人，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抓的第一个典型，但是，我一直没有被任何媒体公开点名批判。第二，据公安局的人对我讲，中共最高层“就是否对王友群判刑的问题”有过不同意见。如果确有其事，那肯定是在尉健行的坚决反对下作罢的。第三，我只受到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职六种。我没有受到这六种处分中的任何一种，对我的行政处理是“辞退”。辞退是行政处理的一种方式，不是行政处分。这种党纪政纪处分的极端不平衡性表明：尉健行在处理我时，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迫于江泽民的压力，不得不开除我的党籍；另一方面，我修炼法轮功各方面确实表现非常好，不想给予我任何行政处分。
1999年7月20日之后，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的处理，是特定政治气候下的产物，是完全错误的。2004年2月中旬起，我开始依法申诉：我先是向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胡锦涛等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宋平、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叶选平、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刘丽英、傅杰、彭吉龙13位前中共政治局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申诉。申诉无效之后，我又向胡锦涛当政时的“太上皇”、原中共党魁江泽民申诉。在江泽民的邪气笼罩中国大陆之际，由于江泽民带头违反宪法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江泽民以下所有这些中共官员全都把宪法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当成了摆设。我依法申诉后只收到过一个答覆：2004年7月22日，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贾育林告知，我的申诉正在研究之中。到2008年7月11日我被迫害坐牢之日，长达1449天的时间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的申诉竟然没有研究出任何结果来！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证明：当初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转眼18年过去了。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18年，我被迫害18年，同时反迫害18年。关于我反迫害的具体情况，在我2015年1月22日到美国之前，在我寄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刘明波，中纪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陈浩的挂号信中，讲的一清二楚。到美国后的近3年里，我又写了大量文章，在大纪元新闻网、新唐人电视台网站、希望之声网站上发表。新唐人电视台还专门拍摄了一个访谈节目《细语人生——一个中纪委人的人生故事》（一、二、三集）。在这些文章和电视节目中，我以铁的事实对江泽民及其死党迫害法轮功的滔天大罪进行了揭露。
18年来，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使用手段之邪恶，造成的恶果之严重，在全世界的影响之坏，超越古今中外，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的邪恶”，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然而，魔高一尺，道高千丈。对神的信仰和敬畏是打不垮的，对“真、善、忍”的信仰和敬畏是打不垮的。18年来，顶着江泽民掀起的狂风巨浪，法轮功洪传到了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经典着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0种外文，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李洪志先生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党派、国界、职业、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敬仰和推崇。全世界已有21万法轮功学员实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全世界已有252万不修炼法轮功的民众签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早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臭不可闻的一堆垃圾，就等着最后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18年来，中纪委书记已经换了4任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换成江泽民的亲信吴官正。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换成江泽民的亲信贺国强。2012年4月10日江泽民的亲信薄熙来被抓之后，江泽民的黑恶势力开始由盛转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纪委书记换成了江泽民黑恶势力的大克星王歧山；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换成了习近平信任的您。
18年来，法轮功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至今为止，除中国大陆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取缔法轮功，更没有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的。这场持续18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到了最后划句号的时候了。继续听任江泽民的残馀势力迫害法轮功，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犯罪，就是对14亿海内外炎黄子孙犯罪，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犯罪，就是对全人类犯罪。
王歧山协助习近平反腐打虎，打掉了江泽民利益集团的440只大老虎，已经为最后拿下当代中国内政外交的总祸根，当代中国最大的大老虎、老老虎、老虎王江泽民扫清了障碍。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您的手上。衷心的希望您通过我的亲身经历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协助习近平一举拿下江泽民，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千秋伟业。
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厚颜无耻流氓相，奴颜卑膝奴才样；智勇双全英雄汉，铲除奸邪着华章。”江泽民就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流氓；泯灭良知、跟着江泽民跑的就是一帮奴颜卑膝的奴才。这些人现在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如果习近平想学唐太宗、康熙大帝，希望您能成为辅助他的忠臣良将，为彻底铲除江泽民黑恶势力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王友群
2017年11月8日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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