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12月05日讯】由于我儿子王小刚2007年2月因工作被工作单位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三公司）同事程文才两次恶意放狗咬伤，事后干部张小兵等人又雇凶打人，导致我儿王小刚严重精神病一案。
为了死死摀住该冤案多年来的司法腐败黑幕，保住所有涉案官员的乌纱帽，辖区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下属的渭城街道办不惜动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卫连的人数，200多人，对我这个一死二残之家进行强制看管。
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对下级维稳人员说：“看管王英强全家现在是街道办的头等大事。”（我女儿和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副书记杜兴鹏谈话录音可以证实）。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_O2aazuFMDf6GTnjRumwjW5a2hKp7Et/view?usp=sharing
目前，我家楼前楼后共计有五个监控摄像头。从我家通往小区大门口的必经之路上，已共计约安装近二十个摄像头。十九大期间，还悄悄将我家楼道里那个防盗门给偷偷焊住了，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放心，还在我家楼前楼后不同方向停放多辆维稳车辆(部份维稳车牌号有：陕A97GX7,陕AV4S55,陕DBZ252,陕DLZ217,陕DAN209)，每辆车上最少坐四名维稳人员，监控室里还安排有多名负责看监控画面的维稳人员，他们共同负责24小时轮班看守我全家，就连我那正在治疗期间的精神病儿子王小刚在家附近的马路上溜弯，也寸步不离最少跟踪四名维稳人员。
我上访11年铁证冤案近期遭遇如下：
2017年11月20日下午，渭城街道办主任林军私下找我女儿王小琴谈话，大概内容为：1.你家的案子是案发当年的陕西省公安厅长王锐亲手压下来的，虽然王锐已退休多年，但是，他亲手提拔的那些下属现在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任职，谁敢招惹？继任的几界新领导班子也不愿为前任领导班子的事情买账，更不愿为我家翻案而得罪老领导。你家想依法翻案是没有可能性的。十八大到现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案子总共翻了也不到十个，你家的案子有什么影响力？2.想给你哥哥王小刚报工伤的可能性不大，都拖了这么多年，时效早过了，谁会认这个账？3.案子牵扯的部门和官员太多，大多数当年参与办案的官员也早都陞官或调到其他领导岗位上去了，你能追究到谁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是不可能的。等等。
2017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多，街道办主任林军和党委副书记杜兴鹏找我家谈话，谈话大概内容如下：
1.问我家最近有什么生活困难需要解决？
2.坚持陪访制度。不论我以后到哪里去上访，必须先向街道办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
3.不准和其他访民有任何来往。
4.我家以前的上访材料不合格，街道办可以派杜兴鹏帮我家重新写上访材料，但材料只准写给三公司的上级企业单位，并且材料当中只准谈王小刚的工资等与企业有关的问题，不准提及陕西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等话题，按照上面的思路，把原有上访材料交给他们申核修改和列印。然后，服从街道办领导命令，新上访材料按他们的统一指挥、统一安排，提交给他们指定的企业部门。
5.你家的案子属于内部矛盾，最好不要勾结境外媒体。不允许在境外媒体上再披露任何消息。
6.每逢敏感期，不准有任何外出行动，必须接受他们派人派车的强制监控行动。
2017年11月23日上午9点多，街道办杜兴鹏按领导指示，到社区对我家的上访材料进行了申核和修改。材料中涉及到政府维稳和违法办案的内容全部被取消。故意将落款日期写为2017年11月15日，不知是何用意？
我全家逐级上访十一年，经历了王锐、杜航伟、胡明朗三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的换届执政。户口也从原来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规划到了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原始案子纹丝未动，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多家相关政府部门长年暴力维稳和非法24小时监控的迫害行为却从未停止过，从2017年8月至今，辖区渭城街道办及上级部门秦汉新城管委会的总计200多人的庞大维稳队伍仍未撤离。
从2017年8月11日起，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三公司）、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四公司）、渭城街道办、秦汉新城管委会等多家部门，以十九大维稳为藉口，暗中组建庞大维稳队伍，每天有很多不同的生面孔，他们三班倒，在渭城街道办专为我家设置的监控室中轮流值班，还经常到我家楼前楼后和社区门房流动巡逻。一旦发现我及家人有外出动向，立即赶到小区大门口进行强行拦挡和控制。不允许其外出上访，正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
看到犯罪单位三公司公开和政府勾结对我全家进行维稳，我很生气也很绝望。2017年10月20日，我女儿王小琴，历经艰险，逃到北京，打算向公安部递交上访材料，希望借十九大东风，得到大力督办。由于对北京环境很陌生，途经国家大剧院，被北京警察骗进久敬庄，随后遭地方政府控制。
2017年10月21日早上，被辖区渭城街道办维稳官员党鹏、张超、李沛翰等人坐飞机从北京押回辖区渭城派出所。强行做笔录，扣上“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帽子，送进渭城拘留所非法拘留七天。至今不给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证》、《解除拘留证》等书面法律手续。
在我女儿被拘留期间，渭城街道办的维稳官员们又在我家楼前楼后新增了两个监控摄像头，现在我家楼前楼后共计有五个监控摄像头。从我家通往小区大门口的必经之路上，已共计约安装近二十个摄像头。同时，悄悄将我家楼道里那个防盗门给偷偷焊住了，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放心，还在我家楼前楼后不同方向停放多辆维稳车辆(部份维稳车牌号有：陕A97GX7,陕AV4S55,陕DBZ252,陕DLZ217,陕DAN209)，每辆车上最少坐四名维稳人员，监控室里还安排有多名负责看监控画面的维稳人员，他们共同负责24小时轮班看守我全家，就连我那正在治疗期间的精神病儿子王小刚在家附近的马路上溜弯，也寸步不离最少跟踪四名维稳人员。
从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0月28日期间，由于一直没有女儿王小琴的下落，加上渭城街道办上述种种异常表现，我于2017年10月22日上午找辖区渭城街道办维稳官员佘鹏打听我女儿的下落，佘鹏拒不回答，还狠狠的扇了我一巴掌。我又连续两天多次打110报警，寻找我女儿的下落，均无人出警。我又向派出所警察郑民反映我女儿失踪一事，请他帮助寻人，郑民答应帮我问问，再就没有回音了。
2017年10月28日下午快五点，渭城街道办维稳人员任彪、关亮等四人开车把我女儿王小琴从渭城拘留所接出，任彪在拘留所门口拿出一份没有日期的渭城街道办开给案发地蒲城县公安局的介绍信，反覆要求我女儿王小琴和他们一起立即赶往蒲城县公安局，重新查案。我女儿以“案子程序早已走到陕西省公安厅并被其多次非法终结”为由将其拒绝。多次要求回家，才被任彪等人极不情愿的送回家。
2017年11月2日下午，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派副书记杜兴鹏到社区找我父女二人谈话，大概内容为：1.因为我女儿王小琴19大期间赴京上访，造成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主任林军等多名在职干部受到党内处分。2.子虚乌有的编造说我家和咸阳市某个访民组织有勾结，还定期去开会，威胁我家不准再和其他访民有任何来往，否则，街道办也不是好惹的。3.拒不承认勾结三公司一起公开维稳。4.提出陪访要求，如果不接受，维稳人马将长年常态化。
2017年11月8日下午三点左右，辖区渭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杜兴鹏再次受党委书记张亚红之托，来社区找我家谈话，要求和我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大概内容为：一、以后不论我去哪里上访，必须先电话向渭城街道办的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二、我不论去哪里上访，不能带太多的行李，尤其不允许拉行李车，更不准在各个政府门口喊冤，只准在信访窗口登记，一切行动要坚决服从陪访维稳官员的安排。三、只要我答应上述两个条件，可以给我女儿王小琴在社区安排一份打杂的临时工作。同时，还可以考虑把渭城街道办偷偷焊住的我家防盗门修好或更换新门。四、只要我乖乖听话，一切服从街道办的安排，可以考虑尽快把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二十四小时维稳人马撤走。
2017年11月14日早上七点，我要求到三公司的上级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陕西能建）上访，给我儿子王小刚要工资。在同意渭城街道办维稳人员可以派人派车陪访的前提条件下，仍遭到佘鹏、邓芳华、姜昭等多名维稳人员的强行阻挡和威胁，还被邓芳华推倒在地。
2017年11月14日下午，我女儿致电杜兴鹏：“你11月8号要求的“君子协定，”我们家一直在配合你们，可是你们的人马一直都没撤走，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说过这个事，你说要请示秦汉新城管委会的领导，现在请示的结果如何？什么时候撤人？”杜兴鹏：“你也知道我们街道办就是个小衙门，说话也不算，我们得向秦汉新城管委会、西咸新区、西安市这些上级部门一级一级的请示，批下来也得一段时间，只要你们家按协议配合，我可以再督促督促，要求他们尽快批示下来。
2017年11月20日下午，渭城街道办主任林军私下找我女儿王小琴谈话，大概内容为：1.你家的案子是案发当年的陕西省公安厅长王锐亲手压下来的，虽然王锐已退休多年，但是，他亲手提拔的那些下属现在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任职，谁敢招惹？继任的几界新领导班子也不愿为前任领导班子的事情买账，更不愿为我家翻案而得罪老领导。你家想依法翻案是没有可能性的。十八大到现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案子总共翻了也不到十个，你家的案子有什么影响力？2.想给你哥哥王小刚报工伤的可能性不大，都拖了这么多年，时效早过了，谁会认这个账？3.案子牵扯的部门和官员太多，大多数当年参与办案的官员也早都陞官或调到其他领导岗位上去了，你能追究到谁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是不可能的。等等。
2017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多，街道办主任林军和党委副书记杜兴鹏找我家谈话，谈话大概内容如下：
1.问我家最近有什么生活困难需要解决？
2.坚持陪访制度。不论我以后到哪里去上访，必须先向街道办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
3.不准和其他访民有任何来往。
4.我家以前的上访材料不合格，街道办可以派杜兴鹏帮我家重新写上访材料，但材料只准写给三公司的上级企业单位，并且材料当中只准谈王小刚的工资等与企业有关的问题，不准提及陕西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等话题，按照上面的思路，把原有上访材料交给他们申核修改和列印。然后，服从街道办领导命令，新上访材料按他们的统一指挥、统一安排，提交给他们指定的企业部门。
5.你家的案子属于内部矛盾，最好不要勾结境外媒体。不允许在境外媒体上再披露任何消息。
6.每逢敏感期，不准有任何外出行动，必须接受他们派人派车的强制监控行动。
2017年11月23日上午9点多，街道办杜兴鹏按领导指示，到社区对我家的上访材料进行了申核和修改。材料中涉及到政府维稳和违法办案的内容全部被取消。故意将落款日期写为2017年11月15日，不知是何用意？（详见图）
截止目前，我全家仍处于辖区渭城街道办上百人轮班严密监控和强制看管中。给我和我女儿王小琴及儿子王小刚安排的维稳人员各不相同，分别每人每班安排约5人左右，一天三班倒。
我家被连续强制看管已经四个多月了，19大也结束一个多月了，我家目前仍无法外出正常上访和生活，我和我的家人曾多次找渭城街道办的多位领导询问，打算啥时撤走维稳部队，他们总是说“具体不清楚”、“等上级通知”、“只要你听话，服从领导安排，我们再根据具体情况向上级请示，有结果会通知你。”等等答覆来敷衍我。
有关渭城街道办领导2017年11月8日找我宣布的所谓“君子协定”内容，渭城街道办的领导一直未履行，相反，暗中还更加恶化。我家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如需外出购买生活用品或买药、购天然气,去银行取钱等，也必须先向街道办维稳人员任彪先提出申请，由其安排具体时间，派专车专人陪同才可以，绝不允许私自外出。这些正常生活行为每次还会遭到任彪等监控人员用手机拍照和录像，个人隐私权遭受严重侵犯。甚至每天我的家人在小区内的一举一动渭城街道办的维稳人员也会经常偷偷拍照并不断的电话向领导汇报（例如：买菜、买粮、卖废品、和某个邻居打个招呼等等）。
很多律师都曾说我家的案子铁证如山，一目了然，原陕西省委信访高处长、原陕西省人大信访庞主任、还有国家公安部信访樊处长等多位领导都曾多次下文督办，叫陕西省公安厅尽快纠正违法办案，而陕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们怕承担责任，丢了官，一方面安排基层政府部门加大对我全家的维稳力度，一方面暗中多次向相关上级部门上报虚假终结材料，说政府不存在任何违法办案行为，是我在无理取闹，缠访，闹访。我不明白，既然陕西省公安厅等政府部门都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为啥要长年对我家实行暴力维稳和迫害？
十九大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全国各地的访民都早已获得自由，唯有我家仍处在渭城街道办和秦汉新城管委会等政府部门合伙组建的二百多名维稳人员的严加看管和强行限制中，渭城街道办领导班子打着维稳的藉口实际是在干着维腐的勾当，他们无视依法治国政策，为了维护自己乌纱帽的稳定，不惜绑架街道办上百名与本案无关的在职人员的前途和薪资，对我全家进行常态化打压和迫害。
我家的案子属于三跨三分离中的涉法涉诉类型，十多年来，陕西省各级相关政府部门我不知上访过多少次了，受尽了各种不择手段的迫害，吃尽了人间苦头，看遍了各级官员的贪腐嘴脸，他们为我家案子踢过的皮球累计能绕地球好几圈了，有不少官员因为我家案子升了官，还有不少官员因为我家案子赚到了不少维稳经费，无形中我家的案子成了他们陞官发财的摇钱树，而我家的案子至今却纹丝未动。
我不明白，陕西省至少拥有几百万党员，十多年来，咋就解决不了我家这件原本并不复杂的案子？他们为啥迟迟不愿落实依法治国政策，为陕西百姓办点实事，依法解决一些问题呢？难道他们的中国梦就是靠打压百姓来讨好违法办案的上级领导，实现自己的陞官发财梦吗？
王英强
2017/12/5
附件：原始上访材料
我儿叫王小刚，是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简称火电三公司）的职工，于2007年2月6日由公司调入蒲城项目部工作，任项目部保卫部纠察，做门卫工作。去蒲城工作前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2月7日第一次上班，被安排值晚8点的班，接班时他看到门卫室门锁着，就到值上一班的同事陈文才的宿舍门口喊陈文才要钥匙，陈文才认为暴露了他旷班的情况，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把王小刚咬得腿上鲜血直流，满院子的干部、工人、小车无人救助！我儿自己向农民问路，步行到乡卫生院看伤打防狂犬病疫苗救了自己。我在与王小刚的电话交谈中发现情况不对头，立即赶到蒲城项目部了解实情后，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和上报工伤，单位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准王小刚休息，还克扣了王小刚的工资和奖金。
2007年3月24日，我带着王小刚找保卫科长张小兵要奖金和以前的工资，张小兵和财务科长白石等七八个人在食堂里面找到我们，食堂管理员王怀忠现场指挥，办公室主任张广利抱住我，让农民三人打我儿子，在食堂里边和外边共打了4次。张广利、张小兵还威胁我：你儿还要不要工作？满院子干部、工人，没有任何人敢出来劝阻。事后不许我们报案，不让休息，不给治病，如休息就停发一切。我看事情严重，只得将我儿强行带回家中休养治病。
王小刚被单位的人有意放狗咬伤、被殴打、被欺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连续多天晚上做恶梦吓得他睡不成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确诊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必须要有家人常年照看。
我向蒲城当地的派出所报案，随后又向蒲城县、渭南市的公安机关报案，直至向陕西省公安厅报案，至今都不给立案查处。陕西省公安厅信访室主任夏琛明甚至对我说：“狗把你儿子咬了，你找狗去！找我们做什么？”
十年来，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电网公司、国务院信访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访多次，到咸阳市、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至今仍坚持不依法办案，还组建了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公安分局、渭城区信访局、渭城区化工派出所、渭城区渭城街道办、火电四公司社区等多家基层政府机构，对我全家实行长年暴力维稳，楼前楼后加装多个摄像头，非法实行24小时监控，白天有人监视、监听，晚上屋前屋后站岗放哨，外出有人跟踪，门窗多次遭打砸；我无数次被截访、戴手铐，多次遭殴打。我及我的家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威胁、谩骂、羞辱、软禁、关押、不准吃喝、上门打砸、断电、监听电话、剪电话线、暴力截访、上访销号删记录、微博强行销号几十个等多项暴力维稳手段的残酷迫害。不但原始案子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后续暴力维稳的恶果滚雪球似的只增不减。
我告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的虚假黑材料就上报到哪里，罪犯单位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的黑钱就塞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不下几十次编造虚假的材料，私造伪证上报公安部及党政人大等机构，说我家王小刚的案子终结了。直到2016年11月仍然如此弄虚作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当场质问接访的官员：“陕西省公安厅是怎样终结的？终结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我的签字？为啥不告知我？凭啥偷着终结？”这些官员无言以对。
公安部信访处樊处长曾答覆我说：“我只能从电脑上给你转下去，陕西省公安厅不执行我们也没办法。”
陕西省政府及省信联办答覆我说：“是陕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亲自给你家上报的终结材料，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政府参与案子，我们也没办法。你找省公安厅去。”
陕西省人大信访室马主任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是主管全省信访工作的副省长，我们惹不起。如果给你家办案，我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我们只能听杜厅长的，他让咋办我们就咋办。你可以去找陕西省委，省委代表党，权力大得很，陕西省公安厅不敢不听党的话。”
陕西省委接访官员对我说：“你家的案子是涉法涉诉的案子，我们很同情，但是不对口，我们无权处理。陕西省人大是主管涉法涉诉案子的归口单位，你找他们去，要求他们给你监督处理。”
陕西省检察院的领导对我说：“我们平时都和公安厅的领导在一个大院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让我们咋给你处理？”
我儿王小刚的案子就这样捂来捂去，推来推去，拖到今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党，这么多的机构，这么多的官员，怎么就处理不了我们家这样一起案子？
我老伴儿得知儿子被迫害的消息后忧愤交加，患了严重脑梗、偏瘫，于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王小刚受到剧烈惊吓后精神失常，火电三公司竟然还要求王小刚到单位上班。这样的情况怎么能上班？多年来我儿子的工资未给发放一分钱，就连养老金也暗中停缴了。王小刚由我小女儿在家照看，小女儿因此不能外出工作没有收入，我则每日四处奔波求告上访。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我每月近3千元的退休金维持。我因到处上访忍饥挨冻受尽折磨造成左腿严重骨网膜损伤，被定为三级残疾，十年上访的结果是我家四口一死两残！至今看不到公正查处的希望。
习主席、王书记及各位领导，我在绝望中给你们写信求救，我对我们家的境况不敢多想又不得不想。我今年七十六岁了，到我不得动了，我走了，小刚怎么办？难道叫我和我老伴儿把他一起带走吗？我求告上访的基本要求是：王小刚是因公受伤患病的，工作单位火电三公司应该以工伤处理。我这个要求不符合事实和规定吗？过份吗？
走投无路绝望之中我给您们写信，恳请您们能派人明查暗访，查明黑幕，严惩官官相护的黑官，为我们家及陕西省各地的冤民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全家将不胜感激！我王英强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能合眼了。
陕西省咸阳市退休工人（2017年3月划归西安市西咸新区）：王英强
电话029－33711064
2016年12月5日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陈汉)
为了死死摀住该冤案多年来的司法腐败黑幕，保住所有涉案官员的乌纱帽，辖区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下属的渭城街道办不惜动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卫连的人数，200多人，对我这个一死二残之家进行强制看管。
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对下级维稳人员说：“看管王英强全家现在是街道办的头等大事。”（我女儿和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副书记杜兴鹏谈话录音可以证实）。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_O2aazuFMDf6GTnjRumwjW5a2hKp7Et/view?usp=sharing
目前，我家楼前楼后共计有五个监控摄像头。从我家通往小区大门口的必经之路上，已共计约安装近二十个摄像头。十九大期间，还悄悄将我家楼道里那个防盗门给偷偷焊住了，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放心，还在我家楼前楼后不同方向停放多辆维稳车辆(部份维稳车牌号有：陕A97GX7,陕AV4S55,陕DBZ252,陕DLZ217,陕DAN209)，每辆车上最少坐四名维稳人员，监控室里还安排有多名负责看监控画面的维稳人员，他们共同负责24小时轮班看守我全家，就连我那正在治疗期间的精神病儿子王小刚在家附近的马路上溜弯，也寸步不离最少跟踪四名维稳人员。
我上访11年铁证冤案近期遭遇如下：
2017年11月20日下午，渭城街道办主任林军私下找我女儿王小琴谈话，大概内容为：1.你家的案子是案发当年的陕西省公安厅长王锐亲手压下来的，虽然王锐已退休多年，但是，他亲手提拔的那些下属现在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任职，谁敢招惹？继任的几界新领导班子也不愿为前任领导班子的事情买账，更不愿为我家翻案而得罪老领导。你家想依法翻案是没有可能性的。十八大到现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案子总共翻了也不到十个，你家的案子有什么影响力？2.想给你哥哥王小刚报工伤的可能性不大，都拖了这么多年，时效早过了，谁会认这个账？3.案子牵扯的部门和官员太多，大多数当年参与办案的官员也早都陞官或调到其他领导岗位上去了，你能追究到谁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是不可能的。等等。
2017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多，街道办主任林军和党委副书记杜兴鹏找我家谈话，谈话大概内容如下：
1.问我家最近有什么生活困难需要解决？
2.坚持陪访制度。不论我以后到哪里去上访，必须先向街道办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
3.不准和其他访民有任何来往。
4.我家以前的上访材料不合格，街道办可以派杜兴鹏帮我家重新写上访材料，但材料只准写给三公司的上级企业单位，并且材料当中只准谈王小刚的工资等与企业有关的问题，不准提及陕西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等话题，按照上面的思路，把原有上访材料交给他们申核修改和列印。然后，服从街道办领导命令，新上访材料按他们的统一指挥、统一安排，提交给他们指定的企业部门。
5.你家的案子属于内部矛盾，最好不要勾结境外媒体。不允许在境外媒体上再披露任何消息。
6.每逢敏感期，不准有任何外出行动，必须接受他们派人派车的强制监控行动。
2017年11月23日上午9点多，街道办杜兴鹏按领导指示，到社区对我家的上访材料进行了申核和修改。材料中涉及到政府维稳和违法办案的内容全部被取消。故意将落款日期写为2017年11月15日，不知是何用意？
我全家逐级上访十一年，经历了王锐、杜航伟、胡明朗三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的换届执政。户口也从原来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规划到了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原始案子纹丝未动，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多家相关政府部门长年暴力维稳和非法24小时监控的迫害行为却从未停止过，从2017年8月至今，辖区渭城街道办及上级部门秦汉新城管委会的总计200多人的庞大维稳队伍仍未撤离。
从2017年8月11日起，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三公司）、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四公司）、渭城街道办、秦汉新城管委会等多家部门，以十九大维稳为藉口，暗中组建庞大维稳队伍，每天有很多不同的生面孔，他们三班倒，在渭城街道办专为我家设置的监控室中轮流值班，还经常到我家楼前楼后和社区门房流动巡逻。一旦发现我及家人有外出动向，立即赶到小区大门口进行强行拦挡和控制。不允许其外出上访，正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
看到犯罪单位三公司公开和政府勾结对我全家进行维稳，我很生气也很绝望。2017年10月20日，我女儿王小琴，历经艰险，逃到北京，打算向公安部递交上访材料，希望借十九大东风，得到大力督办。由于对北京环境很陌生，途经国家大剧院，被北京警察骗进久敬庄，随后遭地方政府控制。
2017年10月21日早上，被辖区渭城街道办维稳官员党鹏、张超、李沛翰等人坐飞机从北京押回辖区渭城派出所。强行做笔录，扣上“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帽子，送进渭城拘留所非法拘留七天。至今不给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证》、《解除拘留证》等书面法律手续。
在我女儿被拘留期间，渭城街道办的维稳官员们又在我家楼前楼后新增了两个监控摄像头，现在我家楼前楼后共计有五个监控摄像头。从我家通往小区大门口的必经之路上，已共计约安装近二十个摄像头。同时，悄悄将我家楼道里那个防盗门给偷偷焊住了，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放心，还在我家楼前楼后不同方向停放多辆维稳车辆(部份维稳车牌号有：陕A97GX7,陕AV4S55,陕DBZ252,陕DLZ217,陕DAN209)，每辆车上最少坐四名维稳人员，监控室里还安排有多名负责看监控画面的维稳人员，他们共同负责24小时轮班看守我全家，就连我那正在治疗期间的精神病儿子王小刚在家附近的马路上溜弯，也寸步不离最少跟踪四名维稳人员。
从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0月28日期间，由于一直没有女儿王小琴的下落，加上渭城街道办上述种种异常表现，我于2017年10月22日上午找辖区渭城街道办维稳官员佘鹏打听我女儿的下落，佘鹏拒不回答，还狠狠的扇了我一巴掌。我又连续两天多次打110报警，寻找我女儿的下落，均无人出警。我又向派出所警察郑民反映我女儿失踪一事，请他帮助寻人，郑民答应帮我问问，再就没有回音了。
2017年10月28日下午快五点，渭城街道办维稳人员任彪、关亮等四人开车把我女儿王小琴从渭城拘留所接出，任彪在拘留所门口拿出一份没有日期的渭城街道办开给案发地蒲城县公安局的介绍信，反覆要求我女儿王小琴和他们一起立即赶往蒲城县公安局，重新查案。我女儿以“案子程序早已走到陕西省公安厅并被其多次非法终结”为由将其拒绝。多次要求回家，才被任彪等人极不情愿的送回家。
2017年11月2日下午，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派副书记杜兴鹏到社区找我父女二人谈话，大概内容为：1.因为我女儿王小琴19大期间赴京上访，造成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主任林军等多名在职干部受到党内处分。2.子虚乌有的编造说我家和咸阳市某个访民组织有勾结，还定期去开会，威胁我家不准再和其他访民有任何来往，否则，街道办也不是好惹的。3.拒不承认勾结三公司一起公开维稳。4.提出陪访要求，如果不接受，维稳人马将长年常态化。
2017年11月8日下午三点左右，辖区渭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杜兴鹏再次受党委书记张亚红之托，来社区找我家谈话，要求和我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大概内容为：一、以后不论我去哪里上访，必须先电话向渭城街道办的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二、我不论去哪里上访，不能带太多的行李，尤其不允许拉行李车，更不准在各个政府门口喊冤，只准在信访窗口登记，一切行动要坚决服从陪访维稳官员的安排。三、只要我答应上述两个条件，可以给我女儿王小琴在社区安排一份打杂的临时工作。同时，还可以考虑把渭城街道办偷偷焊住的我家防盗门修好或更换新门。四、只要我乖乖听话，一切服从街道办的安排，可以考虑尽快把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二十四小时维稳人马撤走。
2017年11月14日早上七点，我要求到三公司的上级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陕西能建）上访，给我儿子王小刚要工资。在同意渭城街道办维稳人员可以派人派车陪访的前提条件下，仍遭到佘鹏、邓芳华、姜昭等多名维稳人员的强行阻挡和威胁，还被邓芳华推倒在地。
2017年11月14日下午，我女儿致电杜兴鹏：“你11月8号要求的“君子协定，”我们家一直在配合你们，可是你们的人马一直都没撤走，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说过这个事，你说要请示秦汉新城管委会的领导，现在请示的结果如何？什么时候撤人？”杜兴鹏：“你也知道我们街道办就是个小衙门，说话也不算，我们得向秦汉新城管委会、西咸新区、西安市这些上级部门一级一级的请示，批下来也得一段时间，只要你们家按协议配合，我可以再督促督促，要求他们尽快批示下来。
2017年11月20日下午，渭城街道办主任林军私下找我女儿王小琴谈话，大概内容为：1.你家的案子是案发当年的陕西省公安厅长王锐亲手压下来的，虽然王锐已退休多年，但是，他亲手提拔的那些下属现在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任职，谁敢招惹？继任的几界新领导班子也不愿为前任领导班子的事情买账，更不愿为我家翻案而得罪老领导。你家想依法翻案是没有可能性的。十八大到现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案子总共翻了也不到十个，你家的案子有什么影响力？2.想给你哥哥王小刚报工伤的可能性不大，都拖了这么多年，时效早过了，谁会认这个账？3.案子牵扯的部门和官员太多，大多数当年参与办案的官员也早都陞官或调到其他领导岗位上去了，你能追究到谁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是不可能的。等等。
2017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多，街道办主任林军和党委副书记杜兴鹏找我家谈话，谈话大概内容如下：
1.问我家最近有什么生活困难需要解决？
2.坚持陪访制度。不论我以后到哪里去上访，必须先向街道办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
3.不准和其他访民有任何来往。
4.我家以前的上访材料不合格，街道办可以派杜兴鹏帮我家重新写上访材料，但材料只准写给三公司的上级企业单位，并且材料当中只准谈王小刚的工资等与企业有关的问题，不准提及陕西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等话题，按照上面的思路，把原有上访材料交给他们申核修改和列印。然后，服从街道办领导命令，新上访材料按他们的统一指挥、统一安排，提交给他们指定的企业部门。
5.你家的案子属于内部矛盾，最好不要勾结境外媒体。不允许在境外媒体上再披露任何消息。
6.每逢敏感期，不准有任何外出行动，必须接受他们派人派车的强制监控行动。
2017年11月23日上午9点多，街道办杜兴鹏按领导指示，到社区对我家的上访材料进行了申核和修改。材料中涉及到政府维稳和违法办案的内容全部被取消。故意将落款日期写为2017年11月15日，不知是何用意？（详见图）
截止目前，我全家仍处于辖区渭城街道办上百人轮班严密监控和强制看管中。给我和我女儿王小琴及儿子王小刚安排的维稳人员各不相同，分别每人每班安排约5人左右，一天三班倒。
我家被连续强制看管已经四个多月了，19大也结束一个多月了，我家目前仍无法外出正常上访和生活，我和我的家人曾多次找渭城街道办的多位领导询问，打算啥时撤走维稳部队，他们总是说“具体不清楚”、“等上级通知”、“只要你听话，服从领导安排，我们再根据具体情况向上级请示，有结果会通知你。”等等答覆来敷衍我。
有关渭城街道办领导2017年11月8日找我宣布的所谓“君子协定”内容，渭城街道办的领导一直未履行，相反，暗中还更加恶化。我家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如需外出购买生活用品或买药、购天然气,去银行取钱等，也必须先向街道办维稳人员任彪先提出申请，由其安排具体时间，派专车专人陪同才可以，绝不允许私自外出。这些正常生活行为每次还会遭到任彪等监控人员用手机拍照和录像，个人隐私权遭受严重侵犯。甚至每天我的家人在小区内的一举一动渭城街道办的维稳人员也会经常偷偷拍照并不断的电话向领导汇报（例如：买菜、买粮、卖废品、和某个邻居打个招呼等等）。
很多律师都曾说我家的案子铁证如山，一目了然，原陕西省委信访高处长、原陕西省人大信访庞主任、还有国家公安部信访樊处长等多位领导都曾多次下文督办，叫陕西省公安厅尽快纠正违法办案，而陕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们怕承担责任，丢了官，一方面安排基层政府部门加大对我全家的维稳力度，一方面暗中多次向相关上级部门上报虚假终结材料，说政府不存在任何违法办案行为，是我在无理取闹，缠访，闹访。我不明白，既然陕西省公安厅等政府部门都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为啥要长年对我家实行暴力维稳和迫害？
十九大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全国各地的访民都早已获得自由，唯有我家仍处在渭城街道办和秦汉新城管委会等政府部门合伙组建的二百多名维稳人员的严加看管和强行限制中，渭城街道办领导班子打着维稳的藉口实际是在干着维腐的勾当，他们无视依法治国政策，为了维护自己乌纱帽的稳定，不惜绑架街道办上百名与本案无关的在职人员的前途和薪资，对我全家进行常态化打压和迫害。
我家的案子属于三跨三分离中的涉法涉诉类型，十多年来，陕西省各级相关政府部门我不知上访过多少次了，受尽了各种不择手段的迫害，吃尽了人间苦头，看遍了各级官员的贪腐嘴脸，他们为我家案子踢过的皮球累计能绕地球好几圈了，有不少官员因为我家案子升了官，还有不少官员因为我家案子赚到了不少维稳经费，无形中我家的案子成了他们陞官发财的摇钱树，而我家的案子至今却纹丝未动。
我不明白，陕西省至少拥有几百万党员，十多年来，咋就解决不了我家这件原本并不复杂的案子？他们为啥迟迟不愿落实依法治国政策，为陕西百姓办点实事，依法解决一些问题呢？难道他们的中国梦就是靠打压百姓来讨好违法办案的上级领导，实现自己的陞官发财梦吗？
王英强
2017/12/5
附件：原始上访材料
我儿叫王小刚，是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简称火电三公司）的职工，于2007年2月6日由公司调入蒲城项目部工作，任项目部保卫部纠察，做门卫工作。去蒲城工作前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2月7日第一次上班，被安排值晚8点的班，接班时他看到门卫室门锁着，就到值上一班的同事陈文才的宿舍门口喊陈文才要钥匙，陈文才认为暴露了他旷班的情况，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把王小刚咬得腿上鲜血直流，满院子的干部、工人、小车无人救助！我儿自己向农民问路，步行到乡卫生院看伤打防狂犬病疫苗救了自己。我在与王小刚的电话交谈中发现情况不对头，立即赶到蒲城项目部了解实情后，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和上报工伤，单位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准王小刚休息，还克扣了王小刚的工资和奖金。
2007年3月24日，我带着王小刚找保卫科长张小兵要奖金和以前的工资，张小兵和财务科长白石等七八个人在食堂里面找到我们，食堂管理员王怀忠现场指挥，办公室主任张广利抱住我，让农民三人打我儿子，在食堂里边和外边共打了4次。张广利、张小兵还威胁我：你儿还要不要工作？满院子干部、工人，没有任何人敢出来劝阻。事后不许我们报案，不让休息，不给治病，如休息就停发一切。我看事情严重，只得将我儿强行带回家中休养治病。
王小刚被单位的人有意放狗咬伤、被殴打、被欺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连续多天晚上做恶梦吓得他睡不成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确诊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必须要有家人常年照看。
我向蒲城当地的派出所报案，随后又向蒲城县、渭南市的公安机关报案，直至向陕西省公安厅报案，至今都不给立案查处。陕西省公安厅信访室主任夏琛明甚至对我说：“狗把你儿子咬了，你找狗去！找我们做什么？”
十年来，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电网公司、国务院信访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访多次，到咸阳市、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至今仍坚持不依法办案，还组建了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公安分局、渭城区信访局、渭城区化工派出所、渭城区渭城街道办、火电四公司社区等多家基层政府机构，对我全家实行长年暴力维稳，楼前楼后加装多个摄像头，非法实行24小时监控，白天有人监视、监听，晚上屋前屋后站岗放哨，外出有人跟踪，门窗多次遭打砸；我无数次被截访、戴手铐，多次遭殴打。我及我的家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威胁、谩骂、羞辱、软禁、关押、不准吃喝、上门打砸、断电、监听电话、剪电话线、暴力截访、上访销号删记录、微博强行销号几十个等多项暴力维稳手段的残酷迫害。不但原始案子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后续暴力维稳的恶果滚雪球似的只增不减。
我告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的虚假黑材料就上报到哪里，罪犯单位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的黑钱就塞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不下几十次编造虚假的材料，私造伪证上报公安部及党政人大等机构，说我家王小刚的案子终结了。直到2016年11月仍然如此弄虚作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当场质问接访的官员：“陕西省公安厅是怎样终结的？终结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我的签字？为啥不告知我？凭啥偷着终结？”这些官员无言以对。
公安部信访处樊处长曾答覆我说：“我只能从电脑上给你转下去，陕西省公安厅不执行我们也没办法。”
陕西省政府及省信联办答覆我说：“是陕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亲自给你家上报的终结材料，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政府参与案子，我们也没办法。你找省公安厅去。”
陕西省人大信访室马主任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是主管全省信访工作的副省长，我们惹不起。如果给你家办案，我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我们只能听杜厅长的，他让咋办我们就咋办。你可以去找陕西省委，省委代表党，权力大得很，陕西省公安厅不敢不听党的话。”
陕西省委接访官员对我说：“你家的案子是涉法涉诉的案子，我们很同情，但是不对口，我们无权处理。陕西省人大是主管涉法涉诉案子的归口单位，你找他们去，要求他们给你监督处理。”
陕西省检察院的领导对我说：“我们平时都和公安厅的领导在一个大院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让我们咋给你处理？”
我儿王小刚的案子就这样捂来捂去，推来推去，拖到今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党，这么多的机构，这么多的官员，怎么就处理不了我们家这样一起案子？
我老伴儿得知儿子被迫害的消息后忧愤交加，患了严重脑梗、偏瘫，于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王小刚受到剧烈惊吓后精神失常，火电三公司竟然还要求王小刚到单位上班。这样的情况怎么能上班？多年来我儿子的工资未给发放一分钱，就连养老金也暗中停缴了。王小刚由我小女儿在家照看，小女儿因此不能外出工作没有收入，我则每日四处奔波求告上访。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我每月近3千元的退休金维持。我因到处上访忍饥挨冻受尽折磨造成左腿严重骨网膜损伤，被定为三级残疾，十年上访的结果是我家四口一死两残！至今看不到公正查处的希望。
习主席、王书记及各位领导，我在绝望中给你们写信求救，我对我们家的境况不敢多想又不得不想。我今年七十六岁了，到我不得动了，我走了，小刚怎么办？难道叫我和我老伴儿把他一起带走吗？我求告上访的基本要求是：王小刚是因公受伤患病的，工作单位火电三公司应该以工伤处理。我这个要求不符合事实和规定吗？过份吗？
走投无路绝望之中我给您们写信，恳请您们能派人明查暗访，查明黑幕，严惩官官相护的黑官，为我们家及陕西省各地的冤民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全家将不胜感激！我王英强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能合眼了。
陕西省咸阳市退休工人（2017年3月划归西安市西咸新区）：王英强
电话029－33711064
2016年12月5日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陈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