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大上，为中共领导人炮制统治理论的御用文人王沪宁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王沪宁因此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有人把王沪宁称为“三朝帝师”，说他服务了当今中共的三代领导人。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说法，帝师在中国文化中是有崇高地位的。古代的中国，皇权、教权、族权三权分立，皇权不下县；乡里是宗法自治，这是族权；而教权是指教育和教化的权力，教权控制的是文化领域，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为社会提供学术和知识，另一个是为社会提供道德的解释和善恶的裁判，也就是说教权为社会提供了价值观，代表着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在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教权主要是由掌握了儒家正统文化的儒士来继承和执行。
有了教权的独立，古代的帝王只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而无法同时成为道德权威和理论权威。帝王的皇权受到来自儒家正统的文化和道德解释权的支配，在面对道德领域的价值判断时，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的统治，什么是坏的统治，不能由帝王自己说了算，而首先是由掌握教权的儒家士大夫阶层说了算，同时儒家士人所传承的这种文化也会通过各种教化方式通达所有民众，形成传统中国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道德标准。
教权的独立以及教化在民间的普及，使古代帝王在人间有了一个强大的制约力量，一个帝王也许在自己的皇权范围内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他无法掌控历史和社会对他的评价，这个帝王是一个有道明君还是无道昏君，是个开明的好皇帝还是个贼仁害义的民贼独夫，在独立教权的价值标准下，朝臣和民众都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里不存在判断的缺位和价值的混淆。在独立教权的存在下，古代社会里，民意才能成为一个帝王治理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民心的向背，才可以在历史的一定时期成为左右时局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的文化来自于天，被称为神传文化，中国儒士所奉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就是神给中国人制定的做人标准，因此奉行这种道德标准而形成的民间意识，所谓的民意，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成为天意在人间的一种体现形式。所以，《尚书》中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教权是一种最重要的权力，它远远高于皇权。这就是为什么从汉朝开始，历代帝王都要祭拜孔子，对孔子进行册封，孔子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他之后的所有帝王，孔子因此成为中国公认的帝王之师，更被称为万世之师。在孔子之后，在每一个具体的朝代，是由儒家知识阶层中的佼佼者扮演帝王之师，每一个帝王都会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有自己专属的儒家老师。所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创建道德标准和政治理论的是儒家文化，历代的儒士则是这种文化的传承主体，而帝王只是这种文化系统下的价值标准和政治理论的奉行者。改朝换代也只是更换一整套的统治阶层，而不会更换儒家传承的政治理论和道德标准。
回到文章的开头，王沪宁显然没有扮演过帝王之师的角色，甚至连帝王之师的边都没有沾过。
首先，中共名义上是政党，实质是一个邪教组织，掌控中共最高权力的那个人，并不一定是中共名义上的党魁，而是扮演中共教主角色的那个人。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既是党魁又是教主。在邓小平时代，中共的党魁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但是邓小平稳坐着中共教主的地位，所以在中共的理论体系中，有所谓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理论和思想。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分更换党的总书记，凭藉的正是教主的权威。
其次，在中共统治下，也不存在独立的教权。中共将政权和教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在中共内部，教权也是大于政权，掌控了中共教权的人，才能成为中共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中共的教主。中共教主控制了道德裁判和理论发展的领域，通过教权创建自己的所谓“统治理论”和“好坏标准”（不断变化的政治立场），用教权去操控政权。可见，在中共统治下的国家体系中，中共教主既是政治权威，又同时扮演道德权威和理论权威的角色。
因此，从中共的权力结构来讲，在中共的统治下，并没有“帝师”这个位置，而只有“御用文人”这个角色。御用文人的作用只是给中共教主提供理论资源、建议，供中共教主形成自己的统治理论和政治标准。在中共统治下，王沪宁显然并没有充当帝王之师的机会，而只是中共教主身边的一个得到重用的御用文人。另一方面，王沪宁自身的道德和理论水平也不足以担当起帝王之师的重任。
古代的帝王之师，一定是当时的大儒。儒者秉承天道，为授命于天的“天子”阐明天地人之间的自然伦理关系，以定干坤之位，立人伦之序，明修身之道，昭施政之德。帝王之师需要帮助帝王成为一代明君，通过教化为帝王铺就王道通途，为百姓创造昇平治世。
反观王沪宁，其以新权威理论起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为中共教主的强权暴政进行伪装，将中共的暴政“合理化”，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王沪宁成名于三个代表的理论，而这个理论为江泽民时代的官商勾结、中共官员的“权力的资本化”彻底松绑，打开了当代中国官员大规模集体腐败的大门，三个代表的实质不在于让资本家入党，而在于让“党的权力资本化”，让党富起来，三个代表实施的后果就是，中国市场上的重要行业都被党的各级官员所控制，中国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在市场化运作中被重新瓜分到党的利益集团手中。以此观之，王沪宁为江泽民奉上的三个代表理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理论。
在江泽民时代的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镇压法轮功的群体灭绝式迫害运动，将上亿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列为迫害对象，进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打压。据明慧网记录的有名有姓的资料，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机构被酷刑迫害致死。另据海外独立调查机构的资料，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期间，中国器官移植总量估计超过一百万，其中大部分活摘自法轮功学员。当上亿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时，王沪宁则为江泽民的统治贴上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标签，美化邪政，与魔共舞。这与古代儒士们“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高贵人格与修齐治平的治世实践相比，实属天壤之别。
最后，即使是以纯逻辑的分析来衡量一下王沪宁的理论水平，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三个代表也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理论，从逻辑和理论本身来看，所谓的“三个代表”也是一次失败的理论创建。
社会学将社会系统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的三种基本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系统的三个层面就是人（社会主体）的三个基本属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展开。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揭示其中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中共的“三个代表”理论要求中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社会学有关社会系统的基本架构来衡量，我们可以看到，“先进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表征社会系统的经济和器物层面；“先进文化”是精神文明的体现，表征社会系统的文化和精神层面；而“最广大人民”则表征社会系统的主体。“三个代表”的表述中缺少了社会系统的中间部分，即体现社会系统的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制度文明（或者说政治文明）部分。也就是说，从社会系统的逻辑结构上来讲，这个理论的完善表述应该是“四个代表”。笔者试着论述如下：（不以中共为例）
一个执政党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求；应该代表一个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当初王沪宁能以笔者以上的这个逻辑范式为基础，创建一个表征执政者与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的理论体系的话，也许可以首先做到逻辑上的完整，至少能彰显一些理论研究的功底。但是，王沪宁的三个代表理论连这一点最基本的学术要求都没有达到。如果王沪宁代表着中共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的话，那么，以三个代表的理论创建过程观之，则意味着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走向末路。
在胡锦涛时代，王沪宁又为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只是一个这个时代人类的普遍共识之一。到了习近平时代，王沪宁提出的中国梦这个名词，更是一个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概念，因为中国人民与中共之间水火不容，中共的梦想是在中国永远统治下去，而中国人民的梦想则是摆脱中共，获得民主和自由，并在文化上回归自己的传统。从残缺的三个代表理论，到以人类共识的观念充当理论，再到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的中国梦概念，王沪宁这个中共的三朝首席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急转直下，到习近平时代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再无可用的窘境了。而此时，王沪宁的官位却突然火箭式的扶摇直上，成为中共最顶层的几位统治者之一。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中共的统治已经的确走入绝境。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有人把王沪宁称为“三朝帝师”，说他服务了当今中共的三代领导人。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说法，帝师在中国文化中是有崇高地位的。古代的中国，皇权、教权、族权三权分立，皇权不下县；乡里是宗法自治，这是族权；而教权是指教育和教化的权力，教权控制的是文化领域，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为社会提供学术和知识，另一个是为社会提供道德的解释和善恶的裁判，也就是说教权为社会提供了价值观，代表着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在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教权主要是由掌握了儒家正统文化的儒士来继承和执行。
有了教权的独立，古代的帝王只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而无法同时成为道德权威和理论权威。帝王的皇权受到来自儒家正统的文化和道德解释权的支配，在面对道德领域的价值判断时，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的统治，什么是坏的统治，不能由帝王自己说了算，而首先是由掌握教权的儒家士大夫阶层说了算，同时儒家士人所传承的这种文化也会通过各种教化方式通达所有民众，形成传统中国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道德标准。
教权的独立以及教化在民间的普及，使古代帝王在人间有了一个强大的制约力量，一个帝王也许在自己的皇权范围内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他无法掌控历史和社会对他的评价，这个帝王是一个有道明君还是无道昏君，是个开明的好皇帝还是个贼仁害义的民贼独夫，在独立教权的价值标准下，朝臣和民众都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里不存在判断的缺位和价值的混淆。在独立教权的存在下，古代社会里，民意才能成为一个帝王治理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民心的向背，才可以在历史的一定时期成为左右时局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的文化来自于天，被称为神传文化，中国儒士所奉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就是神给中国人制定的做人标准，因此奉行这种道德标准而形成的民间意识，所谓的民意，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成为天意在人间的一种体现形式。所以，《尚书》中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教权是一种最重要的权力，它远远高于皇权。这就是为什么从汉朝开始，历代帝王都要祭拜孔子，对孔子进行册封，孔子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他之后的所有帝王，孔子因此成为中国公认的帝王之师，更被称为万世之师。在孔子之后，在每一个具体的朝代，是由儒家知识阶层中的佼佼者扮演帝王之师，每一个帝王都会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有自己专属的儒家老师。所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创建道德标准和政治理论的是儒家文化，历代的儒士则是这种文化的传承主体，而帝王只是这种文化系统下的价值标准和政治理论的奉行者。改朝换代也只是更换一整套的统治阶层，而不会更换儒家传承的政治理论和道德标准。
回到文章的开头，王沪宁显然没有扮演过帝王之师的角色，甚至连帝王之师的边都没有沾过。
首先，中共名义上是政党，实质是一个邪教组织，掌控中共最高权力的那个人，并不一定是中共名义上的党魁，而是扮演中共教主角色的那个人。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既是党魁又是教主。在邓小平时代，中共的党魁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但是邓小平稳坐着中共教主的地位，所以在中共的理论体系中，有所谓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理论和思想。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分更换党的总书记，凭藉的正是教主的权威。
其次，在中共统治下，也不存在独立的教权。中共将政权和教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在中共内部，教权也是大于政权，掌控了中共教权的人，才能成为中共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中共的教主。中共教主控制了道德裁判和理论发展的领域，通过教权创建自己的所谓“统治理论”和“好坏标准”（不断变化的政治立场），用教权去操控政权。可见，在中共统治下的国家体系中，中共教主既是政治权威，又同时扮演道德权威和理论权威的角色。
因此，从中共的权力结构来讲，在中共的统治下，并没有“帝师”这个位置，而只有“御用文人”这个角色。御用文人的作用只是给中共教主提供理论资源、建议，供中共教主形成自己的统治理论和政治标准。在中共统治下，王沪宁显然并没有充当帝王之师的机会，而只是中共教主身边的一个得到重用的御用文人。另一方面，王沪宁自身的道德和理论水平也不足以担当起帝王之师的重任。
古代的帝王之师，一定是当时的大儒。儒者秉承天道，为授命于天的“天子”阐明天地人之间的自然伦理关系，以定干坤之位，立人伦之序，明修身之道，昭施政之德。帝王之师需要帮助帝王成为一代明君，通过教化为帝王铺就王道通途，为百姓创造昇平治世。
反观王沪宁，其以新权威理论起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为中共教主的强权暴政进行伪装，将中共的暴政“合理化”，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王沪宁成名于三个代表的理论，而这个理论为江泽民时代的官商勾结、中共官员的“权力的资本化”彻底松绑，打开了当代中国官员大规模集体腐败的大门，三个代表的实质不在于让资本家入党，而在于让“党的权力资本化”，让党富起来，三个代表实施的后果就是，中国市场上的重要行业都被党的各级官员所控制，中国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在市场化运作中被重新瓜分到党的利益集团手中。以此观之，王沪宁为江泽民奉上的三个代表理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理论。
在江泽民时代的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镇压法轮功的群体灭绝式迫害运动，将上亿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列为迫害对象，进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打压。据明慧网记录的有名有姓的资料，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机构被酷刑迫害致死。另据海外独立调查机构的资料，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期间，中国器官移植总量估计超过一百万，其中大部分活摘自法轮功学员。当上亿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时，王沪宁则为江泽民的统治贴上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标签，美化邪政，与魔共舞。这与古代儒士们“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高贵人格与修齐治平的治世实践相比，实属天壤之别。
最后，即使是以纯逻辑的分析来衡量一下王沪宁的理论水平，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三个代表也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理论，从逻辑和理论本身来看，所谓的“三个代表”也是一次失败的理论创建。
社会学将社会系统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的三种基本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系统的三个层面就是人（社会主体）的三个基本属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展开。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揭示其中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中共的“三个代表”理论要求中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社会学有关社会系统的基本架构来衡量，我们可以看到，“先进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表征社会系统的经济和器物层面；“先进文化”是精神文明的体现，表征社会系统的文化和精神层面；而“最广大人民”则表征社会系统的主体。“三个代表”的表述中缺少了社会系统的中间部分，即体现社会系统的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制度文明（或者说政治文明）部分。也就是说，从社会系统的逻辑结构上来讲，这个理论的完善表述应该是“四个代表”。笔者试着论述如下：（不以中共为例）
一个执政党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求；应该代表一个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当初王沪宁能以笔者以上的这个逻辑范式为基础，创建一个表征执政者与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的理论体系的话，也许可以首先做到逻辑上的完整，至少能彰显一些理论研究的功底。但是，王沪宁的三个代表理论连这一点最基本的学术要求都没有达到。如果王沪宁代表着中共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的话，那么，以三个代表的理论创建过程观之，则意味着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走向末路。
在胡锦涛时代，王沪宁又为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只是一个这个时代人类的普遍共识之一。到了习近平时代，王沪宁提出的中国梦这个名词，更是一个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概念，因为中国人民与中共之间水火不容，中共的梦想是在中国永远统治下去，而中国人民的梦想则是摆脱中共，获得民主和自由，并在文化上回归自己的传统。从残缺的三个代表理论，到以人类共识的观念充当理论，再到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的中国梦概念，王沪宁这个中共的三朝首席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急转直下，到习近平时代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再无可用的窘境了。而此时，王沪宁的官位却突然火箭式的扶摇直上，成为中共最顶层的几位统治者之一。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中共的统治已经的确走入绝境。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