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06日讯】大陆党媒去年12月17日发表报导，起底王立军当年在重庆“打黑”的黑幕，提到了他刚刚调任重庆时的自导自演的一次“围剿地下兵工厂”行动。
报导说，2008年8月，在调任重庆市公安局长两个月后，王立军为了立威和上位，主导了一次涉及军地合作的“大案”，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中共央视两档节目中亮相。
报导引述当年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披露，当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治理所谓的“渝湘黔边界枪患”。
许称，当地枪患实际上情况已有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由于摸排结果“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安排造枪技师重操旧业。
经过一番“布局”之后，2009年1月9日凌晨，王立军亲自指挥大队人马，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所谓“围剿”。
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它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8日，千馀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也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9月凌晨，行动开始。
许回忆，当时场面非常“壮观”，“炸药轰隆隆响”。其中，三号“制枪点”在溶洞，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刑侦局官员不同意，只好作罢。
许介绍，这个“制枪点”之所以安排在溶洞，是为了让行动“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后，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当地一位老者表示：一辈子就看到两次军队进城，一回是1949年，一回是这次。
报导说，行动过后，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共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上述报导发表后，海内外党媒纷纷转载。还有媒体翻出当年中共央视和各地官方电视台对这次“围剿”行动的专题报导，确实相当“戏剧化”。
据当年报导，王立军亲自指挥，警方连夜“捣毁四个制枪点”，其中一号“制枪点”的门是用炸药炸开的。
不过，出动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捣毁”的“地下兵工厂”中，每个“兵工厂”只有三、四个“犯罪分子”，“缴获”的枪支不过是六支或二十支不等的仿制手枪，而且报导没有提及现场“缴获”子弹。
在当年的电视新闻中，许令介绍的三号“制枪点”的“戏剧化”效果也有了答案。
电视报导中说，警方开始只在这个溶洞中抓到四个“犯罪分子”，但现场只有制枪设备和几支正在制造中的半成品手枪。这时，王立军出现在现场，“指挥若定”，下令一边对四个“犯罪分子”立即分别“突击审讯”，一边对整个溶洞彻底搜查，并特别提醒“详细的看，因为这是溶洞”。
报导称，果然，在一个多小时的搜查后，民警在房屋和溶洞连接处的一个暗洞里，“发现”了六只成品手枪。
在中共体制下，尽管大陆黄赌毒氾滥，偷抢、绑架、诈骗遍地，但多数政法官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危害民生的犯罪，而是那些“看得见”的“大案”和体制内关心的“政绩”。
大陆着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其文章中透露，中共政法系统中养着一批专门“制造大案”的所谓“特勤”，也就是曾经的罪犯。在需要的时候，这些“特勤”就负责诱骗或安排他人“犯案”，再由警方“破案”邀功。
高智晟举例说，有一对无知的农家兄弟，被“特勤”用利益诱惑，帮助运送大量毒品，结果被判一死刑一死缓。而办案警察因为“破获贩毒大案”而“立功受奖”。
除了利用这种“大案”立功之外，在中共“政治挂帅”的体制下，残酷镇压访民、维权人士和异己分子，也是政法官员青睐的“政绩”。在这种政治迫害中，越是对民众凶狠冷血的官员，越容易得到晋升。
特别是在江泽民时期，中共各级官员中，靠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被重用的不计其数。当今仍在台上的中共官员中，当年手沾民众鲜血的“血债帮”，构成了江派铁杆人马的主力。
当年王立军在辽宁锦州时就曾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地医生发表的有关“器官移植”的学术论文中，时任公安局长王立军是署名作者之一。沈阳医院发明的所谓“脑干撞击机”，王立军也是发明人之一。而这个所谓“脑干撞击机”，被指是人为制造供体“脑死亡”、再用于活摘器官的罪恶工具。
王立军的主子薄熙来，在大连时也伙同妻子谷开来大肆活摘法轮功器官并向海外贩卖尸体，因此得到江泽民青睐，升任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到沈阳任职后，同样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王立军也马上得到薄熙来重用，直到2012年两人在重庆反目。
据《大纪元》报导，当年，因为胡锦涛当局秘密调查，帮助薄谷开来贩卖尸体的英国商人伍海德被谷杀人灭口，王立军害怕落得同样下场，因此出逃美国驻成都使领馆，从而引发了薄熙来、周永康惊天大案。
（记者和穆报导/责任编辑：明轩）
报导说，2008年8月，在调任重庆市公安局长两个月后，王立军为了立威和上位，主导了一次涉及军地合作的“大案”，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中共央视两档节目中亮相。
报导引述当年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披露，当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治理所谓的“渝湘黔边界枪患”。
许称，当地枪患实际上情况已有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由于摸排结果“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安排造枪技师重操旧业。
经过一番“布局”之后，2009年1月9日凌晨，王立军亲自指挥大队人马，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所谓“围剿”。
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它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8日，千馀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也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9月凌晨，行动开始。
许回忆，当时场面非常“壮观”，“炸药轰隆隆响”。其中，三号“制枪点”在溶洞，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刑侦局官员不同意，只好作罢。
许介绍，这个“制枪点”之所以安排在溶洞，是为了让行动“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后，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当地一位老者表示：一辈子就看到两次军队进城，一回是1949年，一回是这次。
报导说，行动过后，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共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上述报导发表后，海内外党媒纷纷转载。还有媒体翻出当年中共央视和各地官方电视台对这次“围剿”行动的专题报导，确实相当“戏剧化”。
据当年报导，王立军亲自指挥，警方连夜“捣毁四个制枪点”，其中一号“制枪点”的门是用炸药炸开的。
不过，出动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捣毁”的“地下兵工厂”中，每个“兵工厂”只有三、四个“犯罪分子”，“缴获”的枪支不过是六支或二十支不等的仿制手枪，而且报导没有提及现场“缴获”子弹。
在当年的电视新闻中，许令介绍的三号“制枪点”的“戏剧化”效果也有了答案。
电视报导中说，警方开始只在这个溶洞中抓到四个“犯罪分子”，但现场只有制枪设备和几支正在制造中的半成品手枪。这时，王立军出现在现场，“指挥若定”，下令一边对四个“犯罪分子”立即分别“突击审讯”，一边对整个溶洞彻底搜查，并特别提醒“详细的看，因为这是溶洞”。
报导称，果然，在一个多小时的搜查后，民警在房屋和溶洞连接处的一个暗洞里，“发现”了六只成品手枪。
在中共体制下，尽管大陆黄赌毒氾滥，偷抢、绑架、诈骗遍地，但多数政法官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危害民生的犯罪，而是那些“看得见”的“大案”和体制内关心的“政绩”。
大陆着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其文章中透露，中共政法系统中养着一批专门“制造大案”的所谓“特勤”，也就是曾经的罪犯。在需要的时候，这些“特勤”就负责诱骗或安排他人“犯案”，再由警方“破案”邀功。
高智晟举例说，有一对无知的农家兄弟，被“特勤”用利益诱惑，帮助运送大量毒品，结果被判一死刑一死缓。而办案警察因为“破获贩毒大案”而“立功受奖”。
除了利用这种“大案”立功之外，在中共“政治挂帅”的体制下，残酷镇压访民、维权人士和异己分子，也是政法官员青睐的“政绩”。在这种政治迫害中，越是对民众凶狠冷血的官员，越容易得到晋升。
特别是在江泽民时期，中共各级官员中，靠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被重用的不计其数。当今仍在台上的中共官员中，当年手沾民众鲜血的“血债帮”，构成了江派铁杆人马的主力。
当年王立军在辽宁锦州时就曾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地医生发表的有关“器官移植”的学术论文中，时任公安局长王立军是署名作者之一。沈阳医院发明的所谓“脑干撞击机”，王立军也是发明人之一。而这个所谓“脑干撞击机”，被指是人为制造供体“脑死亡”、再用于活摘器官的罪恶工具。
王立军的主子薄熙来，在大连时也伙同妻子谷开来大肆活摘法轮功器官并向海外贩卖尸体，因此得到江泽民青睐，升任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到沈阳任职后，同样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王立军也马上得到薄熙来重用，直到2012年两人在重庆反目。
据《大纪元》报导，当年，因为胡锦涛当局秘密调查，帮助薄谷开来贩卖尸体的英国商人伍海德被谷杀人灭口，王立军害怕落得同样下场，因此出逃美国驻成都使领馆，从而引发了薄熙来、周永康惊天大案。
（记者和穆报导/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