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13日讯】“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这类计生标语曾在中国城乡间普遍出现，如同中共前党魁毛泽东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上述这些不是威胁，而是来真的。
在1979年下半年开始施行的中国一胎化政策，虽已在2015年结束，并全面开放二胎，但在这期间上演的各种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高额罚款、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手段，使许多悲剧一再上演。有学者估计，中共“一胎化”政策造成至少4亿婴儿被强制堕胎，另外还有许多妇女因粗暴引产而死亡，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
尽管历史已走过这触目惊心的一页，但造成的伤痕仍未愈合。
日前新浪图片《看见》栏目发表一篇名为《村里的计生员老了》的报导，讲述云南大山里的基层计生员退休后生活陷入困境、晚景凄凉的故事。他们又老又病又穷，得不到世人的原谅，也未看到他们效忠的政府的关注。
《村里的计生员老了》出现的第一位乡村计生员，是干了27年计工工作的严文献。曾是“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的他，和全国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的数百万人一样，没有编制，退下来后没有任何津贴和补助，现在以种洋芋为生，但干起农活已力不从心。
同样种着洋芋也快干不动的刘山，则当了10年的计生员。当年是计生突击队长的刘山，承认他没少拆乡亲的房，但他也认为，他并没将人逼到绝路：“我们拆人家房子时，还是会给他们留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棚。看着一家人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和牛、羊、马挤到一起。”
十年间，他成了“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而想方设法报复的村民，在将被拆的房子桌底下埋藏了土炸弹，妻子那些年一个人在家始终担惊受怕。
干了三十年计生员的张卫国，从受尊敬的村医变成了没人愿意打招呼的人。与其他落魄的退休计生员相比，他得到较好的工作──村支书，但村民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他每次去村里，都要摆出“霸气”的步态，这是他过去做计生工作时为自己壮胆的习惯。
得罪乡亲的他，口粮田曾一夜之间全被踩平，鸡成批死亡，爹娘被人骂，儿子被人打。张卫国觉得十分委屈：“我们干过基层计生员的，要是把自己内心的酸甜苦辣，一桩一桩摆，三天三夜都摆不完。”
曾是赤脚医生的梁长富，做了15年的计生员工作，最终主动请辞，改当兽医，但仍旧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他走村窜户时随身带着有红十字标志的医疗箱，上面有“优生优育”四个字。不用的时候，梁长富就把医药箱放在进家门的贡桌上。他说，自己杀生气太重，每天都要敬柱香。
最后一名老计生员伍和强，则选择远离村庄而居，房子仍是土砌的，目前靠领低保生活。伍和强不愿搬家的原因除了没钱外，也是因为自己得罪太多村民，村民不愿与他来往，有些妇女见了他还要往他身上吐口水。
做了计生员近三十年的他难过的说，有些事真有轮回，当年超生的一个孩子，却考上大学生村官，现在就管这村子。“那娃是个好娃啊！也不记仇。年初时，我生病了，他又来了，专门送我去医院。你说，当年，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妈妈怀了超生娃，肯定拉去做人流。那现在还哪来这么个好娃娃啊。后来，我们拆了他家的房子。我心里过不去啊，连村委会都没脸去呐！”。
这篇报导还说，伍和强其实特别喜欢孩子，每每在路上遇到娃娃，他都会停下来笑一会儿。
谈起那些年，“那都干了些什么事哟……”伍和强吸着自做卷烟，沉默半响，突然对着镜头捂着脸哭起来。
伍和强的眼泪，是他人性尚存的表现。那些年，全中国的计生人员都干了些什么？
1991年5月1日到8月10日，山东省聊城市所辖的冠县和莘县进行一场野蛮血腥的“百日无孩”运动，这期间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全都不许生，杜绝任何婴儿正常分娩。
据相关报导，当时被强制流产的从怀孕7个月以上的，到即将临产的孕妇，或是近40岁多年不孕，好不容易怀孕的妇女等，都难逃“百日无孩”运动。有些强制引产出来的婴儿还活着，发出第一声啼哭声后，头上马上被打一针，小腿乱蹬几下后死亡，有产妇看到这场面就疯了。
因一时流产、引产数量太大，死婴被集中丢在县医院几口已干枯的深井里，据当地居民说，那几口井多年后还留有强烈腐臭味。也因婴尸处理不当，经常有野狗叼着婴尸在街上跑。“百日无孩”有超过两万人被强制流产、引产，但这还不包括受“启发”而采取类似措施的阳谷、东阿等县。
长年深入调查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普立兹新闻奖得主方凤美，在她的着作《独生：中国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以下简称《独生》）提及一名流亡美国的前福建省计划生育官员高女士向她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
高女士称，她曾告发一名已有九个月身孕但没有准生证的妇女。“在手术室里，我看见孩子的嘴唇在动，手脚也都在动。医生把毒药打进孩子的脑部，然后孩子就死了，被扔进垃圾桶。”
她还关押过许多超生孕妇的亲戚，逼那些妇女去自首。她说，关押她们年迈的父母最管用，“很少有人想到老母亲因为自己而关在牢里，还能不为所动。”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被收取六块钱人民币的伙食费，同时他们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寄信，有时一关就是几个月。
高女士估计她至少要对1500多名婴儿的死负责，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死于怀孕晚期。在讲述这些恐怖往事时，她反覆强调自己别无选择、只是在履行职责。
中国媒体还报导过，2000年在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将一阿婆从厕所粪坑救起来的超生男婴，当众往地上摔，孩子痛得四肢抽动，他们仍残忍的用脚踢，最后按在稻田地里用水淹死。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并进行这么长时间？而计生工作方式为何能如此残忍、不顾一切只为达成目标？
方凤美去年12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国厉行一胎化，只因1980年邓小平有个目标“20年后（2000年）GDP要跃升4倍达1千美元”，专家估计达不到，因此决定反过来把分母缩小。而这样的策略竟是出自军方科学家。
她指出：“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4年，中国社会学者、人口专家不敢讲话，声音无法进入讨论，只有国防科学家最具话语声量，国防工业又男性居多，以为‘一胎化’执行后，若人口下降比率过多，调整数字、让人民再把小孩生回来就好，他们没想过社会不是说改就改”，“最后决定一胎化政策关键学者，竟是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宋健（时任国务委员，后主导三峡大坝兴建）。”
尽管一胎政策已结束，但仍被认为结束的太晚。方凤美表示，地方上有个说法是，大城市靠卖地收钱，小城市靠孩子收钱。对有些地方来说，取消一胎政策，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独生》提到，地方官员在决定要对违规者开罚多少钱有极大的自由度。金额可能是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两倍到十倍不等。2010年有名计生官员甚至对一个违规者征收五百万人民币罚款，当事人提出抗议时，这名官员据称还提高罚款金额，并扬言说：“你就是砧板上任我宰割的一块肉。”
除了可观的罚款，对从事计生工作的人来说，他们还可得到直接的好处──奖金。不同地方都有类似的奖金系统，例如福建省计生官员的奖励多寡由他们达成的绝育和堕胎手术数量决定，奖金最多可达到底薪的一半，所以大家才特别热衷抓人，连医生也很乐意多做堕胎手术来增加奖金。高女士声称：“有的女孩子根本没有怀孕，也被迫动了手术。”
有奖金，当然也有处罚。1990年中央政府设立全国性的问责机制，从官员、计生专家，到一般行政人员，只要未达到辖区生育指标，就要面临减薪、降职、甚至免职的处分，最关键的是不得提拔和晋陞职务，这就是中共所实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计生悲歌一再上演。2012年的冯建梅强制引产事件，她与死婴同躺床上的照片引来外界震惊。照片往往比文字来得更有说服力，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强制引产问题，与诸多国际媒体跟进报导，迫于外界压力，有两名官员被撤职，另有五人受惩处。
失去孩子的冯建梅虽不幸，但与难以计数的一胎政策受害民众相比，她又算是幸运，因为她得到了其他人都得不到的赔偿。
《独生》一书还提到，多数基层计生官员心里都明白自己无论做了什么，都不需要负担刑事责任，因为维持计生指标才是首要任务。只要能控制住限额，做什么都行，就算毁坏房子和财物、抓人去关，甚至没收孩子，都没人会说话。
上述残酷的手段，在其他民主国家是难以发生的。难道只因为金钱，就能让中国的计生工作者全抛开罪恶感？回顾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后的事迹，可找到原因。
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中共，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等各种运动，不断公开杀人，号召群众围观，让人民互相撕杀，甚至一同吃“敌人”的肉。有评论说，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中共发起的政治运动，煽动亲人反目，鼓励告密，使人人为敌。被破坏的传统文化，被败坏的道德，人们的是非善恶标准被颠覆，足够邪恶的人，反成了“先进人士”。云南大山里的那些退休计生人员不乏有“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
而促成这一切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却成了被人民挂在墙上崇拜的“神”。在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124岁生辰，仍有数万名毛泽东拥护者来到毛的家乡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庆祝“毛诞节”。许多中国人仍未意识到，毛泽东与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们苦难的根源。
在《看见》刊出的照片中，就有个具讽刺意味的画面。退休计生人员梁长富透过上香，安抚自己良心的贡桌上，放着一张快和医疗箱同宽的毛泽东像，旁边还有一尊毛泽东的小型人像，贡桌墙上还贴着一张疑似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与真正的神有关的，却是放在贡桌角落，一张比毛像还小的地藏菩萨像和一尊弥勒佛的小神像。
曾有中央级的退休计生官员向方凤美坦言，中共政府必须要向这些遭强制堕胎的妇女道歉。对这位已罹患癌症的官员而言，在生命接近尾声时的忏悔，是他唯一能做的最后一点弥补。
而上述那位流亡美国的高女士，1989年曾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为中国的强制堕胎作证。据《独生》介绍，她是透过反堕胎说客的帮助来到美国，这些说客意图敦促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给联合国人口基金，而高女士的证词是他们游说内容的一部分。但美国拒绝为她提供政治庇护，因美国法律只提供政治庇护给遭到迫害的人。最终高女士在赞助人的帮助下取得在美国工作的权利，但没有绿卡及美国护照，也不太会说英语的她，只能从事帮佣，也无法离开美国。
她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她的居住权前景仍不明朗。她眼中含泪向方凤美问着：“到头来，我努力做了正确的事。我一定要永远被惩罚吗？”
充满血腥的一胎化政策结束了，伤害却从未远离，无论是受害妇女、来不及出生成的胎儿，或计生员，都是中共体制下的受害者。云南大山那些老病穷的退休计生员即是一例，在尝着自己造下的苦果的同时，又为自己感到委屈。
计生工作可是当年重中之重的工作！老计生员张卫国对《看见》如此强调。他说：在职时，天天被人骂，退下来后，也没人理他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的待遇后来都解决了，就他们什么也没有。
张卫国还说，有时跟一些老计生员凑在一起聊天，大家也觉得委屈：“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现在年纪大了，退下来后，什么待遇也没有。”
然而，张卫国不晓得的是，同样把“青春献给党”的红卫兵和老兵，也多落到悲惨的下场。
曾为中共政府打过战的老兵，因未获得公平安置，几十年来只能不断上访维权，但仍旧得不到解决。
而打着“革命热情”热烈投入批斗、武斗、大肆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有些成了红卫兵乱葬岗里的冤魂，多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没有利用价值后，一个“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命令，就把数千万红卫兵赶到农村和边疆当“知青”，遭到军代表和农村干部的欺凌，尤其是女知青更大量被奸污。
老兵、红卫兵、计生员，都只是中共统治历程的牺牲品、弃卒。
——转自《 博谈网》
（责任编辑：阿竺）
这类计生标语曾在中国城乡间普遍出现，如同中共前党魁毛泽东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上述这些不是威胁，而是来真的。
在1979年下半年开始施行的中国一胎化政策，虽已在2015年结束，并全面开放二胎，但在这期间上演的各种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高额罚款、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手段，使许多悲剧一再上演。有学者估计，中共“一胎化”政策造成至少4亿婴儿被强制堕胎，另外还有许多妇女因粗暴引产而死亡，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
尽管历史已走过这触目惊心的一页，但造成的伤痕仍未愈合。
日前新浪图片《看见》栏目发表一篇名为《村里的计生员老了》的报导，讲述云南大山里的基层计生员退休后生活陷入困境、晚景凄凉的故事。他们又老又病又穷，得不到世人的原谅，也未看到他们效忠的政府的关注。
弃卒
《村里的计生员老了》出现的第一位乡村计生员，是干了27年计工工作的严文献。曾是“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的他，和全国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的数百万人一样，没有编制，退下来后没有任何津贴和补助，现在以种洋芋为生，但干起农活已力不从心。
同样种着洋芋也快干不动的刘山，则当了10年的计生员。当年是计生突击队长的刘山，承认他没少拆乡亲的房，但他也认为，他并没将人逼到绝路：“我们拆人家房子时，还是会给他们留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棚。看着一家人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和牛、羊、马挤到一起。”
十年间，他成了“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而想方设法报复的村民，在将被拆的房子桌底下埋藏了土炸弹，妻子那些年一个人在家始终担惊受怕。
干了三十年计生员的张卫国，从受尊敬的村医变成了没人愿意打招呼的人。与其他落魄的退休计生员相比，他得到较好的工作──村支书，但村民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他每次去村里，都要摆出“霸气”的步态，这是他过去做计生工作时为自己壮胆的习惯。
得罪乡亲的他，口粮田曾一夜之间全被踩平，鸡成批死亡，爹娘被人骂，儿子被人打。张卫国觉得十分委屈：“我们干过基层计生员的，要是把自己内心的酸甜苦辣，一桩一桩摆，三天三夜都摆不完。”
曾是赤脚医生的梁长富，做了15年的计生员工作，最终主动请辞，改当兽医，但仍旧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他走村窜户时随身带着有红十字标志的医疗箱，上面有“优生优育”四个字。不用的时候，梁长富就把医药箱放在进家门的贡桌上。他说，自己杀生气太重，每天都要敬柱香。
最后一名老计生员伍和强，则选择远离村庄而居，房子仍是土砌的，目前靠领低保生活。伍和强不愿搬家的原因除了没钱外，也是因为自己得罪太多村民，村民不愿与他来往，有些妇女见了他还要往他身上吐口水。
做了计生员近三十年的他难过的说，有些事真有轮回，当年超生的一个孩子，却考上大学生村官，现在就管这村子。“那娃是个好娃啊！也不记仇。年初时，我生病了，他又来了，专门送我去医院。你说，当年，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妈妈怀了超生娃，肯定拉去做人流。那现在还哪来这么个好娃娃啊。后来，我们拆了他家的房子。我心里过不去啊，连村委会都没脸去呐！”。
这篇报导还说，伍和强其实特别喜欢孩子，每每在路上遇到娃娃，他都会停下来笑一会儿。
谈起那些年，“那都干了些什么事哟……”伍和强吸着自做卷烟，沉默半响，突然对着镜头捂着脸哭起来。
生不逢时
伍和强的眼泪，是他人性尚存的表现。那些年，全中国的计生人员都干了些什么？
1991年5月1日到8月10日，山东省聊城市所辖的冠县和莘县进行一场野蛮血腥的“百日无孩”运动，这期间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全都不许生，杜绝任何婴儿正常分娩。
据相关报导，当时被强制流产的从怀孕7个月以上的，到即将临产的孕妇，或是近40岁多年不孕，好不容易怀孕的妇女等，都难逃“百日无孩”运动。有些强制引产出来的婴儿还活着，发出第一声啼哭声后，头上马上被打一针，小腿乱蹬几下后死亡，有产妇看到这场面就疯了。
因一时流产、引产数量太大，死婴被集中丢在县医院几口已干枯的深井里，据当地居民说，那几口井多年后还留有强烈腐臭味。也因婴尸处理不当，经常有野狗叼着婴尸在街上跑。“百日无孩”有超过两万人被强制流产、引产，但这还不包括受“启发”而采取类似措施的阳谷、东阿等县。
长年深入调查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普立兹新闻奖得主方凤美，在她的着作《独生：中国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以下简称《独生》）提及一名流亡美国的前福建省计划生育官员高女士向她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
高女士称，她曾告发一名已有九个月身孕但没有准生证的妇女。“在手术室里，我看见孩子的嘴唇在动，手脚也都在动。医生把毒药打进孩子的脑部，然后孩子就死了，被扔进垃圾桶。”
她还关押过许多超生孕妇的亲戚，逼那些妇女去自首。她说，关押她们年迈的父母最管用，“很少有人想到老母亲因为自己而关在牢里，还能不为所动。”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被收取六块钱人民币的伙食费，同时他们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寄信，有时一关就是几个月。
高女士估计她至少要对1500多名婴儿的死负责，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死于怀孕晚期。在讲述这些恐怖往事时，她反覆强调自己别无选择、只是在履行职责。
中国媒体还报导过，2000年在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将一阿婆从厕所粪坑救起来的超生男婴，当众往地上摔，孩子痛得四肢抽动，他们仍残忍的用脚踢，最后按在稻田地里用水淹死。
祸根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并进行这么长时间？而计生工作方式为何能如此残忍、不顾一切只为达成目标？
方凤美去年12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国厉行一胎化，只因1980年邓小平有个目标“20年后（2000年）GDP要跃升4倍达1千美元”，专家估计达不到，因此决定反过来把分母缩小。而这样的策略竟是出自军方科学家。
她指出：“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4年，中国社会学者、人口专家不敢讲话，声音无法进入讨论，只有国防科学家最具话语声量，国防工业又男性居多，以为‘一胎化’执行后，若人口下降比率过多，调整数字、让人民再把小孩生回来就好，他们没想过社会不是说改就改”，“最后决定一胎化政策关键学者，竟是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宋健（时任国务委员，后主导三峡大坝兴建）。”
尽管一胎政策已结束，但仍被认为结束的太晚。方凤美表示，地方上有个说法是，大城市靠卖地收钱，小城市靠孩子收钱。对有些地方来说，取消一胎政策，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独生》提到，地方官员在决定要对违规者开罚多少钱有极大的自由度。金额可能是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两倍到十倍不等。2010年有名计生官员甚至对一个违规者征收五百万人民币罚款，当事人提出抗议时，这名官员据称还提高罚款金额，并扬言说：“你就是砧板上任我宰割的一块肉。”
除了可观的罚款，对从事计生工作的人来说，他们还可得到直接的好处──奖金。不同地方都有类似的奖金系统，例如福建省计生官员的奖励多寡由他们达成的绝育和堕胎手术数量决定，奖金最多可达到底薪的一半，所以大家才特别热衷抓人，连医生也很乐意多做堕胎手术来增加奖金。高女士声称：“有的女孩子根本没有怀孕，也被迫动了手术。”
有奖金，当然也有处罚。1990年中央政府设立全国性的问责机制，从官员、计生专家，到一般行政人员，只要未达到辖区生育指标，就要面临减薪、降职、甚至免职的处分，最关键的是不得提拔和晋陞职务，这就是中共所实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计生悲歌一再上演。2012年的冯建梅强制引产事件，她与死婴同躺床上的照片引来外界震惊。照片往往比文字来得更有说服力，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强制引产问题，与诸多国际媒体跟进报导，迫于外界压力，有两名官员被撤职，另有五人受惩处。
失去孩子的冯建梅虽不幸，但与难以计数的一胎政策受害民众相比，她又算是幸运，因为她得到了其他人都得不到的赔偿。
《独生》一书还提到，多数基层计生官员心里都明白自己无论做了什么，都不需要负担刑事责任，因为维持计生指标才是首要任务。只要能控制住限额，做什么都行，就算毁坏房子和财物、抓人去关，甚至没收孩子，都没人会说话。
上述残酷的手段，在其他民主国家是难以发生的。难道只因为金钱，就能让中国的计生工作者全抛开罪恶感？回顾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后的事迹，可找到原因。
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中共，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等各种运动，不断公开杀人，号召群众围观，让人民互相撕杀，甚至一同吃“敌人”的肉。有评论说，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中共发起的政治运动，煽动亲人反目，鼓励告密，使人人为敌。被破坏的传统文化，被败坏的道德，人们的是非善恶标准被颠覆，足够邪恶的人，反成了“先进人士”。云南大山里的那些退休计生人员不乏有“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
而促成这一切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却成了被人民挂在墙上崇拜的“神”。在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124岁生辰，仍有数万名毛泽东拥护者来到毛的家乡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庆祝“毛诞节”。许多中国人仍未意识到，毛泽东与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们苦难的根源。
在《看见》刊出的照片中，就有个具讽刺意味的画面。退休计生人员梁长富透过上香，安抚自己良心的贡桌上，放着一张快和医疗箱同宽的毛泽东像，旁边还有一尊毛泽东的小型人像，贡桌墙上还贴着一张疑似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与真正的神有关的，却是放在贡桌角落，一张比毛像还小的地藏菩萨像和一尊弥勒佛的小神像。
忏悔与委屈
曾有中央级的退休计生官员向方凤美坦言，中共政府必须要向这些遭强制堕胎的妇女道歉。对这位已罹患癌症的官员而言，在生命接近尾声时的忏悔，是他唯一能做的最后一点弥补。
而上述那位流亡美国的高女士，1989年曾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为中国的强制堕胎作证。据《独生》介绍，她是透过反堕胎说客的帮助来到美国，这些说客意图敦促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给联合国人口基金，而高女士的证词是他们游说内容的一部分。但美国拒绝为她提供政治庇护，因美国法律只提供政治庇护给遭到迫害的人。最终高女士在赞助人的帮助下取得在美国工作的权利，但没有绿卡及美国护照，也不太会说英语的她，只能从事帮佣，也无法离开美国。
她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她的居住权前景仍不明朗。她眼中含泪向方凤美问着：“到头来，我努力做了正确的事。我一定要永远被惩罚吗？”
充满血腥的一胎化政策结束了，伤害却从未远离，无论是受害妇女、来不及出生成的胎儿，或计生员，都是中共体制下的受害者。云南大山那些老病穷的退休计生员即是一例，在尝着自己造下的苦果的同时，又为自己感到委屈。
计生工作可是当年重中之重的工作！老计生员张卫国对《看见》如此强调。他说：在职时，天天被人骂，退下来后，也没人理他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的待遇后来都解决了，就他们什么也没有。
张卫国还说，有时跟一些老计生员凑在一起聊天，大家也觉得委屈：“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现在年纪大了，退下来后，什么待遇也没有。”
然而，张卫国不晓得的是，同样把“青春献给党”的红卫兵和老兵，也多落到悲惨的下场。
曾为中共政府打过战的老兵，因未获得公平安置，几十年来只能不断上访维权，但仍旧得不到解决。
而打着“革命热情”热烈投入批斗、武斗、大肆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有些成了红卫兵乱葬岗里的冤魂，多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没有利用价值后，一个“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命令，就把数千万红卫兵赶到农村和边疆当“知青”，遭到军代表和农村干部的欺凌，尤其是女知青更大量被奸污。
老兵、红卫兵、计生员，都只是中共统治历程的牺牲品、弃卒。
——转自《 博谈网》
（责任编辑：阿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