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网友朱韵和在推特上发了这样一个段子：1937年李克农担任中共八路军驻京办主任，负责领取军饷、医药、物资等。一次，国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八路军的医药清单时，发现其中治疗花柳病的药品数量多。经办人员就问李克农：“难道贵军中得这种病的人很多吗？”李克农医药知识不多，一经了解情况，顿时觉的尴尬……便向对方解释道：“我军是人民军队，与群众关系如同鱼水，卫生部门不但给指战员看病，也要给驻地的老百姓看病，陕北经济落后，农村卫生条件差，群众中得病的不少，所以多报了些。”
李克农的解释到底是否让国民政府经办人员信服，笔者不得而知，但笔者是不相信的，因为其所言的“农村卫生条件差，群众中得病的不少”，所以才大量购买治疗花柳病的药品间并无必然关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花柳病就是指性病，是通过不洁的性关系引起的。是以至今“寻花问柳”都指代嫖娼宿妓。陕西农村保守的老百姓连自身温饱都是个问题，哪有精力、钱财去寻花问柳呢？显然，李克农牵强的解释背后隐藏的是延安淫乱的内情。
其实，当今中共治下，众多中共官员“满嘴马列、满腹盗娼”，包养情妇，养小三、潜规则，性病泛滥等现象，都可以在当年的延安找到渊源。
延安时期的“性解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中共宣传的诱惑，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千里迢迢跑到中共老巢——延安，寻找所谓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天堂。由于延安住房比较紧张，没有条件供结婚后的夫妇单独居住，因此男女双方要在一起，需要写申请，再交费五毛钱才能团圆一次。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栈总是客满，大家都心知肚明，“礼拜六了！”
当时共产主义理论中最为吸引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之一的就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摒弃，即追求性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打造的虚幻“共产主义天堂”里，妇女将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生下小孩送到托儿所、幼儿园，交给社会抚养，吃饭有公共食堂。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不再依赖男人，女人不再是男人的私有财产。那时候，家庭将逐渐消亡，婚姻的纽带也将松弛乃至解除，男女之间的关系将摆脱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束缚，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感情和意愿。
俄国“十月政变”后，由此发展了“杯水主义”。所谓“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就像用杯子喝水一样稀松平常，想换就换，只要杯子不脏。中共成立后，也对此全盘接受，无论是在瑞金苏区，还是在延安时期，也流行“杯水主义”。也就是说，彼时在延安，男女做爱就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样简单、自然，临时夫妻现象并不罕见。
据说，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击”，也就是一个男的碰见一个女的，问一声：“打个游击吧？”女的说：“好吧。”随即，两人就钻枣林了。这样的行为，当时受共产党理论蛊惑之人并不以之为耻，而中共高官则是首先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共高层利用权力满足淫欲致使性关系紊乱的现象自中共成立后就已成为常态，延安时期更是登峰造极。
延安时期中共高官的换妻潮
随着年轻貌美的“进步”女性来到延安，早已有妻室的中共高官们同样耐不住蠢蠢欲动的心，开始了第一轮换妻潮。毛泽东首先抛弃了贺子珍而和来自上海的演员江青搞在了一起。当代“左王”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中共将领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等等。
2013年，中国作家鲁直人曾在香港《动向》杂志上撰文予以揭露。文章披露，根据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的回忆录，得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凯丰，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第三者”。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
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凯丰来转的。凯丰，原名何克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团中央书记。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高攀大树做靠山了。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抛弃了与其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后来，凯丰又抛弃了房纪，1971年房纪因癌症去世。
此外，在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亦披露，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供出罗亦农的人，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
据说当年延安的窑洞，几乎天天晚上开舞会，领导身边都是“要求进步”的女青年。也正因为延安时期的这种做派，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后，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 ，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二人也因此挨整。
这样淫乱的延安中共上下，大概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八路军要买那么多的治花柳病的药品了。
中共淫乱有基因
中共从其成立之日到迄今未止的淫乱，并非是偶然，因为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对男忠女贞的传统道德就抱着一种造反的态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奸污女仆，并产下孩子让恩格斯抚养；恩格斯与两姐妹同居；苏联共产党党魁列宁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他还嫖妓并染上梅毒。另一个党魁斯大林同样是淫乱无比，霸占他人妻子等。
继承了如此基因的中共党魁和中共党人淫乱成风就不奇怪了，如毛泽东私生活糜烂，换妻频繁，晚年更是妻妾成群；再如江泽民宋祖英公开淫乱，大量中共高官都包养情妇、纵情声色。由这等货色组成的中共治理下的中国，为何出现全社会淫风泛滥、道德败坏，娼妓遍地等，也同样不难解释了。
诚如大纪元刚刚推出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正是通过让人们放纵情欲来彻底毁坏人的道德。无疑，共产主义和中共不除，中国社会将毫无希望可言。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李克农的解释到底是否让国民政府经办人员信服，笔者不得而知，但笔者是不相信的，因为其所言的“农村卫生条件差，群众中得病的不少”，所以才大量购买治疗花柳病的药品间并无必然关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花柳病就是指性病，是通过不洁的性关系引起的。是以至今“寻花问柳”都指代嫖娼宿妓。陕西农村保守的老百姓连自身温饱都是个问题，哪有精力、钱财去寻花问柳呢？显然，李克农牵强的解释背后隐藏的是延安淫乱的内情。
其实，当今中共治下，众多中共官员“满嘴马列、满腹盗娼”，包养情妇，养小三、潜规则，性病泛滥等现象，都可以在当年的延安找到渊源。
延安时期的“性解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中共宣传的诱惑，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千里迢迢跑到中共老巢——延安，寻找所谓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天堂。由于延安住房比较紧张，没有条件供结婚后的夫妇单独居住，因此男女双方要在一起，需要写申请，再交费五毛钱才能团圆一次。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栈总是客满，大家都心知肚明，“礼拜六了！”
当时共产主义理论中最为吸引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之一的就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摒弃，即追求性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打造的虚幻“共产主义天堂”里，妇女将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生下小孩送到托儿所、幼儿园，交给社会抚养，吃饭有公共食堂。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不再依赖男人，女人不再是男人的私有财产。那时候，家庭将逐渐消亡，婚姻的纽带也将松弛乃至解除，男女之间的关系将摆脱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束缚，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感情和意愿。
俄国“十月政变”后，由此发展了“杯水主义”。所谓“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就像用杯子喝水一样稀松平常，想换就换，只要杯子不脏。中共成立后，也对此全盘接受，无论是在瑞金苏区，还是在延安时期，也流行“杯水主义”。也就是说，彼时在延安，男女做爱就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样简单、自然，临时夫妻现象并不罕见。
据说，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击”，也就是一个男的碰见一个女的，问一声：“打个游击吧？”女的说：“好吧。”随即，两人就钻枣林了。这样的行为，当时受共产党理论蛊惑之人并不以之为耻，而中共高官则是首先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共高层利用权力满足淫欲致使性关系紊乱的现象自中共成立后就已成为常态，延安时期更是登峰造极。
延安时期中共高官的换妻潮
随着年轻貌美的“进步”女性来到延安，早已有妻室的中共高官们同样耐不住蠢蠢欲动的心，开始了第一轮换妻潮。毛泽东首先抛弃了贺子珍而和来自上海的演员江青搞在了一起。当代“左王”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中共将领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等等。
2013年，中国作家鲁直人曾在香港《动向》杂志上撰文予以揭露。文章披露，根据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的回忆录，得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凯丰，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第三者”。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
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凯丰来转的。凯丰，原名何克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团中央书记。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高攀大树做靠山了。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抛弃了与其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后来，凯丰又抛弃了房纪，1971年房纪因癌症去世。
此外，在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亦披露，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供出罗亦农的人，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
据说当年延安的窑洞，几乎天天晚上开舞会，领导身边都是“要求进步”的女青年。也正因为延安时期的这种做派，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后，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 ，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二人也因此挨整。
这样淫乱的延安中共上下，大概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八路军要买那么多的治花柳病的药品了。
中共淫乱有基因
中共从其成立之日到迄今未止的淫乱，并非是偶然，因为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对男忠女贞的传统道德就抱着一种造反的态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奸污女仆，并产下孩子让恩格斯抚养；恩格斯与两姐妹同居；苏联共产党党魁列宁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他还嫖妓并染上梅毒。另一个党魁斯大林同样是淫乱无比，霸占他人妻子等。
继承了如此基因的中共党魁和中共党人淫乱成风就不奇怪了，如毛泽东私生活糜烂，换妻频繁，晚年更是妻妾成群；再如江泽民宋祖英公开淫乱，大量中共高官都包养情妇、纵情声色。由这等货色组成的中共治理下的中国，为何出现全社会淫风泛滥、道德败坏，娼妓遍地等，也同样不难解释了。
诚如大纪元刚刚推出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正是通过让人们放纵情欲来彻底毁坏人的道德。无疑，共产主义和中共不除，中国社会将毫无希望可言。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